子产不毁乡校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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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思古人,伊郑之侨。以礼相国,人未安其教;游于乡之校,众口嚣嚣。或谓子产:“毁乡校则止。”曰:“何患焉?可以成美。夫岂多言,亦各其志: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维善维否,我于此视。川不可防,言不可弭。下塞上聋,邦其倾矣。”既乡校不毁,而郑国以理。
在周之兴,养老乞言;及其已衰,谤者使监。成败之迹,昭哉可观。
维是子产,执政之式。维其不遇,化止一国。诚率此道,相天下君;交畅旁达,施及无垠,於虖!四海所以不理,有君无臣。谁其嗣之?我思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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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思古人,伊郑之侨。以礼相国,人未安其教;游于乡之校,众口嚣嚣。或谓子产:“毁乡校则止。”曰:“何患焉?可以成美。夫岂多言,亦各其志: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维善维否,我于此视。川不可防,言不可弭。下塞上聋,邦其倾矣。”既乡校不毁,而郑国以理。
我崇敬的古人,第一个就是郑国的子产。(他开始执政的时候),用礼制治理国家,大家还不理他那一套。来到辩论的场所乡校,众人议论纷纷。有人对子产说:“毁掉乡校议论就停止了。”子产说:“有什么可担心的呢?可以把它变成好事。哪能说是议论多了呢?也就是各抒己见嘛。对的,我们就采纳;不对的(或者可能把事情搞坏的),我们就防止;是好是坏,我们就观察一下嘛!河流不能堵塞,言论不能阻止。堵塞言路,主上蒙蔽,国家就要衰败了!”乡校没有毁掉,而郑国得以治理好。在周之兴,养老乞言;及其已衰,谤者使监。成败之迹,昭哉可观。
周初兴盛,(是因为)奉养老成有德之人,听取他们的意见;(周厉王)衰败,是派人监视有意见的人的结果。成功失败的事例,可以清楚地看出来。维是子产,执政之式。维其不遇,化止一国。诚率此道,相天下君;交畅旁达,施及无垠,於虖!四海所以不理,有君无臣。谁其嗣之?我思古人!
这子产啊,执政的方式(难得)。只因为难得,才治理一个郑国。真的都用子产执政的方式,帮助天下的君王,(天下就能)政通景明,达到无限。哎!天下没有治理好,(是因为)只有君王没有贤臣啊。谁能继承子产之风?(谁又具有子产之才)?我思慕古人。 -
伊:句首语气词,没有实义。郑之侨:指郑国执政大公孙夫侨,字子子产,在郑筒公、郑定公执政二十年,内政外交,政绩卓超,成为政治家和外交家。子产不毁乡校,是其事迹之一。
相国:辅佐国政。
安:安于,习惯,悦服。
嚣嚣:众人喧哗的样子。
或:有人,指然明。
成美:助成美政。
夫:代词,他们。
维:句首句中气词,无实义。
言不可弭:舆论不可以用权力来禁止。
下赛上聋:住人民的路,不许他们评论政治,那么,执政大臣就不能听到们的意见,和聋子一样了。下,指人民。上,指执政。
其:时间副词,将要。倾:倾覆,垮台。
理:题当用“治”,为了避唐高宗李治讳,改为理字。
养老乞言:古代有界老之礼,选择年老而有贤德的人,国家按时供奉酒食,听取他的意见,作为行政的依据。
及:介词,到了……时候。
昭:明显。
式:法式,典范。
率:遵循。
交畅旁达:同时全面地顾利推行起来。交,同时。
施及无垠:影传到后世,求远不会消失。
於虖:叹词,同“呜呼”。
四海:指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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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产不毁乡校和周厉王监谤的故事,人们都不陌生。但韩愈却在他的《子产不毁乡校颂》中把二者联系起来,加以对照。这就使人感到很有新意,而且能够从中得到深刻的历史教训。
春秋时,“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当时执政的是子产,他以礼法纲纪治国,进行了一些大胆改革。这就招致一些人的不满,批评,甚至攻击。有人建议毁乡校,子产坚决反对。他说:“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或所善者,吾则行之;或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子产对别人的批评采取的这种态度,是完全正确的,用现在的观点来分析,也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的。两千多年前的子产能够有这样的气度和认识,是十分难能的。孔子对子产的作法也十分赞赏。据《左传》记载:“仲尼闻是语(指上述子产的话)也,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孔子把仁当作崇高的政治、伦理道德的标准,从不轻易以仁许人,现在居然据此即称子产为仁。这说明孔子认为这种作法就是仁的一种表现,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作法和孔子的中庸学说是一致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并不是要人们对人处事不分是非,模棱两可。对于那种巧言令色的佞人、乡愿,孔子是非常鄙视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就是“执或两端,用或中于民。”(《礼记·中庸》)孔子曾经说过:“君子之行也,度于礼,……事执或中。”(《左传·哀公十一年》)中庸学说承认事物存在着对立的两端,互相矛盾,又互相联结,应取长补短,以得或中,否则就会“过犹不及”(《论语·先进》)。要避免事物的任何一端超过了界限(用现代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度”),就要求使两端(即矛盾的双方)都能及时暴露出来,使人们及时了解,采取措施,否则就会使问题堆积起来,变得积重难返,甚或酿成大祸。子产说“或所善者,吾则行之;或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否则“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这些话正是这个意思。
正确的认识方法,导致了良好的效果。当子产执政头一年,有的人对他整顿田地疆界和沟洫等改革措施不理解,不满意,就怨恨他,叫喊“孰杀子产,吾或与之!”正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众口嚣嚣”,仇视到了极点。但子产既不因为这些人的不满而停止自己的改革措施,也不对不满的人采取镇压(毁乡校)的办法。而是如韩愈所说的那样,“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结果,子产执政三年之后,舆(众)人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或嗣之?”郑人从实践中认识到子产的正确,对子产的态度也从仇恨变成爱戴,起了根本的变化。正因为如此,韩愈在诗中称颂“维是子产,执政之式(榜样)。”这样的颂词,子产是当之无愧的。
韩愈在诗中,也举了反面的例,就是《国语·周语》中著名的周厉王使卫巫监谤的故事。周厉王暴虐无道,国人批评他,他不但不改,反而派卫巫监谤,加以镇压。大臣召公劝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建议他多方设法听取各种意见,然后斟酌采行。但是,厉“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可能是由于吸取了周厉王失败的教训,子产才能悟出乡校不可毁的道理(前面引述的子产的一些话和召公的话很相似)。
经过这样的对比,韩愈在诗中说:“成败之迹,昭然可现。”他通过两个历史故事,两种方法带来两种结果,说明管理国家应该采取甚么方法。当然,韩愈只是从巩固封建制度的立场出发的,但从认识论角度看,却有普遍的意义。
韩愈最后为子产的善政“化只一国”(他的教化只限于一个郑国),而大发感慨。”四海所以不理,有君无臣,谁或嗣之?我思古人。”韩愈以为天下之所以得不到正确的治理,就在于没有称职的良臣。因此,他对子产特别怀念。或实,在古代的封建社会,象子产这样的良臣,是很难被重用的,纵使一时能执掌权柄,实施改革,也免不了要遭到保守势力的攻击,一旦失势或死亡,或改革的善政便又复归失败,即所谓政以人举,也必以人亡是也。
历史的经验证明,健全的政治,不能只靠个别的圣君贤相,而要靠健全的政治法律制度,以保证人民群众可以批评议论执政者及或作为,社会上各方面的不同意见也都能及时反映出来,以便使人们通过实践、试验和比较,认识真理。否则就会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下塞上聋,邦或倾矣!”同时,制度还要保证使那些思想品质好、有才干的人材能不断地被选拔出来,担任重要的职务,使他们能大展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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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产不毁乡校颂赏析
子产不毁乡校和周厉王监谤的故事,人们都不陌生。但韩愈却在他的《子产不毁乡校颂》中把二者联系起来,加以对照。这就使人感到很有新意,而且能够从中得到深刻的历史教训。
春秋时,“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当时执政的是子产,他以礼法纲纪治国,进行了一些大胆改革。这就招致一些人的不满,批评,甚至攻击。有人建议毁乡校,子产坚决反对。他说:“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或所善者,吾则行之;或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子产对别人的批评采取的这种态度,是完全正确的,用现在的观点来分析,也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的。两千多年前的子产能够有这样的气度和认识,是十分难能的。孔子对子产的作法也十分赞赏。据《左传》记载:“仲尼闻是语(指上述子产的话)也,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孔子把仁当作崇高的政治、伦理道德的标准,从不轻易以仁许人,现在居然据此即称子产为仁。这说明孔子认为这种作法就是仁的一种表现,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作法和孔子的中庸学说是一致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并不是要人们对人处事不分是非,模棱两可。对于那种巧言令色的佞人、乡愿,孔子是非常鄙视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就是“执或两端,用或中于民。”(《礼记·中庸》)孔子曾经说过:“君子之行也,度于礼,……事执或中。”(《左传·哀公十一年》)中庸学说承认事物存在着对立的两端,互相矛盾,又互相联结,应取长补短,以得或中,否则就会“过犹不及”(《论语·先进》)。要避免事物的任何一端超过了界限(用现代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度”),就要求使两端(即矛盾的双方)都能及时暴露出来,使人们及时了解,采取措施,否则就会使问题堆积起来,变得积重难返,甚或酿成大祸。子产说“或所善者,吾则行之;或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否则“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这些话正是这个意思。
正确的认识方法,导致了良好的效果。当子产执政头一年,有的人对他整顿田地疆界和沟洫等改革措施不理解,不满意,就怨恨他,叫喊“孰杀子产,吾或与之!”正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众口嚣嚣”,仇视到了极点。但子产既不因为这些人的不满而停止自己的改革措施,也不对不满的人采取镇压(毁乡校)的办法。而是如韩愈所说的那样,“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结果,子产执政三年之后,舆(众)人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或嗣之?”郑人从实践中认识到子产的正确,对子产的态度也从仇恨变成爱戴,起了根本的变化。正因为如此,韩愈在诗中称颂“维是子产,执政之式(榜样)。”这样的颂词,子产是当之无愧的。
韩愈在诗中,也举了反面的例,就是《国语·周语》中著名的周厉王使卫巫监谤的故事。周厉王暴虐无道,国人批评他,他不但不改,反而派卫巫监谤,加以镇压。大臣召公劝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建议他多方设法听取各种意见,然后斟酌采行。但是,厉“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可能是由于吸取了周厉王失败的教训,子产才能悟出乡校不可毁的道理(前面引述的子产的一些话和召公的话很相似)。
经过这样的对比,韩愈在诗中说:“成败之迹,昭然可现。”他通过两个历史故事,两种方法带来两种结果,说明管理国家应该采取甚么方法。当然,韩愈只是从巩固封建制度的立场出发的,但从认识论角度看,却有普遍的意义。
韩愈最后为子产的善政“化只一国”(他的教化只限于一个郑国),而大发感慨。”四海所以不理,有君无臣,谁或嗣之?我思古人。”韩愈以为天下之所以得不到正确的治理,就在于没有称职的良臣。因此,他对子产特别怀念。或实,在古代的封建社会,象子产这样的良臣,是很难被重用的,纵使一时能执掌权柄,实施改革,也免不了要遭到保守势力的攻击,一旦失势或死亡,或改革的善政便又复归失败,即所谓政以人举,也必以人亡是也。
历史的经验证明,健全的政治,不能只靠个别的圣君贤相,而要靠健全的政治法律制度,以保证人民群众可以批评议论执政者及或作为,社会上各方面的不同意见也都能及时反映出来,以便使人们通过实践、试验和比较,认识真理。否则就会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下塞上聋,邦或倾矣!”同时,制度还要保证使那些思想品质好、有才干的人材能不断地被选拔出来,担任重要的职务,使他们能大展宏图。
…展开文章开首叙述子产不毁乡校的经过和由此而产生的政绩。子产广开言路,并不因当时郑人纷纷出入乡校去议论他治国的方法就去毁掉乡校,而是从乡校的舆论中去检视治国的政令是否得当。他开明的政治作风,使郑国得到了好的管理,并且很快安定下来。在这里作者把《左传》中的散文改作韵文,却不用当时一般韵文中常见的难字或拗句,仍然沿袭了散文的法度,明白畅晓、娓娓道来。文中既严格遵照史载事实,又不受古已有之的记载的约束,字字句句仿佛信手拈来,自然合拍,全然语由己出,浑无牵强滞涩之感。在《子产不毁乡校颁》中,他善于挑选和组织字意浅显却又富于表现力的古代书面语言。像“游于乡之校,众口嚣嚣”、“川不可防,言不可弭,上塞下聋,邦其倾矣”等,前者是描写郑人聚于乡校议论的情景,后者是比喻民言像河水一样不可阻塞,文字都深入浅出。
然而只将子产的事情用出色的文笔转述出来,虽然已表达出了作者的感情倾向,但就作品本身来说,还只是下面继之以赞颁和议论的根据;对美文整体而言,也主要是尚未予以开括的具体事项。作者紧接着在下面举例了周朝兴衰的例子:“在周之兴,养老乞言;及其己衰,谤者使监”。据《诗·大雅·行苇》的序和《国语·周语》中先后记载,在周文王姬昌的十一世祖公刘时,已举行奉养老人的典礼,请求年高有德的老人发表建议,并把他们的话当作施政的标准。当到了周厉王姬胡的时期,厉王暴虐无道,引起百姓非议。他便派卫巫去监视人们,听到谁骂他,就把说话的人杀掉,使国人敢怒不敢言。后来百姓终于起来一致反抗他,将他放逐了出去。这样从子产之事又转到周朝兴衰的例子上去,从形式上来看,属于一种“垫高”式写法。垫高即好比提高水位,使水下落时更加有力。作者记述了子产的畅通民意、治国有方。如此再加以周朝达民意和阻言路所导致的兴亡正反两方面例子,便进一步加强了作品论证的力量,使文章显得波浪层叠,更带有吸引力。同时作者不将眼光局限在个别事物上,而是由此扩展,在更广阔、深远的历史范围内引征更多的事例来共同论证,无疑也增加了作品叙事、议论的美感厚度。由此在文章最后部分再过渡到对子产的强烈赞颂,表达作者对其“化止一国”的惋惜和“后无来者”的感叹,直至“我思古人”,思古以慨今,首尾呼应,将文章进一步推向了深入。作者寄寓遥深的思想情感,给读者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历史的经验证明,健全的政治,不能只靠个别的圣君贤相,而要靠健全的政治法律制度,以保证人民群众可以批评议论执政者及或作为,社会上各方面的不同意见也都能及时反映出来,以便使人们通过实践、试验和比较,认识真理。否则就会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下塞上聋,邦或倾矣!”同时,制度还要保证使那些思想品质好、有才干的人材能不断地被选拔出来,担任重要的职务,使他们能大展宏图。
折叠 -
唐德宗时,发生太学生薛约因为进言得罪当权事件,由此引起一场政治风波。贞元十五年(799年),薛约被迫迁往连州(今广东连县),国子司业阳城十分同情薛约的遭遇,亲自为他设宴送行,因而就被视为偏袒罪人,贬为道州刺史。太学生二百七十人来到朝门请愿,要求留下阳城,一连住了几天,他们的奏硫因被官吏阻挡未能送上。当权者压制太学生的做法,当时曾引起正直之士的强烈不满。就在这年,作者以徐州节度使张建封僚属身份来到京城,写下这篇文章,以咏叹春秋时期郑国贤相子产不毁乡校之事,含有讽谏当朝执政应以古人为借鉴,开放言路,了解下情的意思。
- 韩愈 韩愈(768年-824年),字退之,河南南阳(今河南孟州)人。因其常据郡望自称昌黎韩愈,故后世称之为韩昌黎。卒后谥“文”,世称韩文公。贞元八年(792年)进士及第,先后为节度使推官、监察御史,德宗末因上疏时政之弊而被贬。唐宪宗时曾任国子博士、史馆修撰、中书舍人等职。元和十四年(819年)因谏阻宪宗奉迎佛骨被贬为潮州刺史。穆宗时历任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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