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诗词发展史

    诗词是汉族文学中最早成形的文学体裁，发展也最为充分。现存的上古歌谣，已生动地反映了汉族先民的生活情况和内心祈愿，简短、生动的形式，也已表现出中国民族语言的力量。中国古代诗词，一般称作旧诗，是指用文言文和传统格律创作的诗，广义的中国古代诗词，可以包括各种中国古代的韵文如赋、词、曲等，狭义则仅包括古体诗和近体诗。是人类许多民族在语言的发展中产生的一种文化表现形式，古代诗词多是文人墨客，通过诗词写作吟唱表现心中的思绪。
 

   「发展顺序」

    诗经--楚辞--乐府--赋--辞--唐诗--宋词--元曲--明清诗歌
 

    「历史演变」

    大概到了周代，周王朝为了制礼作乐，曾派采诗官在春秋两季到各地搜集歌谣，贵族们为了祭祖、宴客、出兵、打猎、讽谕等目的也作诗、献诗，这些诗在公元前6世纪左右，被编辑成了《诗》。《诗》共收入自西周初年（公元前11世纪）至春秋中期（公元前7世纪）大约五百年间的诗歌305篇，所以又被称为“诗三百”，汉代以后被尊为经典，遂有《诗经》之称。

    人类许多民族在语言的发展中产生了适合本民族语言的诗词形式。在中国，古代汉民族最早的诗词总集是《诗经》，其中最早的诗作于西周初期，最晚的作品成于春秋时期中叶。

    在中国文学史上，春秋时编成的《诗经》是现在能看到的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一共三百零五篇，古称《诗》或《诗三百篇》。在语言的句法上，基本上是四个字一句。从音乐角度上分有“风，雅，颂”三个部分。在表现手法上有“赋，比，兴”三种。《诗经》的出现，标志着我国最早发生、发展的文学形式诗歌从口头到书面、从民间到宫廷发展阶段的完成。从这个意义上说，《诗经》是我国文学的光辉起点。

    到了战国时期，在中国南方的楚国华夏族和百越族语言逐渐融合，形成的古代诗词集《楚辞》突破了《诗经》的一些形式限制，更能体现南方语言的特点。

    继《诗经》之后，公元前四世纪，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骚体诗，标志着中国诗歌从民间集体歌唱到诗人独立创作的更高发展阶段的出现。这种由文人创作、带有鲜明楚地文化色彩的新诗歌，将中国诗歌向前推进了一大步。骚体诗冲破《诗经》四言诗的固定格式，发展为五言句和七言句，不但能更好地表达思想感情，而且韵律和节奏也更富于音乐性。先秦时代，《诗经》与《楚辞》双峰并峙，是中国诗史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两座巍然屹立的座标，其巨大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汉代的古体诗」

    秦代时间短促，加上焚书坑儒，思想统治极为严酷，因此主要只有民间尚有歌谣流传。到了汉代，西汉文人诗坛，颇为寂寞。基本上为模拟古代诗词四言和骚体的创作。

    汉代时乐府诗是为了配音乐演唱的，相当于现代社会的歌词。这种乐府诗称为“曲”、“辞”、“歌”、“行”等。三国时期以建安文学为代表的诗词作品吸收了乐府诗的营养，为后来的格律更严谨的近体诗奠定了基础。

    汉乐府继承《诗经》反映现实的优秀传统，多为“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值得一提的有汉初高祖刘邦的骚体歌诗《大风歌》、韦孟的四言《讽谏诗》等，民间乐府诗反映的社会生活相当广阔，有很多抒写下层劳动人民生活和情绪的作品。如《东门行》《妇病行》等，写人民的困苦；《战城南》《十五从军征》等，写战争和兵役给人民带来的苦难；《有所思》《上邪》等，则歌咏了男女间诚挚坚贞的爱情；《陌上桑》赞美了平民女秦罗敷的美丽和智慧，讽刺了贵族官僚的荒淫无耻；《焦仲卿妻》写的是家长干涉青年婚姻所酿成的一个悲剧。汉乐府民歌语言朴素自然，活泼生动，且时有真率稚气。它们句式多样，以五言为主，是中国诗歌在语言形式上的一次创新。五言诗的标志是“二三”节拍，较之《诗经》四言的“二二”节拍，韵律上抑扬顿挫，更为优美，表情达意也更丰富自由。

    但是到了东汉，情况就有转变。随着汉乐府的流行，中国古代文人开始仿作五言诗，到汉末便呈现出五言诗大兴的局面。这是中国诗歌史上民歌影响文人创作的一件值得彰明显著的大事。汉末的许多五言诗，因为作者姓名不可考，自晋代以后就被称为“古诗”，其中有十九首被南朝梁萧统编入《文选》，代表了当时五言诗创作的最高成就。《古诗十九首》主要表现了夫妇、朋友问的离情别思，士人宦游失意之感，有的作品还流露出感叹人生短促、及时行乐的消极情绪，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在东汉后期政治混乱、社会动荡环境下知识分子的心态。这些诗语言浅近自然，诗境清远平和。后人把它们奉为五言抒情诗的典范，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如刘勰誉之为“五言之冠冕”（《文心雕龙·明诗》），钟嵘称其“惊心动魄，一字千金”（《诗品》）。

    东汉时期张衡的《四愁诗》虽没有脱尽骚体影响，但已具有新的气象。在班固、张衡的倡导下，东汉文人注意学习乐府民歌。为配合音乐而歌唱的《乐府诗》，其直接继承了《诗经》中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较全面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和人民的思想感情，代表了汉代诗歌的最高成就。东汉早期作家班固写的《咏史》诗，采用的是五言形式，后来张衡作《同声歌》、秦嘉作《留郡赠妇诗》，使五言诗的技巧上更有进步，《古诗十九首》更是奠定了五言诗的基础。建安时代，由于三曹七子的提倡，终于形成了"五言腾踊"的局面，七言诗的创作也在尝试中，中国古代诗词也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三国时期」

    建安风骨——建安时期是文学的自觉时代，也是中国古代文人五言诗创作的繁荣时期，诗词创作成就最大的是曹操、曹丕、曹植父子和王粲、刘桢、徐干、陈琳、阮瑀等建安七子。他们一扫汉末文人的颓唐，学习乐府民歌，通过亲身体验，来反映社会的丧乱和人民的苦难，具有强烈的现实性。他们的不少诗篇，还表现了期盼乘时建功立业、有所作为、名垂青史的奋发精神，大多情怀慷慨，意气风发，才调纵横。语言上深受乐府民歌的影响，疏朗明白，不尚雕琢，具有清新刚健的风格。后人把建安诗歌这种建筑在慷慨情怀基础上的爽朗刚健的风貌，称为“建安风骨”，或者称之为“汉魏风骨”。唐代诗人曾经把追求“建安风骨”当作革新诗风的一个有力口号。

    曹植在建安诗人中诗词成就最为突出。他的五言诗，“骨气奇高，辞采华茂”，在内容之深邃和艺术之精湛两方面，均超迈前人，钟嵘《诗品》誉之为“诗中之圣”，成为后世文人五言诗创作的一个新范型。

    建安文学之后出现了正始文学，代表作家是阮籍、嵇康。在魏晋易代之际，为了反对司马氏集团的政治统治，嵇康直接抗争，诗文均愤世嫉俗，最终招致杀身之祸。阮籍不敢公然反对，外表佯狂放诞，内心十分痛苦，其五言诗《咏怀八十二首》大多采用比兴象征的手法，写得隐晦曲折，意旨深远，创造了黑暗政治下用诗歌进行抗争的新形式。这种五言咏怀组诗的体制，也对后来的诗人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魏晋时期」

    西晋时期，诗歌（诗词）和现实的关系渐渐疏远，文人诗创作走入低谷。只有左思能自出机杼，独立不群，他的《咏史》诗八首，名为“咏史”，实为“咏怀”，把历史现象和个人遭际融为一体，批判当时的门阀制度，倾吐寒士的不平，辞情慷慨，风格遒劲，对后世咏史诗影响很大。

    此后中国古代诗词的复兴，要到东晋、刘宋两代，代表作家是陶渊明、谢灵运。陶渊明的诗歌按内容可以分成田园诗和咏怀诗。田园诗是他的独创，代表作有《归园田居》《桃花源诗》等，或表现农村的恬美静穆和自己怡然自得的心境，或歌颂劳动以及在劳动中与农民建立的友谊，为诗歌创作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后人称之为“隐逸诗人”或“田园诗人”。他的咏怀诗围绕着出仕与归隐的矛盾，表现理想不能实现的苦闷以及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崇高品格，代表作有《饮酒》《杂诗》《读山海经》等。他的诗歌出语平淡，不事雕琢，风格清新，意境醇美，是情、景、理的统一。他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有影响的诗人之一，后代诗人像王维、孟浩然、李白、杜甫、柳宗元、韦应物、苏轼、陆游等人，都受到他精神品格的影响，从他的诗中得到了艺术的养料。

    当时另一位大诗人谢灵运，则热衷于山水，他的山水诗观察细致，感受敏锐，往往能真切地描绘出山水之美，叙事、写景、说理兼长，像“池塘生春草”“白云抱幽石”等，都是传诵一时的名句，具有清新自然的特点。他又以善于炼句著称，诗句含义深邃委曲，语言富艳精工。他是中国古代诗词史上大力描写山水的第一人，开创了山水诗派，直接引领了谢朓、王维、孟浩然等人的山水诗创作。
 

    「南北朝时期」

    南北朝时期，中国古代诗词创作的一大成就是民歌的新发展。东晋、宋、齐是南方民歌产生最多的时期。南方民歌大多属于南朝“清商曲”中的“吴歌”和“西曲”，内容几乎全是关于男女爱情的，代表作有《西洲曲》《子夜歌》《读曲歌》等。这些作品多为五言四句，情调哀怨缠绵，艳丽柔婉，且喜用双关谐音，语言活泼，当时文人仿作甚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北朝民歌题材广泛，感情直率，语言朴实，风格刚健。其中《木兰辞》叙事与抒情相渗透，细腻与粗犷相融合，代表了北朝民歌的最高成就。

    与此同时，南北朝文人诗的创作也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刘宋诗坛的一般趋向是更重隶事，也就是好抄书用典。刻画山水成为重要的题材，描写更加工细，用字更加琢炼。鲍照和谢朓是这一时期成就最高的两个诗人。他们除了继承过去的传统之外，又从民歌中汲取了新的营养，各有新的创造，影响了后来诗歌的发展。其中鲍照的诗歌，偏重表现建功立业的抱负和对门阀制度的不满。诗风俊逸豪放，矫健凌厉。他又创制了七言歌行，在诗体发展上大有贡献。谢胱是“永明体”的代表作家，诗歌合律性高，有些作品已经和唐代的“近体”诗相似。他的一些五言四句短诗，仿自《吴声歌曲》，出语天然，情深味长，对于唐人五言绝句极有影响。

    南朝后期，社会风气奢靡，朝纲日益堕落，士人气质纤弱，所作的诗词大多内容空虚，充满脂粉气。萧纲等人写作的“宫体诗”，更是沦落到浮艳的境地。庾信也是在“宫体诗”创作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且为“徐庾（徐陵、庾信）体”代表作家之一。但是，他在出使北朝、被羁不返之后，生活境遇大变，故而能突破齐梁体的藩篱，融合南北诗风之长，由冶艳而刚健，成为南北朝诗歌艺术的集大成者。庾信后期的诗歌以《拟咏怀》二十七首为代表，深切地表现了故国乡关之思、羁身异域之痛，以及屈身从仕异国的愧耻不安的心境。他的诗用事贴切，造语新颖，在体制声律上更加接近律、绝等近体诗的格调，着唐人之先鞭。
 

    「唐宋的近体诗」

    （一）唐诗形成与发展

    在魏晋南北朝以前，诗的格律和声韵还没有形成大家共同遵守的规律，只是由作者按照个人的内容需要和声韵感觉来进行写作。到了魏晋，由于受到了天竺梵音学的影响，我国的声韵学得到了发展。使诗歌创作由自然的声律发展到讲究追求声律，出现了作诗要注意平仄和韵律的性质，形成了格律诗的主要内容

    到了唐代，中国诗词出现了四句的绝句和八句的律诗。律诗押平声韵，每句的平仄、对仗都有规定。绝句的规定稍微松一些。

    另外，在宋代达到顶峰的词也是诗词的一种重要形式。词的格式要依从一些固定的词牌，以便于配以乐曲演唱。

    唐宋两代，是中国诗歌史上的黄金时期。唐诗、宋词是中国古典诗歌大花园中最为灿烂的两朵奇葩。

    唐诗的繁荣，首先体现在数量上。仅据清代康熙年间所编的《全唐诗》所录，诗人有两千二百余人，作品四万九百多首，共九百卷。不过，更主要的标志是涌现了李白、杜甫、自居易这样的伟大诗人以及陈子昂、王维、孟浩然、王昌龄、高适、岑参、韩愈、柳宗元、刘禹锡、李贺、李商隐、杜牧等一大批优秀的诗人。唐诗的艺术水平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朝代。再加上题材、形式和流派的多样性，使唐诗达到了中国诗歌的高峰。

    唐诗可分为初盛中晚四个时期。

    （1）初唐
    初唐诗歌承梁陈宫体而来，上官仪、沈佺期、宋之问等人都是文学侍从之臣。但是他们精研声律，探索出五七言新体诗联间粘缀合律的规律，促成了近体律诗的定型，在中国诗歌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开始冲破绮靡诗风牢笼的，是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他们在继承南朝诗歌形式美的基础上，改造了宫体诗，题材和主题由宫廷的淫靡改变为都市的繁华和正常的男女之爱，由台阁应制扩大到写江山之美和边塞之情；风格也由纤柔卑弱变为明快清新。稍后，陈子昂力倡汉魏风骨，诗歌开始关注广阔的社会生活和重大的政治问题。经过他们的努力，初唐诗歌逐渐摒弃了轻浮绮靡的诗风，建立起高峻雄浑、刚健有力的新诗风。

    唐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高峰，盛唐诗乃是这座高峰的顶点。盛唐时期，诗坛名家辈出，风格多样，流派纷呈，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是李白和杜甫。

    李白主要生活在大唐帝国最为辉煌的年代，是盛唐之音的天才歌手。贺知章称李白为“天上谪仙人”，后人又将他尊为“诗仙”。但是，李白并不完全是一个超现实的浪漫主义者。开元、天宝时期的其他诗人往往在归隐与出仕之间徘徊，而李白却毫不掩饰他对功名事业的向往，同时又因为自己不能为富贵利禄而自卑其格，故多苦闷愤激之词。他热爱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事物，而对其中不合理的现象毫无顾忌地投之以轻蔑。这种已被现实锁入牢笼，却不愿意接受，反过来又想征服现实的态度，成为后人反抗黑暗现实与庸俗风习的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他诗中的形象往往是个性化的，带有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想象奇特，手法夸张。他的乐府诗很多，取材广泛。七言古诗往往掺入杂言，雄壮、缥缈而奇丽。他的五、七言绝句，纯任自然，无意于工而无不工，优悠从容，闲雅超远。明代胡应麟认为唐代五、七言绝句，以李白为最。

    杜甫的生活经历跨越了安史之乱，他以积极人世的精神，用诗歌反映了唐王朝由盛转衰的过程。他把个人的遭际和时代的不幸、民众的疾苦紧密联系在一起，描绘出时代的面貌和自己内心的悲哀，是变乱时代的伟大“诗史”。他的五、七言古诗，格调大变，沉郁顿挫。七言律诗在他手中正式成立，沉着而痛快。后人认为杜甫律诗为唐律之最，其中五律极尽声律、句法变化之能，七律亦精练而多创造。他的诗歌博大精深，既有清新刻画的句子，又有议论和用典，有严肃也有诙谐，有柔情也有刚烈。所以，自中唐开始，杜甫就被称为“诗圣”，宋人对他更是推崇备至，谓“杜甫集开诗世界”，后人似乎从任何角度都能从中各取所需。杜甫是中国诗歌史上成就最高、影响最为深远的诗人。

    （2）盛唐
    盛唐诗坛还有两大诗歌群体特别引人注目。一是以孟浩然、王维、常建、储光羲等人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人，一是以高适、岑参、李颀、王昌龄等为代表的边塞诗人。王、孟等人继承了陶渊明吟咏田园、谢灵运刻画山水的传统，又加以发展变化，以田园的情趣领略山水，以山水的眼光观赏田园，表达隐逸的思想和情怀，描摹自然幽静和生气之美。他们的诗多采用五古和五律的形式，色泽清淡，意境深幽。其中王维山水田园诗更是将诗情、画意、音乐美，与道家、禅宗的意趣结合起来，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高、岑等人的边塞诗，其源出自鲍照、刘琨，以边塞战争题材为主，表现了边塞风情、军中苦乐，以及诗人建功立业的壮志豪情和慷慨不平之气。这些诗大都采用七言歌行和七言绝句的形式，景象开阔，气势宏大，情调悲壮，声韵激越。

    （3）中唐：
   中唐诗人力求新变，诗风走向多元。韩愈、盂郊诗歌多“不平之鸣”，喜押险韵、窄韵，意象壮伟瑰怪，诗境奇崛雄豪。元稹、白居易诗风走向平易，用语质朴明白，音调琅琅上口。刘禹锡的怀古诗和政治讽刺诗，语言平易，寓意深远。李贺诗歌重在诉说怀才不遇的悲愤，想象奇特，构思不拘常法，语言峭奇艳丽，诗境诡谲。

    （4）晚唐
   晚唐诗坛以李商隐、杜牧、温庭筠为代表。他们感慨盛世之不再，诗中充满迟暮黄昏的情调，极秾艳幽香之美，预示着一个诗歌创作的伟大时代的结束。其中，李商隐诗学杜甫、韩愈，擅长律绝。他的《无题》等爱情诗，内蕴深刻的世情和人生感慨，典雅华丽，哀艳绵渺，堪称诗苑奇葩。杜牧的诗尤以七绝最为有名，其咏史诗议论政治得失，讽刺帝王荒淫，豪健跌宕，意气风发。温庭筠更有“绮才艳骨”。


    （二）宋词的兴起与发展

    在唐诗高峰之后，宋人别出蹊径，开启了好议论，重理趣，以文为诗，追求平淡的诗歌发展方向，宋词也在此时兴起。苏轼是北宋诗坛最有成就的诗人，他的诗多达四千多首，才情豪迈，挥洒自如。诗中充满谐趣，饶有禅理，比喻之丰富、新颖，使人叹服不已。黄庭坚不但在创作上穷力追新，体现了宋诗重筋骨思理的特色，而且总结出一些谋篇、造句、炼字等方面的规律，得到了陈师道等人的响应，开创了江西诗派，对中国诗歌史产生了长久的影响。南宋诗人的优秀代表有杨万里、陆游等人。他们大多由江西诗派人手，而能自出机杼。杨万里诗写景最工，有机趣，重“活法”，被称为“诚斋体”。陆游继承陶渊明、李白、杜甫等大家的传统，植根于自己的生活实践，在平易晓畅中呈现出一股恢弘踔厉之气，诗歌创作数量极多，是南宋诗坛当之无愧的盟主。

    中、晚唐以后尤其是宋代诗坛最值得注意的新现象是词的发展和兴盛。词，原名“曲子词”，就是“歌词”的意思。词起源于隋，所配的音乐是燕乐，即一种供宴会演奏的音乐。它在体制上和诗有很大的区别。首先，词有词调，同一词调又有不同的格律，形成数体。其次，由于乐调繁简不同，而形成长短不同的诗篇，一般分为小令、中调和长调三种。

    词在唐代开始发展，敦煌曲子词中有一些是盛唐时期的作品，具有清新的民歌风格。但是，作为一种新兴的诗歌形式，不久便引起文人的注意和仿效。中唐文人学习民间词，为词体的建立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张志和、韦应物、王建、自居易、刘禹锡等人都写了一些成功的作品。晚唐五代，文人词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以温庭筠、韦庄等人为首的花间词人，在填词时往往取当前情事，表现艳遇怨慕与离愁别绪，藻丽浓艳，细美婉约。南唐是五代时期词坛的另一个创作中心，代表作家有冯延巳、李璟、李煜等人。其中冯延巳所表现的士大夫的忧生隐忧，李煜亡国后所抒写的强烈沉痛的故国之思与深广的人生感慨，均已改变了五代词狭小的题材空间，眼界始大，感慨遂深。

    北宋前期，以晏殊、欧阳修为代表的诗人承五代余绪，主要表现士大夫流连光景、感伤节序的闲愁淡怨，所用词调仍以唐五代文人惯用的小令为主。至柳永、苏轼登上词坛，宋词始能自辟门径。柳永在乐调形式上开风气之先，他采用北宋流行的新曲，大力发展慢词来表现市井生活与羁旅情怀，并把赋的铺陈手法引入慢词，扩大了词的容量。苏轼是宋代最为著名的词人，也是影响最为深远的词体革新家。他的词打破了前人“词为艳科”的旧传统，题材广泛，将怀古、感旧、记游、悼亡、说理等诗中常见的题材引入词中，气象阔大，豪放飘逸。他还“以诗为词”，冲破了词的音律束缚，达到了“无言不可入，无事不可言”的境地，对词体发展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苏轼之后，周邦彦妙解声律，善于创调。词法上推陈出新，讲究谋篇，也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女词人李清照善于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与客观景物融会在一起，含蓄委婉，意境深远，达到了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宋室南渡之后，民族矛盾尖锐，产生了张元干、张孝祥、陆游、陈亮、辛弃疾等一大批爱国词人，其中辛弃疾成就最高。辛词不但数量居两宋词人之首，而且以文为词，善于用典，将政治、军事、山水、田园以及个人的喜怒哀乐，大胆而自如地表现在词作中。他的词气盛言宜，无往而不利，感染力极强，尤其是抒写爱国激情的篇章，千古以来一直激励着后人。姜夔精研乐理，能自度曲，词风清空幽冷，于辛弃疾之外另立一宗，在南宋词坛的影响也很深远。

    「元清明诗歌后期发展」

    自元代开始，中国古代诗词的黄金时期逐渐过去，虽然明清两代在诗歌创作上尚有值得赞扬之处，但文学创作逐渐转移到戏曲、小说等其他形式。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和唐诗、宋词一样，元代也出现了一种新的诗歌样式——小令。小令也叫“叶儿”，是元散曲中的一种，即单支的曲子。由于它诞生于民间，较之以往的诗词，形式更为灵活，文字更为通俗。在内容上，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有很强的现实性。在风格上，尖锐泼辣，清新幽默，毫无酸腐之气。同时，因有大量的北方方言融入其中，又呈现出浓厚的北方地域色彩。就其发展而言，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作家主要有关汉卿、马致远、张养浩等。他们的作品大多质朴自然，比较接近民歌，如关汉卿的《南吕一枝花·不伏老》、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张养浩的《山坡羊·潼关怀古》等。后期代表作家主要有张可久、乔吉、睢景臣等。他们作品的风格趋于典雅工丽，讲究格律词藻，内容也开始远离现实，有些作品竞与唐宋词的形式韵味相差无几，如张养浩的《双调水仙子·寻梅》、张可久的《越调凭栏人·江夜》等。

    元明清时期，诗词虽然继续发展，但是创新和拓展之处较少，因此中国古代诗词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低潮期。元代诗坛，古体诗宗汉魏两晋，近体诗宗唐，只有杨维桢尚能开宗立派。他的诗以乐府诗和竹枝词著名，一些诗既有藻词丽句，又奇特险怪，人称“铁崖体”。明代诗坛稍有起色，规模有所扩大。明初高启诗才最高，风格豪迈。以李梦阳为首的“前七子”和以李攀龙为首的“后七子”，虽然都有自己的诗歌理论主张，但在创作上成就不大。明末清初，江山易主对诗人心灵的冲击很大，诗歌创作亦起波澜。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号为“江左三大家”。吴伟业诗取法盛唐而出入唐宋，形成了声律妍丽的“梅村体”。康熙年间，有王士祯、朱彝尊、赵执信等“国朝六家”。雍正、乾隆年问，名家迭起，沈德潜持“格调说”，袁枚主“性灵说”，翁方纲倡“肌理说”。但是，有清一代，还要数龚自珍最具忧患意识和哲理色彩。他的诗大歌大哭，风格瑰丽奇肆。戊戌变法前后，黄遵宪、丘逢甲、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则提出了“诗界革命”的响亮口号，对中国近现代诗歌尤其是白话诗的出现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词尽管在金元时期出现了元好问、萨都剌等颇有成就的作家，但渐趋衰微。清词素有“中兴”之誉，百余年间，各派并出。陈维崧、朱彝尊、纳兰性德为清初三大家。陈维崧词效仿苏、辛，才力卓著，开创了“阳羡词派”。朱彝尊推崇南宋词人姜夔、张炎，标榜醇雅清空，为“浙西派”的宗师。纳兰性德崇尚李煜，尤以清新自然的小令著称。嘉庆年间，张惠言又开创“常州词派”，主张词应有比兴寄托。清末虽然也产生了一些著名词人（如纳兰性德）和优秀作品，但在社会现实和人们生活中的影响越来越小了，中国古代诗词也算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