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唐书·列传·卷三十七》

　　○裴炎 刘祎之 魏玄同 李昭德

　　裴炎，绛州闻喜人也。少补弘文生，每遇休假，诸生多出游，炎独不废业。岁 余，有司将荐举，辞以学未笃而止。在馆垂十载，尤晓《春秋左氏传》及《汉书》。 擢明经第，寻为濮州司仓参军。累历兵部侍郎、中书门下平章事、侍中、中书令。

　　永淳元年，高宗幸东都，留太子哲守京师，命炎与刘仁轨、薛元超为辅。明年， 高宗不豫，炎从太子赴东都侍疾。十一月，高宗疾笃，命太子监国，炎奉诏与黄门 侍郎刘齐贤、中书侍郎郭正一并于东宫平章事。十二月丁巳，高宗崩，太子即位。 未听政，宰臣奏议，天后降令于门下施行。中宗既立，欲以后父韦玄贞为侍中，又 欲与乳母子五品，炎固争以为不可。中宗不悦，谓左右曰：“我让国与玄贞岂不得， 何为惜侍中耶？”炎惧，乃与则天定策废立。炎与中书侍郎刘祎之、羽林将军程务 挺、张虔勖等勒兵入内，宣太后令，扶帝下殿。帝曰：“我有何罪？”太后报曰： “汝若将天下与韦玄贞，何得无罪！”乃废中宗为卢陵王，立豫王旦为帝。炎以定 策功，封河东县侯。

　　太后临朝，天授初，又降豫王为皇嗣。时太后侄武承嗣请立武氏七庙及追王父 祖，太后将许之。炎进谏曰：“皇太后天下之母，圣德临朝，当存至公，不宜追王 祖祢，以示自私。且独不见吕氏之败乎？臣恐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太后曰： “吕氏之王，权在生人；今者追尊，事归前代。存殁殊迹，岂可同日而言？”炎曰： “蔓草难图，渐不可长。殷鉴未远，当绝其源。”太后不悦而止。时韩王元嘉、鲁 王灵夔等皆皇属之近，承嗣与从父弟三思屡劝太后因事诛之，以绝宗室之望。刘祎 之、韦仁约并怀畏惮，唯唯无言，炎独固争，以为不可，承嗣深憾之。

　　文明元年，官名改易，炎为内史。秋，徐敬业构逆，太后召炎议事。炎奏曰： “皇帝年长，未俾亲政，乃致猾竖有词。若太后返政，则此贼不讨而解矣。”御史 崔察闻而上言，曰：“裴炎伏事先朝，二十余载，受遗顾托，大权在己，若无异图， 何故请太后归政？”乃命御史大夫骞味道、御史鱼承晔鞫之。凤阁侍郎胡元范奏曰： “炎社稷忠臣，有功于国，悉心奉上，天下所知，臣明其不反。”右卫大将军程务 挺密表申理之，文武之间证炎不反者甚众，太后皆不纳。光宅元年十月，斩炎于都 亭驿之前街。炎初被擒，左右劝炎逊词于使者，炎叹曰：“宰相下狱，焉有更全之 理！”竟无折节。及籍没其家，乃无儋石之蓄。胡元范，申州义阳人，坐救炎流死 琼州。程务挺伏法，纳言刘齐贤贬吉州长史，吏部侍郎郭待举贬岳州刺史，皆坐救 炎之罪也。

　　先是，开耀元年十月，定襄道行军大总管裴行俭献定襄所获俘囚，除曲赦外， 斩阿史那伏念，温傅等五十四人于都市。初，行俭讨伐之时，许伏念以不死，伏念 乃降。时炎害行俭之功，奏云：“伏念是程务挺、张虔勖逼逐于营，又碛北回纥南 向逼之，窘急而降。”乃杀之。行俭叹曰：“浑、浚之事，古今耻之。但恐杀降之 后，无复来者。”行俭因此称疾不出。炎致国家负义而杀降，妒能害功，构成阴祸， 其败也宜哉！

　　睿宗践祚，下制曰：“饰终追远，斯乃旧章；表德旌贤，有光恆策。故中书令 裴炎，含弘禀粹，履信居贞，望重国华，才称人秀。唯几成务，绩宣于代工；偶居 无猜，义深于奉上。文明之际，王室多虞，保乂朕躬，实著诚节。而危疑起衅，仓 卒罗灾，岁月屡迁，丘封莫树。永言先正，感悼良多。宜追贲于九原，俾增荣于万 古。可赠益州大都督。”炎长子彦先，后为太子舍人；从子伷先，后为工部尚书。

　　刘祎之，常州晋陵人也。祖兴宗，陈鄱阳王谘议参军。父子翼，善吟讽，有学 行。隋大业初，历秘书监，河东柳顾言甚重之。性不容非，朋僚有短，面折之。友 人李伯药常称曰：“刘四虽复骂人，人都不恨。”贞观元年，诏追入京，以母老固 辞，太宗许其终养。江南大使李袭誉嘉其至孝，恆以米帛赉之，因上表旌其门闾， 改所居为孝慈里。母卒，服竟，征拜吴王府功曹，再迁著作郎、弘文馆直学士，预 修《晋书》，加朝散大夫。永徽初卒，高宗遣使吊赠，给灵舆还乡。有集二十卷。

　　祎之少与孟利贞、高智周、郭正一俱以文藻知名，时人号为刘、孟、高、郭。 寻与利贞等同直昭文馆。上元中，迁左史、弘文馆直学士，与著作郎元万顷，左史 范履冰、苗楚客，右史周思茂、韩楚宾等皆召入禁中，共撰《列女传》、《臣轨》、 《百僚新诫》、《乐书》，凡千余卷。时又密令参决，以分宰相之权，时人谓之 “北门学士”。祎之兄懿之，时为给事中，兄弟并居两省，论者美之。

　　仪凤二年，转朝议大夫、中书侍郎，兼豫王府司马，寻加中大夫。祎之有姊在 宫中为内职，天后令省荣国夫人之疾，祎之潜伺见之，坐是配流巂州。历数载，天 后表请高宗召还，拜中书舍人。转相王府司马，复迁检校中书侍郎。高宗谓曰： “相王朕之爱子，以卿忠孝之门，藉卿师范，所冀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耳。”祎之 居家孝友，甚为士族所称，每得俸禄，散于亲属，高宗以此重之。则天临朝，甚见 亲委。及豫王立，祎之参预其谋，擢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赐爵临淮男。 时军国多事，所有诏敕，独出祎之，构思敏速，皆可立待。及官名改易，祎之为凤 阁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

　　时有司门员外郎房先敏得罪，左授卫州司马，诣宰相陈诉。内史骞味道谓曰： “此乃皇太后处分也。”祎之谓先敏曰：“缘坐改官，例从臣下奏请。”则天闻之， 以味道善则归己，过则推君，贬青州刺史。以祎之推善于君，引过在己，加授太中 大夫，赐物百段、细马一匹。因谓侍臣曰：“夫为臣之体，在扬君之德，君德发扬， 岂非臣下之美事？且君为元首，臣作股肱，情同休戚，义均一体。未闻以手足之疾 移于腹背，而得一体安者。味道不存忠赤，已从屏退。祎之竭忠奉上，情甚可嘉。” 纳言王德真对曰：“昔戴至德每有善事，必推于君。”太后曰：“先朝每称至德能 有此事，逮其终殁，有制褒崇。为臣之道，岂过斯行，传名万代，可不善欤！”

　　仪凤中，吐蕃为边患，高宗谓侍臣曰：“吐蕃小丑，屡犯边境，我比务在安辑， 未即诛夷。而戎狄豺狼，不识恩造，置之则疆场日骇，图之则未闻上策，宜论得失， 各尽所怀。”时刘景仙、郭正一、皇甫文亮、杨思征、薛元超各有所奏。祎之时为 中书舍人，对曰：“臣观自古明王圣主，皆患夷狄。吐蕃时扰边隅，有同禽兽，得 其土地，不可攸居，被其凭凌，未足为耻。愿戢万乘之威，且宽百姓之役。”高宗 嘉其言。

　　后祎之尝窃谓凤阁舍人贾大隐曰：“太后既能废昏立明，何用临朝称制？不如 返政，以安天下之心。”大隐密奏其言。则天不悦，谓左右曰：“祎之我所引用， 乃有背我之心，岂复顾我恩也！”垂拱三年，或诬告祎之受归州都督孙万荣金，兼 与许敬宗妾有私，则天特令肃州刺史王本立推鞫其事。本立宣敕示祎之，祎之曰： “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则天大怒，以为拒捍制使，乃赐死于家，时年五十 七。

　　初，祎之既下狱，睿宗为之抗疏申理，祎之亲友咸以为必见原宥，窃贺之。祎 之曰：“吾必死矣。太后临朝独断，威福任己，皇帝上表，徒使速吾祸也。”祎之 在狱时，尝上疏自陈。及临终，既洗沐，而神色自若，命其子执笔草谢表，其子将 绝，殆不能书。监刑者促之。祎之乃自操数纸，援笔立成，词理恳至，见者无不伤 痛。时麟台郎郭翰、太子文学周思钧共称叹其文，则天闻而恶之，左迁翰为巫州司 法，思钧为播州司仓。睿宗即位，以祎之宫府旧僚，追赠中书令。有集七十卷，传 于时。

　　魏玄同，定州鼓城人也。举进士。累转司列大夫。坐与上官仪文章属和，配流 岭外。上元初赦还。工部尚书刘审礼荐玄同有时务之才，拜岐州长史。累迁至吏部 侍郎。

　　玄同以既委选举，恐未尽得人之术，乃上疏曰：

　　臣闻制器者必择匠以简材，为国者必求贤以莅官。匠之不良，无以成其工；官 之非贤，无以致于理。君者，所以牧人也；臣者，所以佐君也。君不养人，失君道 矣；臣不辅君，失臣任矣。任人者，诚国家之基本，百姓之安危也。方今人不加富， 盗贼不衰，狱公未清，礼义犹阙者，何也？下吏不称职，庶官非其才也。官之不得 其才者，取人之道，有所未尽也。臣又闻传说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设都，树 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师长，不惟逸豫，惟以理人。”昔之邦国，今之州县，士有常 君，人有定主，自求臣佐，各选英贤，其大臣乃命于王朝耳。秦并天下，罢侯置守， 汉氏因之，有沿有革。诸侯得自置吏四百石以下，其傅相大官，则汉为置之。州郡 掾吏、督邮从事，悉任之于牧守。爰自魏、晋，始归吏部，递相祖袭，以迄于今。 用刀笔以量才，案簿书而察行，法令之弊，其来自久。

　　盖君子重因循而惮改作，有不得已者，亦当运独见之明，定卓然之议。如今选 司所行者，非上皇之令典，乃近代之权道，所宜迁徙，实为至要。何以言之？夫尺 丈之量，所及者盖短；钟庾之器，所积者宁多。非其所及，焉能度之；非其所受， 何以容之？况天下之大，士人之众，而可委之数人之手乎？假使平如权衡，明如水 镜，力有所极，照有所穷，铨综既多，紊失斯广。又以比居此任，时有非人。岂直 愧彼清通，昧于甄察；亦将竟其庸妄，糅彼棼丝。情故既行，何所不至？脏私一启， 以及万端。至乃为人择官，为身择利，顾亲疏而下笔，看势要而措情。悠悠风尘， 此焉奔兢；扰扰游宦，同乎市井。加以厚貌深衷，险如溪壑，择言观行，犹惧不周。 今使百行九能，折之于一面，具僚庶品，专断于一司，不亦难矣！且魏人应运，所 据者乃三分；晋氏播迁，所临者非一统。逮乎齐、宋，以及周、隋，战争之日多， 安泰之时少，瓜分瓦裂，各在一方。隋氏平陈，十余年耳，接以兵祸，继以饥馑， 既德业之不逮，或时事所未遑，非谓是今而非古也。武德、贞观，与今亦异，皇运 之初，庶事草创，岂唯日不暇给，亦乃人物常稀。天祚大圣，享国永年，比屋可封， 异人间出。咸以为有道耻贱，得时无怠，诸色入流，岁以千计。群司列位，无复新 加，官有常员，人无定限。选集之始，雾积云屯，擢叙于终，十不收一。淄渑杂混， 玉石难分，用舍去留，得失相半。抚即事之为弊，知及后之滋失。

　　夏、殷已前，制度多阙，周监二代，焕乎可睹。岂诸侯之臣，不皆命于天子， 王朝庶官，亦不专于一职。故周穆王以伯冏为太仆正，命之曰：“慎简乃僚，无以 巧言令色便僻侧媚，唯吉士。”此则令其自择下吏之文也。太仆正，中大夫耳，尚 以僚属委之，则三公九卿，亦必然矣。《周礼》：太宰、内史，并掌爵禄废置；司 徒、司马，别掌兴贤诏事。当是分任于群司，而统之以数职，各自求其小者，而王 命其大者焉。夫委任责成，君之体也，所委者当，所用者精，故能得济济之多士， 盛芃芃之棫朴。

　　裴子野有言曰：“官人之难，先王言之尚矣。居家视其孝友，乡党服其诚信， 出入观其志义，忧欢取其智谋。烦之以事，以观其能；临之以利，以察其廉。《周 礼》始于学校，论之州里，告诸六事，而后贡之王庭。其在汉家，尚犹然矣。州郡 积其功能，然后为五府所辟，五府举其掾属而升于朝，三公参得除署，尚书奏之天 子。一人之身，所关者众；一士之进，其谋也详。故官得其人，鲜有败事。魏、晋 反是，所失弘多。”子野所论，盖区区之宋朝耳，犹谓不胜其弊，而况于当今乎！

　　又夫从政莅官，不可以无学。故《书》曰：“学古入官，议事以制。”《传》 曰：“我闻学以从政，不闻以政入学。”今贵戚子弟，例早求官，髫龀之年，已腰 银艾，或童草之岁，已袭硃紫。弘文崇贤之生，千牛辇脚之类，课试既浅，艺能亦 薄，而门阀有素，资望自高。夫象贤继父，古之道也。所谓胄子，必裁诸学，修六 礼以节其性，明七教以兴其德，齐八政以防其淫，举上贤以崇德，简不肖以黜恶。 少则受业，长而出仕，并由德进，必以才升，然后可以利用宾王，移家事国。少仕 则废学，轻试则无才，于此一流，良足惜也。又勋官三卫流外之徒，不待州县之举， 直取之于书判，恐非先德而后言才之义也。

　　臣又以为国之用人，有似人之用财。贫者厌糟糠，思短褐；富者余粮肉，衣轻 裘。然则当衰弊乏贤之时，则可磨策朽钝而乘驭之；在太平多士之日，亦宜妙选髦 俊而任使之。《诗》云：“翘翘错薪，言刈其楚。”楚，荆也，在薪之翘翘者。方 之用才，理亦当尔，选人幸多，尤宜简练。臣窃见制书，每令三品、五品荐士，下 至九品，亦令举人，此圣朝侧席旁求之意也。但以褒贬不甚明，得失无大隔，故人 上不忧黜责，下不尽搜扬，苟以应命，莫慎所举。且惟贤知贤，圣人笃论，伊、皋 既举，不仁咸远。复患阶秩虽同，人才异等，身且滥进，鉴岂知人？今欲务得实才， 兼宜择其举主。流清以源洁，影端由表正，不详举主之行能，而责举人之庸滥，不 可得已。《汉书》云：“张耳、陈余之宾客、厮役，皆天下俊杰。”彼之蕞尔，犹 能若斯，况以神皇之圣明，国家之德业，而不建久长之策，为无穷之基，尽得贤取 士之术，而但顾望魏、晋之遗风，留意周、隋之末事，臣窃惑之。伏愿稍回圣虑， 时采刍言，略依周、汉之规，以分吏部之选。即望所用精详，鲜于差失。

　　疏奏不纳。弘道初，转文昌左丞，兼地官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则天临朝， 迁太中大夫、鸾台侍郎，依前知政事。垂拱三年，加银青光禄大夫，检校纳言，封 钜鹿男。玄同素与裴炎结交，能保始终，时人呼为“耐久朋”。而与酷吏周兴不协。 永昌初，为周兴所构，云玄同言：“太后老矣，须复皇嗣。”太后闻之，怒，乃赐 死于家。监刑御史房济谓玄同曰：“何不告事，冀得召见，当自陈诉。”玄同叹曰： “人杀鬼杀，有何殊也，岂能为告人事乎！”乃就刑，年七十三。子恬，开元中为 颍王傅。

　　李昭德，京兆长安人也。父乾祐，贞观初为殿中侍御史。时有鄃令裴仁轨私役 门夫，太宗欲斩之。乾祐奏曰：“法令者，陛下制之于上，率土尊之于下，与天下 共之，非陛下独有也。仁轨犯轻罪而致极刑，是乖画一之理。刑罚不中，则人无所 措手足。臣忝宪司，不敢奉制。”太宗意解，仁轨竟免。乾祐寻迁侍御史。母卒， 庐于墓侧，负土成坟，太宗遣使就墓吊之，仍旌表其门。后历长安令、治书御史， 皆有能名，擢拜御史大夫。乾祐与中书令褚遂良不协，竟为遂良所构。永徽初，继 受邢、魏等州刺史。乾祐虽强直有器干，而昵于小人，既典外郡，与令史结友，书 疏往返，令伺朝廷之事。俄为友人所发，坐流爱州。乾封中，起为桂州都督，历拜 司刑太常伯。举京兆功曹参军崔擢为尚书郎，事既不果，私以告擢。后擢有犯，乃 告乾祐泄禁中语以赎罪，乾祐复坐免官。寻卒。

　　昭德，即乾祐之孽子也。强干有父风。少举明经，累迁至凤阁侍郎。长寿二年， 增置夏官侍郎三员，时选昭德与娄师德、侯知一为之。是岁，又迁凤阁鸾台平章事， 寻加检校内史。长寿中，神都改作文昌台及定鼎、上东诸门，又城外郭，皆昭德创 其制度，时人以为能。初，都城洛水天津之东，立德坊西南隅，有中桥及利涉桥， 以通行李。上元中，司农卿韦机始移中桥置于安众坊之左街，当长夏门，都人甚以 为便，因废利涉桥，所省万计。然岁为洛水冲注，常劳治葺。昭德创意积石为脚， 锐其前以分水势，自是竟无漂损。

　　时则天以武承嗣为文昌左相，昭德密奏曰：“承嗣，陛下之侄，又是亲王，不 宜更在机权，以惑众庶。且自古帝王，父子之间犹相篡夺，况在姑侄，岂得委权与 之？脱若乘便，宝位宁可安乎？”则天矍然曰：“我未之思也。”承嗣亦尝返谮昭 德，则天曰：“自我任昭德，每获高卧，是代我劳苦，非汝所及也。”承嗣俄转太 子少保，罢知政事。延载初，凤阁舍人张嘉福令洛阳人王庆之率轻薄恶少数百人诣 阙上表，请立武承嗣为皇太子。则天不许，庆之固请不已，则天令昭德诘责之，令 散。昭德便杖杀庆之，余众乃息。昭德因奏曰：“臣闻文武之道，布在方策，民有 侄为天子而为姑立庙乎！以亲亲言之，则天皇是陛下夫也，皇嗣是陛下子也，陛下 正合传之子孙，为万代计。况陛下承天皇顾托而有天下，若立承嗣，臣恐天皇不血 食矣。”则天寤之，乃止。

　　时朝廷谀佞者多获进用，故幸恩者，事无大小，但近谄谀，皆获进见。有人于 洛水中获白石数点赤，诣阙辄进。诸宰相诘之，对云：“此石赤心，所以来进。” 昭德叱之曰：“此石赤心，洛水中余石岂能尽反耶？”左右皆笑。是时，来俊臣、 侯思止等枉挠刑法，诬陷忠良，人皆慑惧，昭德每廷奏其状，由是俊臣党与少自摧 屈。来俊臣又尝弃故妻而娶太原王庆诜女，侯思止亦奏娶赵郡李自挹女，敕政事堂 共商量。昭德抚掌谓诸宰相曰：“大可笑！往年俊臣贼劫王庆诜女，已大辱国。今 日此奴又请索李自挹女，无乃复辱国耶！”寻奏寝之。侯思止后竟为昭德所绳，搒 杀之。

　　既而昭德专权用事，颇为朝野所恶。前鲁王府功曹参军丘愔上疏言其罪状曰：

　　臣闻百王之失，皆由权归于下。宰臣持政，常以势盛为殃。魏冉诛庶族以安秦， 非不忠也。弱诸候以强国，亦有功也。然以出入自专，击断无忌，威震人主，不闻 有王，张禄一进深言，卒用忧死。向使昭王不即觉悟，魏冉果以专权，则秦之霸业， 或不传其子孙。陛下创业兴王，拨乱英主，总权收柄，司契握图。天授已前，万机 独断，发命皆中，举事无遗，公卿百僚，具职而已。自长寿已来，厌怠细政，委任 昭德，使掌机权。然其干济小才，不堪军国大用。直以性好凌轹，气负刚强，盲聋 下人，刍狗同列，刻薄庆赏，矫枉宪章，国家所赖者微，所妨者大。天下杜口，莫 敢一言，声威翕赫，日已炽盛。臣近于南台见敕日，诸处奏事，陛下已依，昭德请 不依，陛下便不依。如此改张，不可胜数。昭德参奉机密，献可替否，事有便利， 不预谘谋，要待画旨将行，方始别生驳异。扬露专擅，显示于人，归美引愆，义不 如此。州县列位，台寺庶官，入谒出辞，望尘习气。一切奏谳，与夺事宜，皆承旨 意，附会上言。今有秩之吏，多为昭德之人。陛下勿谓昭德小心，是我手臂。臣观 其胆，乃大于身，鼻息所冲，上拂云汉。近者新陷来、张两族，兼挫侯、王二仇， 锋锐理不可当，方寸良难窥测。书曰：知人亦未易，人亦未易知。汉光武将宠庞萌， 可以托孤，卒为戎首。魏明帝期司马懿以安国，竟肆奸回。夫小家治生，有千百之 资，将以托人，尚忧失授。况兼天下之重，而可轻忽委任者乎！今昭德作福专威， 横绝朝野，爱憎与夺，旁若无人。陛下恩遇至深，蔽过甚厚。臣闻蚁穴坏堤，针芒 写气，涓涓不绝，必成江河。履霜坚冰，须防其渐，权重一去，收之极难。臣又闻 轻议近臣，犯颜深谏，明君圣主，亦有不容。臣熟知今日言之于前，明日伏诛于后。 但使国安身死，臣实不悔。陛下深览臣言，为万姓自爱。”

　　时长上果毅邓注又著《硕论》数千言，备述昭德专权之状，凤阁舍人逢弘敏遽 奏其论。则天乃恶昭德，谓纳言姚璹曰：“昭德身为内史，备荷殊荣，诚如所言， 实负于国。”延载初，左迁钦州南宾尉，数日，又命免死配流。寻又召拜监察御史。 时太仆少卿来俊臣与昭德素不协，乃诬构昭德有逆谋，因被下狱，与来俊臣同日而 诛。是日大雨，士庶莫不痛昭德而庆俊臣也。相谓曰：“今日天雨，可谓一悲一喜 矣。”神龙中，降制曰：“故李昭德勤恪在公，强直自达。立朝正色，不吐刚以茹 柔；当轴励词，必抗情以历诋。墉隍府寺，树勣良多，变更规模，殁而不朽。道沦 福善，业亏嫉恶，名级不追，风流将沫。式旌坏树，光被幽明，可赠左御史大夫。” 德宗建中三年，加赠司空。

　　史臣曰：裴炎位居相辅，时属艰难，历览前踪，非无忠节。但见迟而虑浅，又 遭命以会时。何者，当是时，高宗晏驾尚新，武氏革命未见，炎也唯虑中宗之过失， 是其浅也；不见太后之苞藏。是其迟也。及乎承嗣请封祖祢，三思劝杀宗亲，然后 徒有谏章，何尝济事，是辜遗托，岂痛伏诛。时论则然，迟浅须信。况闻睹构逆则 示其闲暇，俾杀降则彰彼猜嫌，小数有余，大度何足，又其验也。

　　祎之名父之子，谅知其才，著述颇精，履历无愧。师范王府，秉执相权，咸有 能名，固惬群议。何乃失言于大隐，取金于万荣，潜见内人，私通嬖妾，使浊迹玷 其清誉，淫行污于贞名。若言俗困滥刑，公行诬告，即又自昧周防之道，人非尽戮 之冤。赐死于家，犹为多幸，临终不挠，抑又徒劳。

　　玄同富于词学，公任权衡，当为典选之时，备疏择才之理。但以高宗弃代之后， 则天居位之间，革命是怀，附己为爱，苟一言之不顺，则赤族以难逃。是以唐之名 臣，难忘中兴之计；周之酷吏，常谋并进之谗。玄同欲复皇储，固宜难免，死而无 过，人杀何妨。

　　昭德强干为臣，机巧莅事，凡所制置，动有规模。武承嗣方持左相权，将立为 皇太子，寻更所任，复寝其谋，咸由昭德之言，能拒则天之旨。又观其诛侯思止， 法王庆之，挫来俊臣，致朋党渐衰，谀佞稍退。又则天谓承嗣曰：“我任昭德，每 获高卧，代我劳苦，非汝所及也。”此则强干机巧之验焉。公忠之道，亦在其中矣。 不然，则何以致是哉！若使昭德用谦御下，以柔守刚，不恃专权，常能寡过，则复 皇嗣而非晚，保臣节而必终。盖由道乏弘持，器难苞贮，纯刚是失，卷智不全。所 以丘愔抗陈，邓注深论，瓦解而固难收拾，风摧而岂易扶持。自取诛夷，人谁怨怼？

　　赞曰：政无刑法，时属艰危。裴炎之智，虑浅见迟。祎之履行，贷色自欺。昭 德强猛，何由不亏？死无令誉，孰谓非宜。玄同不幸，颠殒亦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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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 列传卷三十七部分译文

刘祎之，常州晋陵人。他的祖父刘兴宗，是前朝陈鄱阳王的咨议参军。他的父亲刘子翼，善诵，有学行，隋朝大业初年(605)，历任秘书监，河东柳顾言很看重他。他性不能容忍是非，朋友同事有短，…展开

　　刘祎之，常州晋陵人。他的祖父刘兴宗，是前朝陈鄱阳王的咨议参军。他的父亲刘子翼，善诵，有学行，隋朝大业初年(605)，历任秘书监，河东柳顾言很看重他。他性不能容忍是非，朋友同事有短，他当面指责。友人李伯药常称扬他说：“刘四即使骂了人，人都不恨。”贞观元年(627)，唐太宗召他入京，他以母老坚决推辞，太宗答应他终养。江南大使赞扬他至孝，常常送给他粮食绸布，并上表表彰他的家族，还把他所居住的地方改名为孝慈里。他母亲去世后，服孝完，太宗征拜他为吴王府功曹，再升迁著作郎，弘文馆直学士，参与编写《晋书》，加朝散大夫之职。永徽元年(650)去世，高宗遣使者吊赠，送灵柩还乡。有文集二十卷。

　　刘祎之少年时代与孟利贞、高智周、郭正一一起以文章知名，当时，以刘、孟、高、郭齐名。不久他与孟利贞等同进昭文馆。上元二年(675)，他升迁左史，弘文馆直学士，与著作郎元万顷，左史范履冰、苗楚客，右史周思茂、韩曹宾等，都被召入宫中，共同修写《列女传》、《臣轨》、《百僚新识》、《乐书》，共千余卷。当时又密令他参与决策，来分担宰相之权，时人称他为“北门学士”。 刘祎之的兄长刘懿之，当时任给事中之职，兄弟并在两省，谈论者很是赞美他们。

　　仪凤三年(678)，转任朝议大夫、中书侍郎，兼豫王府司马，不久又加中大夫之职。 刘祎之有姐在宫中为内职，武则天令她去探望荣国夫人的疾病，刘祎之私自偷见他的姐姐，因此被流配隽州。经过数年，武则天又上表请求高宗召 刘祎之回京，拜中书舍人。任相王府司马，又升迁检校中书侍郎。高宗对他说“：相王是我的爱子，因为卿忠孝之家，我想凭借卿高尚品德做师范，能够出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的好效果。”刘祎之在家敬老爱幼，与亲友和睦相亲，很是受士族的称赞，他每得俸禄，总散于亲属，高宗因此很是看重他。武则天临朝，也很亲近他并委以重任。到豫王即位， 刘祎之参与谋划，拜中书侍郎，代理宰相职务，赐爵临淮男。当时，国家和军队中多事，朝廷的所有诏敕，都出自刘祎之笔下，他构思敏捷，都立待可成。到官名改变， 刘祎之为凤阁侍郎，代宰相之职。

　　当时有司门员外郎房先敏犯了错误，降职为卫州司马，他找宰相申诉。内史骞味道对他说“：这是皇太后处分的。”祎之对房先敏说：“因为犯错误而改官，一向是由下向上奏请的。”武则天听到他们的话，认为骞味道善则归己，过则推君，于是贬骞味道为青州刺史；认为 刘祎之能推善于君，引过在己，便加官太中大夫，赐五色帛百段，细马一匹。还以此事对侍臣说“：作为臣子处事，在扬君之德，君德发扬，难道不是臣下的美事？况且君是元首，臣是支体，情同一体，好坏也在一体。未闻手和脚的毛病转移到腹背，而能一体安康的。骞味道不存忠心，已经贬官； 刘祎之竭忠奉上，情甚可嘉。”纳言王德真对曰：“过去戴至德每有善事，必推于君。”太后说：“所以先朝总是称扬至德能这样为人处事，到他临终，也受到褒扬推崇。为臣之道，难道有超过此行的吗？这样传名万代，难道不美吗？”

　　唐高宗仪凤三年(678)，吐蕃造成边患，高宗对侍臣们说：“吐蕃小丑，屡次侵犯我边境，我们本来的任务是谋求安定和睦，未能立即诛讨夷狄。而夷狄豺狼成性，不知好歹，恩将仇报，我们放下不管则疆场日日紧张，处理它但又未有上策。现在应该议论得失，请各位各抒己见。”当时，刘景光、郭正一、皇甫文亮、杨思徵、薛元超各有所奏。 刘祎之那时是中书舍人，发表意见说：“臣看自古明王圣主，皆有夷狄之患。吐蕃时时骚扰边境，如同禽兽，得到他们的土地，不可居住；被他们侵扰，也算不上耻辱。愿陛下息万乘之威，且宽百姓之劳役。”高宗很赞赏他的意见。

　　后来， 刘祎之曾私下对凤阁舍人贾大隐说：“太后既然能够废除昏君立明君，又何用自己临朝行天子事呢？不如返政给皇帝，来安天下人的心。”贾大隐把这话密奏给武则天，武则天很不高兴，对左右的人说：“刘祎之是我所引用的人，意有背我之心，哪里还顾念我对他的恩呢！”垂拱三年(687)，有人诬告 刘祎之收受归诚州都督孙万荣的钱财，又兼与许敬宗的妾有私情，武则天特令肃州刺史王本立审讯此案。王本立宣读太后的手敕， 刘祎之说：“未经过凤阁鸾台，怎么能称敕呢？”武则天得知大怒，以刘祎之拒抗天子的刺史罪赐死于自己家中，时年五十七岁。

　　当初， 刘祎之已经下狱，睿宗为他申辩，刘祎之的亲友都以为太后一定会宽宥，私下庆贺，但刘祎之说：“我必死无疑。太后临事独断专横，威福全由自己的心意，皇帝上表，只不过使我加速致祸罢了。”刘祎之在狱中，曾经上疏申诉。到临死前，自洗沐，神色自若，命他的儿子执笔起草谢表，他的儿子见将与父亲诀别，悲痛得不能书写，监刑的人催促， 刘祎之就自己拿起笔一气呵成，词理恳切，见到刘祎之谢表的人无不伤痛。当时麟台郎郭翰、太子文学周思钧一起赞扬感叹他的文采。武则天听见便很讨厌他们，于是降郭翰为丞州司马，降周思钧为播州司马。睿宗即位，以 刘祎之为宫府旧僚，追赠中书令。有文集七十卷，传于当时。

　　魏玄同，定州鼓城人。他中举进士，后长时任司列大夫。因与上官仪文章唱和而受牵连，流配岭外。上元初年赦免回京，工部尚书刘审礼推荐他，称赞他有时务之才，拜岐州长史，直升迁到吏部侍郎。魏玄同因自己担当了选拔人才的职责，担心不能很好运用选人定职之术，就在这方面写了很有价值的书面意见上呈皇上，内容大义是：

　　“臣闻制造器物一定要择其好工匠；治理国家一定要求贤用贤。匠不良，无法做出好器物；官不贤，无法按规律治国。国君，是来管理天下人民的；臣子，是来辅佐国君的。如果国君不能安养百姓，就失去了君道；臣子不能辅佐国君，就丧失了臣子的职责。任用人才，实在是国家的根本，与人民的安危相联。现在的状况是百姓没有变富，盗贼也没有减，狱讼冤曲也未理清，礼仪法度也不齐全。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是下吏不称职，众官非其才。官之不得其才，取人之道，也就有没有用好的地方。

　　“臣又闻傅说说：‘英明的帝王奉顺天道，建邦设都，设置后王君公，大夫师长，不只是为了让自己逸豫，更重要的在于更有效地治理百姓。’古代的邦国，就如现在的州县，土有常君，人有定主，各自选择英贤辅佐之才，而宰相等大臣则由朝廷任命。秦朝兼并天下，除封建割据，设置州郡地方官，汉代袭用，有沿有革。侯王设置官吏限制在四百石以下，其太傅宰相等大官，则由汉王朝设置。州郡掾吏、督邮、从事等官职，全部由州郡长官来任命。这样一直到魏晋，才开始将所有官员归入吏部任命。这样一直延用到现在。现在选用人的特点是‘：用笔来量才，看档案来察行。’这样的弊病，由来已久。

　　“大概是由于君子重因循而害怕改革，如有不得已的情况，也只是运独见之明，定卓然之议。如今的人事官员所行的，不是圣王的好的法典，而是近代的权道，这实在应当改革，这非常重要。为什么这样说呢？例如尺丈之量，所能及者短；斗升之器，所积者怎么会多。尺丈不能及，怎么能量呢；斗升不能受，怎么能容得了呢？何况天下之大，士人之众，却委托于几个人的手上呢？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度的，天下选才之事都集中几人手中，肯定会出现不全和紊乱之毛病。再说居此任的人，不一定称职，昧于甄别察审，只是尽其庸妄，糊涂官理糊涂案，一旦讲情面看私交盛行，什么样的无理事都能做；一旦贪赃营私开头，千奇百怪的坏现象也会出现，这样就形成为人择官，为身择利，看亲疏而下笔，顾势要而措情。官场之中，竞相投靠；巧言令色，同于市井。加之以厚貌深藏机心，险如溪壑，择言观行，尚惧不周。今天百行折之于一面，众官专断于一司，这样选才任贤不是太难了吗。

　　“而且魏代只据天下的三分之一；晋代所处的是没有一统的状况，到齐、宋，以至周、隋，战争之日多，安泰之时少，天下分裂，各据一方。隋代平静，太平之时仅十多年罢了，接着又起兵祸，继之以饥馑，德业既未有成，世事也应接不暇，不能说非古而是今。武德年代(唐高祖)、贞观年代，也与今有异，当时开国草创，不仅国事繁多无空闲，而且也缺乏人才。到今天，享国永年，比屋可封，人才间出。选集之始，雾积云屯，选用之后，十不收一。但因玉石难分，用舍去留，得失相半。研究人事上的弊病，应明白今后的补救。

　　“夏代、殷代以前，制度多缺。周朝借鉴夏殷，可以清楚地看到。这就是诸侯以下的官吏，不是全由天子任命，朝廷的众官，也不是专于一职。所以周穆王任命伯礒做太仆正时说‘：慎重地选拔你的下属，不要把巧言令色、偏辟侧媚的人当贤士误用。’这就是当时天子令诸侯自择下吏的实证。太仆正，只不过是中大夫，这样的官也可任命自己的僚属，那么三公九卿，也必然可以自选僚属了。再则《周礼》上规定太宰、内史，共同掌诏事。当是分职任于群司，但统起来只以数职。各人又去任命自己的下属，天子只任命大官。这样委任，所委者当，所用者精，因此贤人众多，国家繁荣兴盛。

　　“裴子野有言：‘任官之难，先王之备述之。平时视其孝友；乡里中诚信服人，言行举止，观其志义；忧患祸难，取其智谋；以工作重担压他，来观其才能；以财利委托他，来察其廉洁。《周礼》中讲官吏即于学校培养，在州里选择，告知他们政事，然后向朝廷举荐。到汉代，仍然如此。在州郡干出成绩，然后被五府征用，五府举荐自己的佐治之吏到朝廷，三公审参给予授职，尚书上奏天子。一人的任职，所关者众，一士之进，其考核极细。所以官能得其人，很少有败事的。魏、晋反之，所受的损失也很大。’裴子野所论，只是南北朝的一个小小的宋朝，还认为不胜其弊，而况于当今呢！

　　“再者从政为官，不可以无学。所以《尚书》中说‘：学古入官，议事以制。’《左传》曰：‘我闻学而后从政，不闻以政入学。’今贵戚子弟，多早求官，小小年纪，腰配银印青绶，有的在束发如两角的年龄，已经承袭高官。弘文馆崇贤馆的生员，宫内的侍从禁卫，课试既浅，能力也薄，但是门阀有素，门第声望自然也高。父子事业相承，本是古人之道。所说的王侯的长子，一定要考核他们，修六礼来节其性，明七教来兴其德，学全施政的八方面来防其淫乱，尊敬贤人来崇尚道德，批评不肖来除掉丑恶。少年受业，长大做官，均由德进，必凭才能而提升，这样而后才能治国理家有益。小小年纪做官而废学，轻考试而无才，像这类的人，也实在可惜，再者九品以下的官员，不待州县推荐，直接取之于书判，这恐怕不是先德而后讲才的意见。

　　“臣又认为治理国家用人才，就像人之用财。贫者满足于糟糠，希望得到粗麻布短衣；富人厌粮肉，思轻裘。然而当缺乏贤人的时候，就可以磨钝器策驽马而乘驭。在太平多士之日，就应精益求精而选人才。选才就要面广，尤其应该精选。臣见制书，每令三品、五品荐士，下至九品，也令举荐，这是圣朝广求人才之意。但因为褒贬不甚明，得失无大碍，故人升了官不忧处分受责，降了职也不尽搜扬。如果应征任职，也没有谨慎自己的行为的，况且贤人了解贤人，圣人识才，伊、皋这些贤人既举荐，不仁的就自然会离得远。所以今天要想真正得到贤才，也要慎重地择其举荐贤才的人。流清就是因为源洁，影正就是由于身正，不认真细致了解选才之官的品行，却一味责备被举人人才庸滥，这样是不可能得到真才的。

　　“《汉书》上说：‘张耳、陈余的宾客、厮役，都是天下的俊杰。’他们只不过是小人物，尚且能如此，何况以皇上的圣明，国家的德业，如果不建长久之策略，打好深厚的基础，用好得贤取士之术，一味顾望魏晋留下的不好风尚，臣窃以为这样是不明智的，伏愿陛下认真考虑，采纳良言，依照周代、汉代的好规矩，来把好吏部选才这一关。”

　　魏玄同的建议未被采纳。

　　弘道初年(683)，魏玄同转任文昌左丞，兼地官尚书，代理宰相。武则天临朝，调任太中大夫、鸾台侍郎，仍然行宰相之职权。垂拱三年(687)，魏玄同加授银青光禄大夫之职，加任检校纳言，封钜鹿男。魏玄同平时与裴炎交好，能始终保持友好，时人称赞为“耐久朋”；但他与酷吏周兴不协调。在永昌初年(689)，被周兴陷害，说魏玄同讲太后已经老了，应当让皇位给皇帝。武则天听了，大怒，于是赐他死在自己的住宅。监刑御史房济对魏玄同说“：何不申告，如能得到召见，当自陈冤曲。”魏玄同叹道：“人杀鬼杀，有什么不同，哪里能告人事？”于是就刑，死时七十三岁。

　　李昭德，京兆长安人。父李乾..，唐太宗贞观初年(627)曾任殿中侍御史。当时，有一个俞县县令，名叫裴仁轨，他役使县衙的门夫干私事，唐太宗想重罚斩掉这县令。李乾..奏道：“法令，陛下在上面制定出来，在下的所有人都要遵守，这就成了陛下与天下人共同遵守的律法，并不是陛下独有的。裴仁轨犯的是轻罪，而判的是重刑，这是与划一的律令相违背的，执法如果不按条律，那么天下的人就无措手足。臣被委任做了司法官，不敢违法而奉命。”唐太宗理解了这一点，裴仁轨竟免于刑法处分。李乾..不久升迁，做了侍御史。李昭德的祖母去世时，他父亲李乾..在墓侧筑庐而居，自己负土成坟。唐太宗派使到墓前吊祭，并旌表他们的门庭。李乾..后来历任长安令、治书御史，都有能干的美名。后拜御史大夫，与中书令褚遂良不协调，竟被褚遂良设计陷害。永徽初年(650)，相继任邢、魏等州的刺史。李乾..虽然强直能干，但是与小人亲近，他在京外任职，却与令史结友，书信往来，叫令史打听朝廷之事。不久，被友人揭发，流放到爱州。乾封元年(666)，李乾..被起用任桂州都督，历任司刑太常伯。他曾举荐京兆功曹参军崔擢为尚书郎。但事未成，就偷偷把内情告诉崔擢，后来，崔擢犯了错误，就告李乾..泄露禁中话语来为自己赎罪，于是李乾..被免官。不久去世。

　　李昭德，就是李乾..的儿子。强干有父风，少年时就以明经科中举，做官升到凤阁侍郎。长寿二年(693)，朝廷增置夏官侍郎三员，当时选李昭德与娄师德、侯知一担任。这年，他又升任凤阁鸾台平章事，即代理宰相之职，不久又加检校内史之职。长寿中，京都改建文昌台和定鼎、上东等门，又在城外建外郭，这都是李昭德所创建的，时人认为他很有能力。当初，都城洛水天津的东边，立德坊的西南角，有中桥和利涉桥，用来通行人。上元二年(675)，司农卿韦机才移中桥到安众坊的左街，对着长夏门，京都的人都认为很方便，因此利涉桥废而不用。节省钱财以万计。但是经常被洛水冲击，必须经常出劳力修治。李昭德创意堆积石头桥墩，使对着流水的部位成尖形来分水势，从此，竟未出现洛水冲刷损坏的情况。

　　当时，武则天以武承嗣为文昌左相，李昭德密奏：“武承嗣是陛下的侄儿，又是亲王，不宜加上机要的重权，来使众百姓生惑，况且自古帝王，父子之间，犹相篡夺权力，何况在姑侄呢，哪里能把重要权力委托给他呢？如果他不受控制，随心用权，陛下的宝位怎么可能安稳呢？”武则天惊惧地说：“我未考虑到这一方面。”武承嗣也曾返告李昭德不是，武则天说“：自从我任用昭德，总能高卧心宁，他能代我劳苦，不是你能赶得上的。”武承嗣不久转任太子少保，罢去参与政事的职务。延载初年(694)，凤阁舍人张嘉福指使洛阳人王庆之率轻薄恶少数百人到朝廷上表，请求立武承嗣为太子。武则天不许，王庆之坚持请求没完没了。武则天令李昭德责问他们，才使他们散去。随即李昭德便用杖打死王庆之，余众才息。李昭德因此上奏道“：臣闻文王武王之道，重在方略策划布署，哪里有侄儿做天子而替姑母立庙的！以亲人而言，天皇(高宗)是陛下的丈夫，皇嗣是陛下的亲子，陛下应当将皇位传之子孙，以为万代之计。何况陛下是承蒙天皇顾托才有天下的，如果立了武承嗣，臣恐天皇不享祭了。”武则天才明白了，立武承嗣为太子之事才罢了。

　　当时，朝廷谀佞之人多被进用，所以，凡是无论大小，只要近于谄媚阿谀，虚假奉承，都能获得进见。有人于洛水中获有数点赤色的白石头，就到宫阙进见。诸宰相问这石头有何特点，回答说：“这块石头赤心，所以拿来进献。”李昭德叱责道“：此石赤心，洛水中余石难道能尽反么？”左右皆笑。这个时期，来俊臣、侯思止等，歪曲刑法，诬陷忠良，人都惧畏，李昭德每在朝廷奏他们的枉法情状，由此来俊臣的党羽也稍稍受到挫折。来俊臣曾弃故妻娶太原王庆诜之女，侯思止也上奏要娶赵郡李自挹之女，太后要政事堂共同商量。李昭德抚掌对诸宰相说“：太可笑，往年来俊臣像贼一样强取了王庆诜之女，已经大有辱国家。今日此奴又请求索取李自挹之女，莫不是又要来辱国吗？”这样，此事才作罢，侯思止后来竟被李昭德依法处死在杖刑之下。

　　不久，李昭德由于专权用事，很为朝野之士所厌恶。前鲁王府功曹参军丘忄音上疏指责李昭德，说他性好凌轹，气负刚强，朝廷诏命陛下皆依李昭德，李昭德自专无忌，威震人主，有势盛之殃。邓注又著《硕论》数千言，详细述说李昭德专权之状。凤阁舍人逢弘敏立即将此文上奏。武则天于是开始厌恶李昭德，对纳言姚王寿说：“昭德身为内史，备受殊荣，如果真的像大家所说的情状，那实在是有负于国家。”延载二年(695)，降职任钦州南宾尉。数日，又命免死配流，不久又召回京拜监察御史。当时太仆少卿来俊臣与李昭德一向不和，于是诬陷李昭德有叛逆行为，因此被下到狱中，与来俊臣同一天处死。这一天大雨，臣民百姓莫不痛惜李昭德之死，又庆贺来俊臣之死。人们交谈：“今日天雨，可谓一悲一喜。”神龙二年(706)，中宗降诏赠御史大夫。德宗建中元年(780)，加赠司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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