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晏列传赏析

管仲夷吾者,颍上人也。少时常与鲍叔牙游,鲍叔知其贤。管仲贫困,常欺鲍叔,鲍叔终善遇之,不以为言。已而鲍叔事齐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纠。及小白立为桓公,公子纠死,管仲囚焉。鲍叔遂进管仲。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

管仲曰:“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鲍叔既进管仲,以身下之。子孙世禄于齐,有封邑者十余世,常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

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故其称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故论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

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桓公实怒少姬,南袭蔡,管仲因而伐楚,责包茅不入贡于周室。桓公实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于柯之会,桓公欲背曹沫之约,管仲因而信之,诸侯由是归齐。故曰:“知与之为取,政之宝也。”

管仲富拟于公室,有三归、反坫,齐人不以为侈。管仲卒,齐国遵其政,常强于诸侯。后百余年而有晏子焉。

晏平仲婴者,莱之夷维人也。事齐灵公、庄公、景公,以节俭力行重于齐。即相齐,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语及之,即危言;语不及之,即危行。国有道,即顺命;无道,即衡命。以此三世显名于诸侯。

越石父贤,在缧绁中。晏子出,遭之途,解左骖赎之,载归。弗谢,入闺。久之,越石父请绝。晏子戄然,摄衣冠谢曰:“婴虽不仁,免子于厄,何子求绝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闻君子诎于不知己而信于知己者。方吾在缧绁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已感寤而赎我,是知己;知己而无礼,固不如在缧绁之中。”晏子于是延入为上客。

晏子为齐相出,其御之妻从门间而窥其夫。其夫为相御,拥大盖,策驷马,意气扬扬,甚自得也。既而归,其妻请去。夫问其故。妻曰:“晏子长不满六尺,身相齐国,名显诸侯。今者妾观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长八尺,乃为人仆御,然子之意自以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后夫自抑损。晏子怪而问之,御以实对。晏子荐以为大夫。

太史公曰: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

管仲世所谓贤臣,然孔子小之。岂以为周道衰微,桓公既贤,而不勉之至王,乃称霸哉?语曰“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岂管仲之谓乎?

方晏子伏庄公尸哭之,成礼然后去,岂所谓“见义不为无勇”者邪?至其谏说,犯君之颜,此所谓“进思尽忠,退思补过”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

《管晏列传》这篇文章的写法比较奇特,它并不全面系统地写两人的生平政绩,而是选取两人的一两件轶事来写,就是这些小故事,作者在叙写时也极力概括,反倒是抒情谈话展现得很充分。司马迁写的这些事绝不是无关痛痒,恰恰表现了他的社会人生理想,有成“一家之言”的意义。

第一段,介绍管仲的出身。着重写他因鲍叔牙的推荐而任齐桓公之相的事,为后文管仲详谈他和鲍叔的关系作发端;于管仲的煌煌相业,则以“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几句带论断性的、概括性极强的话了之。头绪集中,笔力极劲健。

第二段,集中显示了本文的特点。借管仲之口,尽量抒发存在于他与鲍叔之间的典型的人生知遇之情。“分财”多取而非“贪”,为人“谋事”陷于“穷困”而非“愚”,“三仕”都被逐而非“不肖”,作战退走而非“怯”,被囚降事新主而非“无耻”,管仲的一连串不容易为人原谅、得人理解的行动,鲍叔都能原谅,都能理解,丝毫不动摇对管仲的信赖,其见事之明,知人之深,真是别无可求,不能有加。在阶级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充满计较利害、变换冷暖的情态,文中写鲍叔的对待管仲,真能使旧时一般缺乏援助、需要友谊的人,读了都感极而下泪。鲍叔知人,可令一般人如此感动,则管仲之高呼“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也”,自是出诸血诚,丝毫没有过分,一样令人共鸣,令人激动。文中这段抒情的谈话,都用排比之笔,重叠、连贯地写下来,恻怆悲凉,顿挫摇曳,情韵绵邈,一反上段的劲炼之概,使文章节奏变换,交错多姿。鲍叔之贤,得管仲相业而彰;管仲之污,得鲍叔智慧而除。司马迁在文中叙事那样节约笔墨,而放手去载管仲的抒情之言,目的固然是为了在管晏传中附写鲍叔,起合传中又有附传的微妙作用,因而后文又连带介绍鲍叔的子孙后世,并下一句抑管扬鲍、倒置历史人物的通常地位的断语:“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

第三段,笔调又变化,以议论带叙述,近于今人的所谓“以论带史”。它用作者的评论及管仲自己的言论,带来对于管仲相业成功原因的补叙。目的主要不在表彰管仲一人,而在提供带有普遍意义的历史经验,供人借鉴。在史传中注意提供有意义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经验教训,又是《史记》重大的思想价值之一。司马迁有儒家思想,又善于汲取道家思想中的重自然、重顺应民心的合理因素。在本段中,着重总结管仲相齐的“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的成功的政治经验。本段写完管仲的事迹,带出“后百馀年而有晏子焉”一句,显示两人的类同关系,为后面介绍晏婴事迹作转,也是《史记》的常用手法。

第四段开始写晏婴,也以极简练的笔墨概括其生平。段中着重揭示晏婴的“节俭力行”与“危言危行”两种行谊,由于有重点,故叙述虽简而晏婴为人的特点很分明。

第五段又不避琐细,选择两个生动事例,写晏婴的知人和谦逊。其中“志念深矣”一句,借晏婴驾车人妻子的口,表现晏婴的大臣和思想家的重要品质,极为深刻。越石父与晏婴的对答,驾车人与晏婴的对照,着墨无多,生动且具有戏剧性。对史事本身的善于选择和剪裁,此史笔之所以工;描写的富有生动性,此文学价值之所以高。往往一事而兼具两善如此段,则《史记》之多多过人也固宜。

最后一段为论赞,多用反问句跌宕生姿。“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一结以自卑口气,备致对晏婴的倾倒之情,牵扯自己,真是出人意外的神来之笔。然幽默之中,固含有无限的体会世味辛酸、渴望知人之贤的悲痛心情。了解司马迁的为人和经历,才能领会这句话的严肃的思想与感情的分量。 

文章浓墨重彩地描绘足以显示人物思想和行动特点的轶事,突出管鲍交游、鲍叔谦让、晏子赎回越石父和推荐御者等言行。这些描述生动传神地写出了具有不同性格特点的历史人物,脉络清晰、以传抒情、叙事独特、总分结合、叙议交融,文章活画了人物形象,强调了识才举贤的重要性,寄寓了作者世无知己的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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