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新中国70华诞江苏献礼书之一 | 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
在文博界，有这样一位传奇女性。
她，出身优渥，北大毕业，却坚守荒凉大漠中的735座洞窟56年;她60岁受任敦煌研究院院长，80岁退休，于危急中拯救莫高窟。
她发起的“数字敦煌”工程，被季羡林称赞“功德无量”;她率先在全国开展文物保护专项法规和保护规划建设，致力于莫高窟永久保存与永续利用。
她，就是“敦煌的女儿”樊锦诗。可以说，没有樊锦诗，就没有我们今天看到的莫高窟。
长久以来，樊锦诗都很神秘。她单纯简朴、低调谦和，将自己隐于敦煌绚烂的壁画图卷之后。面对公众，她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别说我了，还是说说敦煌，说说莫高窟吧”。
这一次，在杖朝之年，她终于决定在书中说出自己与敦煌相守一生的故事。
献礼新中国七十年华诞重点图书
《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
樊锦诗/口述 顾春芳/撰写
译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9年10月
定价：68.00元
一生择一件事终老
每年，近两百万游客来到敦煌莫高窟，只为一览千年壁画风采。他们赞叹着、心满意足地离开敦煌，奔向下一个景点。
又有多少人知道，在这荒漠中，在这绝美壁画和造像背后，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与风沙、洞窟融为一体，数十年如一日地默默守护着敦煌的735座洞窟。樊锦诗就是这群人中的一个。
1962年，樊锦诗同北大的三位同学一起来到向往已久莫高窟实习。毕业后，樊锦诗被分配到了敦煌莫高窟。
当年的莫高窟是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小镇，生活条件极为艰苦。住土房，喝碱水。每到夜晚，寒风夹杂着狼的嚎叫，令人不寒而栗。附近土匪出没，工作人员不得不端着猎枪，轮岗值班。
西北粗砺的生活，使樊锦诗逐渐忘记了都市，也忘记了自己曾是“南国的女儿”。甚至半夜老鼠掉落床头，也能掸落老鼠，继续入睡。
2004年5月，在莫高窟第85窟壁画修复现场
检查工作 敦煌研究院/ 供图
1998年，她接受了敦煌研究院院长的任命，在临近退休的年纪又重新起跑。一上任，她就面临着莫高窟保护与旅游发展之间不可调和矛盾。莫高窟如此珍贵、如此脆弱，一旦被用于无限制旅游开发，后果将不堪设想。樊锦诗拿起法律武器，多方奔走，最终拿回了莫高窟的管理权。
为了保护莫高窟、防止同样的事件上演，她把《文物法》和《旅游法》全部研究了一遍，并在全国率先开展文物保护专项法规和保护规划建设。
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莫高窟，而这对脆弱多病的莫高窟造成了潜在的威胁。她积极寻求国际合作，运用先进理念和高精技术保护敦煌。而在另一方面，弘扬莫高窟精妙艺术也是敦煌研究院的重要任务。
这时，樊锦诗再一次提出了“数字敦煌”的构想。她深知莫高窟会渐渐衰老直至“消失”，如同人的生命形态变化一般不可阻挡。早在20世纪80年代，她就开始有了把敦煌影像保存下来的想法，无奈当时的技术尚不发达，无法永久保存。数字技术的成熟让这一构想有希望变成现实，此时，她已经70多岁了。
2016年5月1日，“数字敦煌”正式上线。古老的敦煌文化与现代技术相融通，世界每一个人都能随时欣赏到敦煌艺术的精美，让敦煌这颗历史的明珠永远焕发出不朽的光辉。
敦煌历来是东西方贸易的中转站，是古代丝绸之路战略要地。伴随着古丝绸之路兴盛和繁荣的一千年，宗教、文化、知识在此交汇处，东西方文明在此荟萃，莫高窟艺术和藏经洞文物就是古代中西文化在敦煌交汇融合的产物。
张大千、常书鸿、季羡林、余秋雨……他们先后来到莫高窟，被衣袂飘举、光影交错的壁画和塑像所征服，去而忘返。
同样被敦煌深深吸引的还有樊锦诗。对考古的热爱让她从上海走到北京，对敦煌的着迷与责任又让她从北京走到大西北，走到了那么远的敦煌，走过荒漠和戈壁，走过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坎坷的道路。
樊锦诗与敦煌是不可分的。她一生的事业以及绝大部分时间都在敦煌，是莫高窟发生巨变和敦煌研究院事业日新月异的亲历者、参与者和见证者。写樊锦诗这个人，如果脱离了莫高窟的保护、研究和弘扬，而只是简单重复网上多次发布的那些报道，就写不出一个真实而又完整的樊锦诗。
顾春芳与樊锦诗合影 顾春芳/供图
这里不得不提到《我心归处是敦煌》的撰写者、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顾春芳。她博学多才、治学严谨，文字透出才气和灵气，这些都让樊锦诗觉得她是一位值得信赖的学者。樊锦诗与顾春芳相识于2014年的敦煌，一见如故，结下忘年之交。樊锦诗说：“她是这个世界上最懂我的人。”
顾春芳除了整理与樊锦诗的访谈之外，还深挖莫高窟的重要价值和敦煌研究院的重大事件，把樊锦诗个人的命运同敦煌研究院的发展变化结合起来，把她个人和她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结合起来，把她对于文物保护事业的所思所想真实地表达了出来。樊锦诗说，顾春芳“甚至说出了我想说而说不出的话”。
《我心归处是敦煌》既是樊锦诗个人的奋斗史，也照应着敦煌研究院的发展史，更是守望莫高窟的一份历史见证。
没有彭金章的成全
就没有现在的樊锦诗
有一句话，樊锦诗和好多人讲过：“我们家的先生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人。”樊锦诗在《我心归处是敦煌》中，回顾了自己与爱人彭金章相濡以沫的爱情，她说：“没有他的成全，就不会有后来的樊锦诗。”
家庭与工作，身心两处不能会合，仿佛是莫高窟人的宿命。首任院长常书鸿，前妻离他而去，独自带着两个孩子在莫高窟生活。第二任院长段文杰，与妻儿两地分居十一年。他们选择了莫高窟，却不得不承受骨肉分离之苦。同样的命运也落在樊锦诗的身上。
她与爱人异地恋四年，婚后分居长达十九年。夫妻两地，骨肉分离，她常常自责不是一个好妻子和好母亲。可是，第二天只要一走进石窟，她就感到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
1965年，与彭金章莫高窟合影
为了他俩谁调动的问题，1986年，甘肃省委组织部、宣传部各派一位干部，找到了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最后，彭金章主动放弃了自己一手创办的武汉大学考古学专业，奔赴敦煌。那时，他已年过半百。
彭金章到敦煌研究院后，从零开始起步，主持多项考古发掘。特别是对莫高窟北区的考古有了突破性的发现。宿白先生曾和樊锦诗开玩笑：“彭金章不错，你瞎忙。”
她曾是愧疚的妻子，为长期两地分居而困扰；她也曾是自责的母亲，为没有好好教育两个孩子而忧心。彭金章知道她离不开敦煌，一生毫无怨言地支持着她的事业，陪她走过风风雨雨。樊锦诗说：“遇上他，是我一生的幸运。”
如果说世界上有永恒，那就是一种精神。这么多人来到敦煌，守护莫高窟，每天都要和佛经、佛像照面，他们的精神来自对敦煌石窟艺术的热爱和对这份事业的执着追求。“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正是莫高窟人的精神写照。在莫高窟，人文之美、艺术之美、精神之美，永恒闪耀。
在敦煌研究院的一面墙上，写着这样一句话：“历史是脆弱的，因为她被写在了纸上，画在了墙上；历史又是坚强的，因为总有一批人愿意守护历史的真实，希望她永不磨灭。”
这也是《我心归处是敦煌》的初衷：为国家、为民族留下这些珍贵的记忆、记录下这些高贵的灵魂。人民会永远记住他们，也会继续坚守他们的精神，并会将这份精神传递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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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
樊锦诗/口述 顾春芳/撰写
译林出版社
2019年10月
本期编辑：水晶汤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