菩萨蛮令·金陵怀古
- 龙蟠虎踞金陵郡,古来六代豪华盛。缥凤不来游,台空江自流。下临全楚地,包举中原势。可惜草连台,晴郊狐兔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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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廷南迁,围绕定都问题,有过一段时期的争论。
建炎三年(1129)二月,帝在镇江。当时金军正拟渡江南下,帝召从臣问计,王渊以杭州有重江之险,主张逃往杭州。高宗畏敌如虎,此话正中下怀。张邵上疏曰:“今纵未能遽争中原,宜进都金陵,因江、淮、蜀、汉、闽、广之资,以图恢复。”帝不听,去了杭州。绍兴六年(1136)七月,张浚上奏曰:“东南形胜莫重于建康(即金陵),实为中兴根本,且使人主居此,北望中原,常怀愤惕,不敢暇逸。而临安(即杭州)僻在一隅,内则易生玩肆,外则不足以号召远近,系中原之心。请临建康,抚三军,以图恢复。”这一回因形势好转,即于次年移跸金陵。但八年回杭州。张守谏曰:“建康自六朝为帝王都,气象雄伟,且据都会以经理中原,依险阻以捍御强敌。陛下席未及暖,今又巡幸,百司六军有勤动之苦,民力邦用有烦费之忧。愿少安于此,以系中原民心。”然而高宗正一心与金人议和不以收复北方失地为大业,执意定都杭州。同年,宋金签订了“绍兴和议”,自此南宋都定临安。(见《宋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三《南迁定都》)康与之此词,正即作于这一历史时期。名曰“怀古”,实是“伤今”,是针对当时南宋小朝廷奉行逃跑和妥协政策而发的扼腕之叹。
上阕思接千载,写历史长河中的金陵。金陵群山屏障,大江横陈,是东南形胜之地,自三国吴孙权建都于此,历东晋、宋、齐、梁、陈,六朝为帝王之宅,豪华竞逐,盛极一时。起二句,即概述那一段灿烂辉煌的往事,以先声夺人。“龙蟠虎踞”四字用典,汉末诸葛亮出使东吴,睹金陵(时称秣陵)山阜,有“钟山龙蟠,石头虎踞”之见,见《太平御览。州郡部。叙京都》引晋张勃《吴录》。南京山川雄伟人事繁华,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然而,宇宙无穷,山川长在;盈虚有数,人事不居。三百馀年在永恒的历史面前只是弹指一瞬。随着政权更迭,国都无移,金陵的繁华已成古迹。“缥凤”二句,情绪陡落千丈,与后蜀欧阳炯《江城子》(晚日金陵岸草平)之所谓“六代繁华,暗逐逝波声”、“北宋王安石《桂枝香·金陵怀古》之所谓六朝旧事随流水”同一感慨。由字面可看出,明显是化用李白《登金陵凤凰台》诗:“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缥凤,淡清色的凤鸟。凤凰台,故址在今南京花盝冈。南朝宋文帝元嘉十六年(439),有三鸟翔集于此,状如孔雀,五色文彩,鸣声谐和,众鸟群至,遂筑此台以纪其瑞。见宋乐史《太平寰宇记·江南东道·升州·江宁县》。由于李白诗为人们所熟知,而读者不难联想而及同诗中“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等名句,局部返观为整体,十个字带出了一连串意境,当年“豪华”之盛,今日萧瑟之衰,种种画面遂一而过。且“龙蟠虎踞”云云以“山”起,“台空江流”云云以“水结”针缕亦极周到。
题面“金陵怀古”之意,上阕四句已足。然词人之用心原不在“发思古之幽情”,为“怀古”而“怀古”,“怀古”的目的是为了“伤今”,故下阕即转入此旨。“下临”二句,视通万里,置金陵于有利战略地位。“全楚地”,语见唐刘长卿《长沙馆中与郭夏对雨》诗“云横全楚地”,泛指长江中游地区。春秋战国时,此系楚国的腹地,故云。“包举”,包抄而攻取。二句说金陵为长江下游的战略要地,与长江中游诸重镇共同构结成包抄中原的态势。按当时军事方略,南宋如欲北伐收复中原失地,可于长江中、下游两路出兵,一路自鄂州(今武汉市一带)出荆襄,直趋河路;一路自金陵等地出淮南,迂回山东。倘若更置一军自汉中出,攻取关陕,三路进击,则尤佳。词人能够高度评价金陵在北伐事业中所占据的重要战略地位,见识卓越前引张邵、张浚、张守之奏议,与康与之此词,或为政治家之言论,或为文学家之笔墨,都代表着当时的军心、民心。南宋爱国词,与民族、人民的愿望息息相通。行文至此,词情再度振起。可是,“事无两样人心别”(辛弃疾《虞美人。同父见和再用前韵》),以高宗为首的南宋统治集团只知向金人屈膝求和,不知利用民众力量。他们龟缩在浙东一隅,视长江天险为第二道院墙,不去利用金陵的战略位置。
面对这一冷酷的现实,词人的激情不禁再一次跌到冰点。“可惜草连天,晴郊狐兔眠!”一声长吁,包含着多么沉重的失望与痛苦啊。作为南宋臣民,词人不可能直言不讳地去批揭那龙喉下的逆鳞,然而他已经形象地告诉后人,南宋统治者的胆识,在六朝之下!东晋以迄梁陈,文治武功虽不甚景气,毕竟尚有勇气定都金陵,与北方抗衡,未至于躲得那么远呢。
此词的特点是,上下八句,两两相形,共分为四个层次,呈现为“扬——抑——扬——抑”的大起大落,这种章法与词人怀古伤今时起伏的心潮吻合无间。
由起句的“龙蟠虎踞”到收句的“狐卧兔眠”,两组意象遥遥相对,亦是匠心所在。其意盖从北周庚信《哀江南赋》“昔之虎踞龙盘,加以黄旗紫气,莫不随狐兔而窟穴,与风尘而殄瘁”云云化出,更为简洁。龙虎地而无有龙腾虎掷的形象,却成为狐兔之乐园,此情此景,本身即是莫大的讽刺,不必更着一字,读者已随词人作喟然之浩叹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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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萨蛮令·金陵怀古赏析
宋廷南迁,围绕定都问题,有过一段时期的争论。
建炎三年(1129)二月,帝在镇江。当时金军正拟渡江南下,帝召从臣问计,王渊以杭州有重江之险,主张逃往杭州。高宗畏敌如虎,此话正中下怀。张邵上疏曰:“今纵未能遽争中原,宜进都金陵,因江、淮、蜀、汉、闽、广之资,以图恢复。”帝不听,去了杭州。绍兴六年(1136)七月,张浚上奏曰:“东南形胜莫重于建康(即金陵),实为中兴根本,且使人主居此,北望中原,常怀愤惕,不敢暇逸。而临安(即杭州)僻在一隅,内则易生玩肆,外则不足以号召远近,系中原之心。请临建康,抚三军,以图恢复。”这一回因形势好转,即于次年移跸金陵。但八年回杭州。张守谏曰:“建康自六朝为帝王都,气象雄伟,且据都会以经理中原,依险阻以捍御强敌。陛下席未及暖,今又巡幸,百司六军有勤动之苦,民力邦用有烦费之忧。愿少安于此,以系中原民心。”然而高宗正一心与金人议和不以收复北方失地为大业,执意定都杭州。同年,宋金签订了“绍兴和议”,自此南宋都定临安。(见《宋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三《南迁定都》)康与之此词,正即作于这一历史时期。名曰“怀古”,实是“伤今”,是针对当时南宋小朝廷奉行逃跑和妥协政策而发的扼腕之叹。
上阕思接千载,写历史长河中的金陵。金陵群山屏障,大江横陈,是东南形胜之地,自三国吴孙权建都于此,历东晋、宋、齐、梁、陈,六朝为帝王之宅,豪华竞逐,盛极一时。起二句,即概述那一段灿烂辉煌的往事,以先声夺人。“龙蟠虎踞”四字用典,汉末诸葛亮出使东吴,睹金陵(时称秣陵)山阜,有“钟山龙蟠,石头虎踞”之见,见《太平御览。州郡部。叙京都》引晋张勃《吴录》。南京山川雄伟人事繁华,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然而,宇宙无穷,山川长在;盈虚有数,人事不居。三百馀年在永恒的历史面前只是弹指一瞬。随着政权更迭,国都无移,金陵的繁华已成古迹。“缥凤”二句,情绪陡落千丈,与后蜀欧阳炯《江城子》(晚日金陵岸草平)之所谓“六代繁华,暗逐逝波声”、“北宋王安石《桂枝香·金陵怀古》之所谓六朝旧事随流水”同一感慨。由字面可看出,明显是化用李白《登金陵凤凰台》诗:“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缥凤,淡清色的凤鸟。凤凰台,故址在今南京花盝冈。南朝宋文帝元嘉十六年(439),有三鸟翔集于此,状如孔雀,五色文彩,鸣声谐和,众鸟群至,遂筑此台以纪其瑞。见宋乐史《太平寰宇记·江南东道·升州·江宁县》。由于李白诗为人们所熟知,而读者不难联想而及同诗中“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等名句,局部返观为整体,十个字带出了一连串意境,当年“豪华”之盛,今日萧瑟之衰,种种画面遂一而过。且“龙蟠虎踞”云云以“山”起,“台空江流”云云以“水结”针缕亦极周到。
题面“金陵怀古”之意,上阕四句已足。然词人之用心原不在“发思古之幽情”,为“怀古”而“怀古”,“怀古”的目的是为了“伤今”,故下阕即转入此旨。“下临”二句,视通万里,置金陵于有利战略地位。“全楚地”,语见唐刘长卿《长沙馆中与郭夏对雨》诗“云横全楚地”,泛指长江中游地区。春秋战国时,此系楚国的腹地,故云。“包举”,包抄而攻取。二句说金陵为长江下游的战略要地,与长江中游诸重镇共同构结成包抄中原的态势。按当时军事方略,南宋如欲北伐收复中原失地,可于长江中、下游两路出兵,一路自鄂州(今武汉市一带)出荆襄,直趋河路;一路自金陵等地出淮南,迂回山东。倘若更置一军自汉中出,攻取关陕,三路进击,则尤佳。词人能够高度评价金陵在北伐事业中所占据的重要战略地位,见识卓越前引张邵、张浚、张守之奏议,与康与之此词,或为政治家之言论,或为文学家之笔墨,都代表着当时的军心、民心。南宋爱国词,与民族、人民的愿望息息相通。行文至此,词情再度振起。可是,“事无两样人心别”(辛弃疾《虞美人。同父见和再用前韵》),以高宗为首的南宋统治集团只知向金人屈膝求和,不知利用民众力量。他们龟缩在浙东一隅,视长江天险为第二道院墙,不去利用金陵的战略位置。
面对这一冷酷的现实,词人的激情不禁再一次跌到冰点。“可惜草连天,晴郊狐兔眠!”一声长吁,包含着多么沉重的失望与痛苦啊。作为南宋臣民,词人不可能直言不讳地去批揭那龙喉下的逆鳞,然而他已经形象地告诉后人,南宋统治者的胆识,在六朝之下!东晋以迄梁陈,文治武功虽不甚景气,毕竟尚有勇气定都金陵,与北方抗衡,未至于躲得那么远呢。
此词的特点是,上下八句,两两相形,共分为四个层次,呈现为“扬——抑——扬——抑”的大起大落,这种章法与词人怀古伤今时起伏的心潮吻合无间。
由起句的“龙蟠虎踞”到收句的“狐卧兔眠”,两组意象遥遥相对,亦是匠心所在。其意盖从北周庚信《哀江南赋》“昔之虎踞龙盘,加以黄旗紫气,莫不随狐兔而窟穴,与风尘而殄瘁”云云化出,更为简洁。龙虎地而无有龙腾虎掷的形象,却成为狐兔之乐园,此情此景,本身即是莫大的讽刺,不必更着一字,读者已随词人作喟然之浩叹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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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炎三年(1129)二月,帝在镇江。当时金军正拟渡江南下,帝召从臣问计,王渊以杭州有重江之险,主张逃往杭州。高宗畏敌如虎,此话正中下怀。张邵上疏曰:“今纵未能遽争中原,宜进都金陵,因江、淮、蜀、汉、闽、广之资,以图恢复。”帝不听,去了杭州。绍兴六年(1136)七月,张浚上奏曰:“东南形胜莫重于建康(即金陵),实为中兴根本,且使人主居此,北望中原,常怀愤惕,不敢暇逸。而临安(即杭州)僻在一隅,内则易生玩肆,外则不足以号召远近,系中原之心。请临建康,抚三军,以图恢复。”这一回因形势好转,即于次年移跸金陵。但八年回杭州。张守谏曰:“建康自六朝为帝王都,气象雄伟,且据都会以经理中原,依险阻以捍御强敌。陛下席未及暖,今又巡幸,百司六军有勤动之苦,民力邦用有烦费之忧。愿少安于此,以系中原民心。”然而高宗正一心与金人议和不以收复北方失地为大业,执意定都杭州。同年,宋金签订了“绍兴和议”,自此南宋都定临安。(见《宋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三《南迁定都》)康与之此词,正即作于这一历史时期。名曰“怀古”,实是“伤今”,是针对当时南宋小朝廷奉行逃跑和妥协政策而发的扼腕之叹。
上阕思接千载,写历史长河中的金陵。金陵群山屏障,大江横陈,是东南形胜之地,自三国吴孙权建都于此,历东晋、宋、齐、梁、陈,六朝为帝王之宅,豪华竞逐,盛极一时。起二句,即概述那一段灿烂辉煌的往事,以先声夺人。“龙蟠虎踞”四字用典,汉末诸葛亮出使东吴,睹金陵(时称秣陵)山阜,有“钟山龙蟠,石头虎踞”之见,见《太平御览。州郡部。叙京都》引晋张勃《吴录》。南京山川雄伟人事繁华,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然而,宇宙无穷,山川长在;盈虚有数,人事不居。三百馀年在永恒的历史面前只是弹指一瞬。随着政权更迭,国都无移,金陵的繁华已成古迹。“缥凤”二句,情绪陡落千丈,与后蜀欧阳炯《江城子》(晚日金陵岸草平)之所谓“六代繁华,暗逐逝波声”、“北宋王安石《桂枝香·金陵怀古》之所谓六朝旧事随流水”同一感慨。由字面可看出,明显是化用李白《登金陵凤凰台》诗:“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缥凤,淡清色的凤鸟。凤凰台,故址在今南京花盝冈。南朝宋文帝元嘉十六年(439),有三鸟翔集于此,状如孔雀,五色文彩,鸣声谐和,众鸟群至,遂筑此台以纪其瑞。见宋乐史《太平寰宇记·江南东道·升州·江宁县》。由于李白诗为人们所熟知,而读者不难联想而及同诗中“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等名句,局部返观为整体,十个字带出了一连串意境,当年“豪华”之盛,今日萧瑟之衰,种种画面遂一而过。且“龙蟠虎踞”云云以“山”起,“台空江流”云云以“水结”针缕亦极周到。
题面“金陵怀古”之意,上阕四句已足。然词人之用心原不在“发思古之幽情”,为“怀古”而“怀古”,“怀古”的目的是为了“伤今”,故下阕即转入此旨。“下临”二句,视通万里,置金陵于有利战略地位。“全楚地”,语见唐刘长卿《长沙馆中与郭夏对雨》诗“云横全楚地”,泛指长江中游地区。春秋战国时,此系楚国的腹地,故云。“包举”,包抄而攻取。二句说金陵为长江下游的战略要地,与长江中游诸重镇共同构结成包抄中原的态势。按当时军事方略,南宋如欲北伐收复中原失地,可于长江中、下游两路出兵,一路自鄂州(今武汉市一带)出荆襄,直趋河路;一路自金陵等地出淮南,迂回山东。倘若更置一军自汉中出,攻取关陕,三路进击,则尤佳。词人能够高度评价金陵在北伐事业中所占据的重要战略地位,见识卓越前引张邵、张浚、张守之奏议,与康与之此词,或为政治家之言论,或为文学家之笔墨,都代表着当时的军心、民心。南宋爱国词,与民族、人民的愿望息息相通。行文至此,词情再度振起。可是,“事无两样人心别”(辛弃疾《虞美人。同父见和再用前韵》),以高宗为首的南宋统治集团只知向金人屈膝求和,不知利用民众力量。他们龟缩在浙东一隅,视长江天险为第二道院墙,不去利用金陵的战略位置。
面对这一冷酷的现实,词人的激情不禁再一次跌到冰点。“可惜草连天,晴郊狐兔眠!”一声长吁,包含着多么沉重的失望与痛苦啊。作为南宋臣民,词人不可能直言不讳地去批揭那龙喉下的逆鳞,然而他已经形象地告诉后人,南宋统治者的胆识,在六朝之下!东晋以迄梁陈,文治武功虽不甚景气,毕竟尚有勇气定都金陵,与北方抗衡,未至于躲得那么远呢。
此词的特点是,上下八句,两两相形,共分为四个层次,呈现为“扬——抑——扬——抑”的大起大落,这种章法与词人怀古伤今时起伏的心潮吻合无间。
由起句的“龙蟠虎踞”到收句的“狐卧兔眠”,两组意象遥遥相对,亦是匠心所在。其意盖从北周庚信《哀江南赋》“昔之虎踞龙盘,加以黄旗紫气,莫不随狐兔而窟穴,与风尘而殄瘁”云云化出,更为简洁。龙虎地而无有龙腾虎掷的形象,却成为狐兔之乐园,此情此景,本身即是莫大的讽刺,不必更着一字,读者已随词人作喟然之浩叹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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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与之 康与之,字伯可,号顺庵,洛阳人,居滑州(今河南滑县)。生平未详。陶安世序其词,引与之自言:“昔在洛下,受经传于晁四丈以道,受书法于陈二丈叔易。”建炎初,高宗驻扬州,与之上《中兴十策》,名振一时。秦桧当国,附桧求进,为桧门下十客之一,监尚书六部门,专应制为歌词。绍兴十七年(1147),擢军器监,出为福建安抚司主管机宜文字。桧死,除名编管钦州。…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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