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后期名臣袁可立：刚正不阿，清廉公正，有胆有识有奇谋

 　　

 

　　袁可立历经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帝，为“四朝元老”之臣，诰“五世恩荣”之赏。为官不阿权贵，敢于为民请命，是明代后期著名的清官廉吏和抗金名臣，曾策反努尔哈赤姻婿刘爱塔。清兴“文字狱”，其传记和著作遭禁毁。

　　他本人刚正不阿，清廉公正，是难得的清官廉吏，入苏州名宦祠，与白居易、司马光、文天祥、况中、海瑞等人并立。

　　万历十九年，袁可立出任七品苏州府推官，上百辩雪太守石昆玉的冤，斗倒四品应天巡抚李涞。

　　万历二十二年，袁可立就任山西道监察御史，当地百姓哭送百里不绝。

　　一天，袁可立巡视北京西城，遇到皇帝身边的红人仗势杀人，百官皆不敢问，袁可立重捶抵罪，将弄臣的罪行张榜于五都衢。不久便有人持重金至袁可立门上，袁可立勃然大怒道：“杀人者死，朝廷法也，即弄臣顾可脱乎?吾知有三尺，不知弄臣”。

　　然而，皇帝绕过内阁直接下中旨豁免弄臣作奸犯科的罪行。

　　

 

　　但袁可立并没有给皇帝留面子，毅然抗旨坚持将弄臣正法于市。万民呼“袁青天。

　　自袁可立巡城，无论皇亲国戚或朝中大僚，凡有贪纵不法，袁可立皆一并弹劾论处。亲自审理案件，理雪伸冤，惩治奸吏无数。一时京城“贵戚敛手”，但由此触怒权贵，为日后的罢官埋下了祸根。

　　1595年9月，北京景德门遭雷击，当时皇帝宠信后宫，弄权误国，朝纲废弛。袁可立上疏针砭时弊，矛头直指皇帝，皇帝触怒，袁可立被罢官回籍，这段时间长达二十六年之久，朝中大臣为袁可立鸣冤者十数年不绝，史称“震门之冤”。

　　直到泰昌元年(1620)，袁可立才沉冤得以昭雪，任尚宝司司丞，历太仆寺少卿，升左通政。

　　天启二年(1622)四月十四日，加左通政袁可立右佥都御史“巡抚登莱等处地方、备兵防海、赞理征东军务”。他上任后，锐意规划，整肃军纪，设置水军，修造战舰，沿海设置炮台，亲自主持水军练习陆战，练兵用戚继光“水军先习陆战”之法，使登莱武备大为增强，成为辽东前线的可靠后方，士气为之大振。数年之间，努尔哈赤不敢犯境。

　　袁可立抚登三载，厉兵秣马，积有战船四千艘，组成了一支五万余人的水陆师军队，与枢辅孙承宗、侍郎毕自严戮力策应，形成“百里棋布，鼎足传烽”的犄角之势，确保了明朝沿海疆域一带的平安，并大大牵制削弱了后金对明山海关一带的战斗力。袁可立拓地筑城，招集流民，步步向前推进海上防御，使具有雄才大略的努尔哈赤就地蜷缩无以西窥。在袁可立的治下，可以看到“峰顶通望处，逐设烟墩。屯田农幕，处处相望。商船战舰之抛泊近岸者，不知其数”的繁荣整饬景象。

　　

 

　　天启三年二月，袁可立设奇策策反努尔哈赤的姻婿刘爱塔。尽管后来由于阉党迫害导致袁可立的离任而使这一诱降计划受阻，但刘爱塔还是在崇祯初年归顺明朝并最终战死疆场，这是明清战争史上明朝诱降满清级别最高的将领。

　　袁可立负责节制两镇(登州和东江)，他运筹帷幄，指挥大将军沈有容、节制悍将毛文龙多次挫败后金对明朝沿海一带的侵扰，取得了夜袭金州等一系列大小战役的胜利。袁可立为了向前推进沿海防御，曾多次替毛文龙向朝廷募兵请饷。由于袁可立对武将的重视，遭到当权者不满，由此也遭到一些保守派官员的反对和非议。

　　后来袁可立奉旨核查毛文龙的战报和军饷，由此又为毛文龙所忌恨。当时朝中阉党横行，毛文龙令人多方诋毁袁可立，袁可立七次上疏辞官。袁可立是唯一从大局出发长时间有效支持毛文龙的登莱巡抚，他御文龙多得牵制之功，毛文龙的主要战绩和荣誉都是在这一时期取得的。袁可立辞官后，毛文龙无人能御，同时也失去了最有力的支持者。

　　一年后，边事告急，袁可立再入兵部，与阉党终日周旋，后因反对“吊孝议和”被迫致仕。又三年，毛文龙被袁崇焕矫诏杀害，仅三个月就发生兵临北京城下的己巳之变，又三年，失去主帅的毛兵部卒发动登莱兵变，袁可立苦心经营的登莱防务彻底崩溃。

　　1633年10月11日，心力交瘁的袁可立薨逝于睢州。皇帝谴使至睢州祭葬，首辅孔贞运亲为墓铭。

　　袁可立和况钟、海瑞、于成龙、林则徐等崇祀苏州府名宦祠和山东登州府名宦祠，既是明清两代众多苏州府推官中唯一入祀的一位，又是明代登莱十四任巡抚中唯一被列入登州名宦祠进行特祀的一位，并入家乡的睢州乡贤祠春秋致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