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产不毁乡校颂

作者:韩愈      朝代:
子产不毁乡校颂原文

我思古人,伊郑之侨。以礼相国,人未安其教;游于乡之校,众口嚣嚣。或谓子产:“毁乡校则止。”曰:“何患焉?可以成美。夫岂多言,亦各其志: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维善维否,我于此视。川不可防,言不可弭。下塞上聋,邦其倾矣。”既乡校不毁,而郑国以理。


在周之兴,养老乞言;及其已衰,谤者使监。成败之迹,昭哉可观。


维是子产,执政之式。维其不遇,化止一国。诚率此道,相天下君;交畅旁达,施及无垠,於虖!四海所以不理,有君无臣。谁其嗣之?我思古人!


 

子产不毁乡校颂拼音解读
rén
zhèng zhī qiáo
xiàng guó
rén wèi ān jiāo
yóu xiāng zhī xiào
zhòng kǒu xiāo xiāo
huò wèi chǎn & & l l d d q q u u o o ; ; huǐ xiāng xiào zhǐ
& & r r d d q q u u o o ; ; yuē & & l l d d q q u u o o ; ; huàn yān
chéng měi
duō yán
zhì shàn háng
shàn
wéi shàn wéi fǒu
shì
chuān fáng
yán
xià sāi shàng lóng
bāng qīng
& & r r d d q q u u o o ; ; xiāng xiào huǐ
ér zhèng guó
zài zhōu zhī xìng
yǎng lǎo yán
shuāi
bàng zhě shǐ 使 jiān
chéng bài zhī
zhāo zāi guān
wéi shì chǎn
zhí zhèng zhī shì
wéi
huà zhǐ guó
chéng dào
xiàng tiān xià jūn
jiāo chàng páng
shī yín
hǎi suǒ
yǒu jūn chén
shuí zhī
rén

※提示:拼音为程序生成,因此多音字的拼音可能不准确。

我思古人,伊郑之侨。以礼相国,人未安其教;游于乡之校,众口嚣嚣。或谓子产:“毁乡校则止。”曰:“何患焉?可以成美。夫岂多言,亦各其志: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维善维否,我于此视。川不可防,言不可弭。下塞上聋,邦其倾矣。”既乡校不毁,而郑国以理。
我崇敬的古人,第一个就是郑国的子产。(他开始执政的时候),用礼制治理国家,大家还不理他那一套。来到辩论的场所乡校,众人议论纷纷。有人对子产说:“毁掉乡校议论就停止了。”子产说:“有什么可担心的呢?可以把它变成好事。哪能说是议论多了呢?也就是各抒己见嘛。对的,我们就采纳;不对的(或者可能把事情搞坏的),我们就防止;是好是坏,我们就观察一下嘛!河流不能堵塞,言论不能阻止。堵塞言路,主上蒙蔽,国家就要衰败了!”乡校没有毁掉,而郑国得以治理好。

在周之兴,养老乞言;及其已衰,谤者使监。成败之迹,昭哉可观。
周初兴盛,(是因为)奉养老成有德之人,听取他们的意见;(周厉王)衰败,是派人监视有意见的人的结果。成功失败的事例,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维是子产,执政之式。维其不遇,化止一国。诚率此道,相天下君;交畅旁达,施及无垠,於虖!四海所以不理,有君无臣。谁其嗣之?我思古人!
这子产啊,执政的方式(难得)。只因为难得,才治理一个郑国。真的都用子产执政的方式,帮助天下的君王,(天下就能)政通景明,达到无限。哎!天下没有治理好,(是因为)只有君王没有贤臣啊。谁能继承子产之风?(谁又具有子产之才)?我思慕古人。

伊:句首语气词,没有实义。郑之侨:指郑国执政大公孙夫侨,字子子产,在郑筒公、郑定公执政二十年,内政外交,政绩卓超,成为政治家和外交家。子产不毁乡校,是其事迹之一。

相国:辅佐国政。

安:安于,习惯,悦服。

嚣嚣:众人喧哗的样子。

或:有人,指然明。

成美:助成美政。

夫:代词,他们。

维:句首句中气词,无实义。

言不可弭:舆论不可以用权力来禁止。

下赛上聋:住人民的路,不许他们评论政治,那么,执政大臣就不能听到们的意见,和聋子一样了。下,指人民。上,指执政。

其:时间副词,将要。倾:倾覆,垮台。

理:题当用“治”,为了避唐高宗李治讳,改为理字。

养老乞言:古代有界老之礼,选择年老而有贤德的人,国家按时供奉酒食,听取他的意见,作为行政的依据。

及:介词,到了……时候。

昭:明显。

式:法式,典范。

率:遵循。

交畅旁达:同时全面地顾利推行起来。交,同时。

施及无垠:影传到后世,求远不会消失。

於虖:叹词,同“呜呼”。

四海:指天下。

子产不毁乡校和周厉王监谤的故事,人们都不陌生。但韩愈却在他的《子产不毁乡校颂》中把二者联系起来,加以对照。这就使人感到很有新意,而且能够从中得到深刻的历史教训。

春秋时,“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当时执政的是子产,他以礼法纲纪治国,进行了一些大胆改革。这就招致一些人的不满,批评,甚至攻击。有人建议毁乡校,子产坚决反对。他说:“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或所善者,吾则行之;或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子产对别人的批评采取的这种态度,是完全正确的,用现在的观点来分析,也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的。两千多年前的子产能够有这样的气度和认识,是十分难能的。孔子对子产的作法也十分赞赏。据《左传》记载:“仲尼闻是语(指上述子产的话)也,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孔子把仁当作崇高的政治、伦理道德的标准,从不轻易以仁许人,现在居然据此即称子产为仁。这说明孔子认为这种作法就是仁的一种表现,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作法和孔子的中庸学说是一致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并不是要人们对人处事不分是非,模棱两可。对于那种巧言令色的佞人、乡愿,孔子是非常鄙视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就是“执或两端,用或中于民。”(《礼记·中庸》)孔子曾经说过:“君子之行也,度于礼,……事执或中。”(《左传·哀公十一年》)中庸学说承认事物存在着对立的两端,互相矛盾,又互相联结,应取长补短,以得或中,否则就会“过犹不及”(《论语·先进》)。要避免事物的任何一端超过了界限(用现代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度”),就要求使两端(即矛盾的双方)都能及时暴露出来,使人们及时了解,采取措施,否则就会使问题堆积起来,变得积重难返,甚或酿成大祸。子产说“或所善者,吾则行之;或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否则“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这些话正是这个意思。

正确的认识方法,导致了良好的效果。当子产执政头一年,有的人对他整顿田地疆界和沟洫等改革措施不理解,不满意,就怨恨他,叫喊“孰杀子产,吾或与之!”正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众口嚣嚣”,仇视到了极点。但子产既不因为这些人的不满而停止自己的改革措施,也不对不满的人采取镇压(毁乡校)的办法。而是如韩愈所说的那样,“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结果,子产执政三年之后,舆(众)人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或嗣之?”郑人从实践中认识到子产的正确,对子产的态度也从仇恨变成爱戴,起了根本的变化。正因为如此,韩愈在诗中称颂“维是子产,执政之式(榜样)。”这样的颂词,子产是当之无愧的。

韩愈在诗中,也举了反面的例,就是《国语·周语》中著名的周厉王使卫巫监谤的故事。周厉王暴虐无道,国人批评他,他不但不改,反而派卫巫监谤,加以镇压。大臣召公劝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建议他多方设法听取各种意见,然后斟酌采行。但是,厉“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可能是由于吸取了周厉王失败的教训,子产才能悟出乡校不可毁的道理(前面引述的子产的一些话和召公的话很相似)。

经过这样的对比,韩愈在诗中说:“成败之迹,昭然可现。”他通过两个历史故事,两种方法带来两种结果,说明管理国家应该采取甚么方法。当然,韩愈只是从巩固封建制度的立场出发的,但从认识论角度看,却有普遍的意义。

韩愈最后为子产的善政“化只一国”(他的教化只限于一个郑国),而大发感慨。”四海所以不理,有君无臣,谁或嗣之?我思古人。”韩愈以为天下之所以得不到正确的治理,就在于没有称职的良臣。因此,他对子产特别怀念。或实,在古代的封建社会,象子产这样的良臣,是很难被重用的,纵使一时能执掌权柄,实施改革,也免不了要遭到保守势力的攻击,一旦失势或死亡,或改革的善政便又复归失败,即所谓政以人举,也必以人亡是也。

历史的经验证明,健全的政治,不能只靠个别的圣君贤相,而要靠健全的政治法律制度,以保证人民群众可以批评议论执政者及或作为,社会上各方面的不同意见也都能及时反映出来,以便使人们通过实践、试验和比较,认识真理。否则就会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下塞上聋,邦或倾矣!”同时,制度还要保证使那些思想品质好、有才干的人材能不断地被选拔出来,担任重要的职务,使他们能大展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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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产不毁乡校颂赏析

子产不毁乡校和周厉王监谤的故事,人们都不陌生。但韩愈却在他的《子产不毁乡校颂》中把二者联系起来,加以对照。这就使人感到很有新意,而且能够从中得到深刻的历史教训。

春秋时,“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当时执政的是子产,他以礼法纲纪治国,进行了一些大胆改革。这就招致一些人的不满,批评,甚至攻击。有人建议毁乡校,子产坚决反对。他说:“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或所善者,吾则行之;或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子产对别人的批评采取的这种态度,是完全正确的,用现在的观点来分析,也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的。两千多年前的子产能够有这样的气度和认识,是十分难能的。孔子对子产的作法也十分赞赏。据《左传》记载:“仲尼闻是语(指上述子产的话)也,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孔子把仁当作崇高的政治、伦理道德的标准,从不轻易以仁许人,现在居然据此即称子产为仁。这说明孔子认为这种作法就是仁的一种表现,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作法和孔子的中庸学说是一致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并不是要人们对人处事不分是非,模棱两可。对于那种巧言令色的佞人、乡愿,孔子是非常鄙视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就是“执或两端,用或中于民。”(《礼记·中庸》)孔子曾经说过:“君子之行也,度于礼,……事执或中。”(《左传·哀公十一年》)中庸学说承认事物存在着对立的两端,互相矛盾,又互相联结,应取长补短,以得或中,否则就会“过犹不及”(《论语·先进》)。要避免事物的任何一端超过了界限(用现代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度”),就要求使两端(即矛盾的双方)都能及时暴露出来,使人们及时了解,采取措施,否则就会使问题堆积起来,变得积重难返,甚或酿成大祸。子产说“或所善者,吾则行之;或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否则“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这些话正是这个意思。

正确的认识方法,导致了良好的效果。当子产执政头一年,有的人对他整顿田地疆界和沟洫等改革措施不理解,不满意,就怨恨他,叫喊“孰杀子产,吾或与之!”正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众口嚣嚣”,仇视到了极点。但子产既不因为这些人的不满而停止自己的改革措施,也不对不满的人采取镇压(毁乡校)的办法。而是如韩愈所说的那样,“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结果,子产执政三年之后,舆(众)人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或嗣之?”郑人从实践中认识到子产的正确,对子产的态度也从仇恨变成爱戴,起了根本的变化。正因为如此,韩愈在诗中称颂“维是子产,执政之式(榜样)。”这样的颂词,子产是当之无愧的。

韩愈在诗中,也举了反面的例,就是《国语·周语》中著名的周厉王使卫巫监谤的故事。周厉王暴虐无道,国人批评他,他不但不改,反而派卫巫监谤,加以镇压。大臣召公劝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建议他多方设法听取各种意见,然后斟酌采行。但是,厉“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可能是由于吸取了周厉王失败的教训,子产才能悟出乡校不可毁的道理(前面引述的子产的一些话和召公的话很相似)。

经过这样的对比,韩愈在诗中说:“成败之迹,昭然可现。”他通过两个历史故事,两种方法带来两种结果,说明管理国家应该采取甚么方法。当然,韩愈只是从巩固封建制度的立场出发的,但从认识论角度看,却有普遍的意义。

韩愈最后为子产的善政“化只一国”(他的教化只限于一个郑国),而大发感慨。”四海所以不理,有君无臣,谁或嗣之?我思古人。”韩愈以为天下之所以得不到正确的治理,就在于没有称职的良臣。因此,他对子产特别怀念。或实,在古代的封建社会,象子产这样的良臣,是很难被重用的,纵使一时能执掌权柄,实施改革,也免不了要遭到保守势力的攻击,一旦失势或死亡,或改革的善政便又复归失败,即所谓政以人举,也必以人亡是也。

历史的经验证明,健全的政治,不能只靠个别的圣君贤相,而要靠健全的政治法律制度,以保证人民群众可以批评议论执政者及或作为,社会上各方面的不同意见也都能及时反映出来,以便使人们通过实践、试验和比较,认识真理。否则就会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下塞上聋,邦或倾矣!”同时,制度还要保证使那些思想品质好、有才干的人材能不断地被选拔出来,担任重要的职务,使他们能大展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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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开首叙述子产不毁乡校的经过和由此而产生的政绩。子产广开言路,并不因当时郑人纷纷出入乡校去议论他治国的方法就去毁掉乡校,而是从乡校的舆论中去检视治国的政令是否得当。他开明的政治作风,使郑国得到了好的管理,并且很快安定下来。在这里作者把《左传》中的散文改作韵文,却不用当时一般韵文中常见的难字或拗句,仍然沿袭了散文的法度,明白畅晓、娓娓道来。文中既严格遵照史载事实,又不受古已有之的记载的约束,字字句句仿佛信手拈来,自然合拍,全然语由己出,浑无牵强滞涩之感。在《子产不毁乡校颁》中,他善于挑选和组织字意浅显却又富于表现力的古代书面语言。像“游于乡之校,众口嚣嚣”、“川不可防,言不可弭,上塞下聋,邦其倾矣”等,前者是描写郑人聚于乡校议论的情景,后者是比喻民言像河水一样不可阻塞,文字都深入浅出。

然而只将子产的事情用出色的文笔转述出来,虽然已表达出了作者的感情倾向,但就作品本身来说,还只是下面继之以赞颁和议论的根据;对美文整体而言,也主要是尚未予以开括的具体事项。作者紧接着在下面举例了周朝兴衰的例子:“在周之兴,养老乞言;及其己衰,谤者使监”。据《诗·大雅·行苇》的序和《国语·周语》中先后记载,在周文王姬昌的十一世祖公刘时,已举行奉养老人的典礼,请求年高有德的老人发表建议,并把他们的话当作施政的标准。当到了周厉王姬胡的时期,厉王暴虐无道,引起百姓非议。他便派卫巫去监视人们,听到谁骂他,就把说话的人杀掉,使国人敢怒不敢言。后来百姓终于起来一致反抗他,将他放逐了出去。这样从子产之事又转到周朝兴衰的例子上去,从形式上来看,属于一种“垫高”式写法。垫高即好比提高水位,使水下落时更加有力。作者记述了子产的畅通民意、治国有方。如此再加以周朝达民意和阻言路所导致的兴亡正反两方面例子,便进一步加强了作品论证的力量,使文章显得波浪层叠,更带有吸引力。同时作者不将眼光局限在个别事物上,而是由此扩展,在更广阔、深远的历史范围内引征更多的事例来共同论证,无疑也增加了作品叙事、议论的美感厚度。由此在文章最后部分再过渡到对子产的强烈赞颂,表达作者对其“化止一国”的惋惜和“后无来者”的感叹,直至“我思古人”,思古以慨今,首尾呼应,将文章进一步推向了深入。作者寄寓遥深的思想情感,给读者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历史的经验证明,健全的政治,不能只靠个别的圣君贤相,而要靠健全的政治法律制度,以保证人民群众可以批评议论执政者及或作为,社会上各方面的不同意见也都能及时反映出来,以便使人们通过实践、试验和比较,认识真理。否则就会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下塞上聋,邦或倾矣!”同时,制度还要保证使那些思想品质好、有才干的人材能不断地被选拔出来,担任重要的职务,使他们能大展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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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背景

唐德宗时,发生太学生薛约因为进言得罪当权事件,由此引起一场政治风波。贞元十五年(799年),薛约被迫迁往连州(今广东连县),国子司业阳城十分同情薛约的遭遇,亲自为他设宴送行,因而就被视为偏袒罪人,贬为道州刺史。太学生二百七十人来到朝门请愿,要求留下阳城,一连住了几天,他们的奏硫因被官吏阻挡未能送上。当权者压制太学生的做法,当时曾引起正直之士的强烈不满。就在这年,作者以徐州节度使张建封僚属身份来到京城,写下这篇文章,以咏叹春秋时期郑国贤相子产不毁乡校之事,含有讽谏当朝执政应以古人为借鉴,开放言路,了解下情的意思。

作者介绍

韩愈 韩愈 韩愈(768年-824年),字退之,河南南阳(今河南孟州)人。因其常据郡望自称昌黎韩愈,故后世称之为韩昌黎。卒后谥“文”,世称韩文公。贞元八年(792年)进士及第,先后为节度使推官、监察御史,德宗末因上疏时政之弊而被贬。唐宪宗时曾任国子博士、史馆修撰、中书舍人等职。元和十四年(819年)因谏阻宪宗奉迎佛骨被贬为潮州刺史。穆宗时历任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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