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南风窗记者 永舟
以张桂梅校长为原型改编的电影《我本是高山》，遭到的如潮恶评，几乎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
因为是女性题材，故铺天盖地的差评几乎都紧扣性别话题。比如，电影还没上映，就有一批铿锵的质疑：“男导演拍女性题材，烂片预定”。
有人执着于剧情里张桂梅亡夫这一角色的攻讦，认为这是对某种绝对女性意志的稀释和侮辱，即便，胡歌的戏份加起来不超过五分钟。
一部电影受到批评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但《高山》点映仅2天，一些整齐划一的批判就抢占了各平台的舆论高地。
这让人在错愕之余，不禁质疑自己在影院内流下的眼泪究竟是不是“工业泪点”？
遂再去刷一遍，至少对笔者而言，可以肯定地说：不是。
《我本是高山》海报
所以，有些话不得不说。
我们可以通过各种途径来深入感受现实。不仅是现实中的张桂梅，还有不具名的女高学生们，以及她们背负的复杂的家庭关系和世代观念。
其中包括了电影。电影首先是一门感受的艺术。我们感受到了痛，感受到了爱，感受到一个人物、一种奇迹在现实土壤里创造的近乎神性的震撼。
坐在影院内，我好几次忍不住眼眶湿润，也听闻后排观众数度啜泣，这些动容并不是由电影的煽情所致，而是扎扎实实想到了现实。
它的确能让女性观众在观影时联想到自己的母辈，联想到自己更幸运或更不幸的命运，产生了想去做点什么实事来帮助底层女性教育的冲动。
我们歌颂张桂梅的伟大功德也好，从个体连带着讨论女性主义语境下的女性楷模也罢，《高山》的可贵之处恰恰在于，它让人因受到艺术感染而去关心现实中冰山下更多看不见的底层女孩教育困境，关心横亘在大山之间的贫富、阶层差距，关心底层女性面临的命运危崖，以及她们为改变命运付出的巨大代价。
《我本是高山》
这些才是真正重要的、内在的本质，而非毫无逻辑的创作者性别原罪论。
有人为切实改变底层女性命运做着实事，有人在切实记录着这份精神和气魄，但同时也有人把我们面临的结构性社会困境，简化为性别一元论的讨伐狂欢。
一部以一名伟大女性为绝对中心主体人物的电影，受到打着女性主义旗号的野蛮批评，这实在是一种讽刺。
部分自视为女性主义批评的粗暴和野蛮，已经开始吞噬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
“救人”
“张桂梅的故事”，这一短语几乎等于“一名伟大女性的半生”。
用“伟大”这个词毫不过誉，这个时代不缺志向远大的人，缺的是躬身干实事，伸出双手救人，甚至献出涓滴生命，换取切实去改善现实状况的人。
其事伟大，如果要集中在两小时内讲述，必然需要取舍。
《高山》舍弃了张桂梅开启一项宏伟事业的主要原因，自身的经历，外部的震慑，对亡夫的情结等等，都仅有只言片语寥寥概括。但保留了她办校初期的困厄、荒芜甚至是荒谬，保留了血淋淋的现实如何入侵一个几近于乌托邦的理想国，以及所有人是如何用心血去守卫这个集体的理想。
现实里的张桂梅说：我不仅是在教育，更是在救人。
张桂梅用教育改变了许许多多山里女孩的命运
电影里，海清饰演的张桂梅也对同为教育工作者但保守、死板的梁老师咬牙切齿道：“你是在教书，可我是在救人”。
“救”，是贯穿全片的宗旨字眼。谈何“救”？为何要“救”？怎么“救”？
很多山外的人根本想象不到，那些山里的女孩究竟面临着怎样的处境。
现实中，张桂梅的一名学生被家人强行接回家。张桂梅找到女孩家里去，要求把孩子带回学校。女孩父亲告诉张桂梅：女娃儿读再多书也是要嫁人的，还不如早早嫁人，没必要浪费那个钱。
出于怒，出于痛，也出于怜，张桂梅下了死决心，说什么也要把女子高中办起来。
她亲眼看见、亲身体会到，对于大山里那些贫苦家庭的女孩来说，如果不读书，等待她们的命运将会多么凄惨和绝望。
嫁人、生小孩、干农活，一辈子无法走出大山，是很多山里女孩的人生轨迹
电影里，女高学生因为家境和个人的自卑，屡次逃学、辍学。张桂梅去工地，去饭店，一次次把孩子劝回来、抓回来，从延续母辈悲惨命运的悬崖边上拉回学校。
这就是在救人。
剧情给予较多笔墨刻写山月和山英姐妹俩的故事，她们翻山越岭，磨破鞋脚去上学，书没读几天，家里的父亲、哥哥就开始商量着把两姊妹配给人家，赚彩礼钱给哥哥娶媳妇。
“她不在哪个做饭？”“读完后也是别人家的”“养头猪还能卖两千呢”，诸类词眼，当着他们的女儿、妹妹，被恶狠狠地被谈论和算计。
父亲、哥哥不让山英读书，把她当成赚彩礼钱的工具
即便“我本是高山”，山英的意志，从小也被作为“物资筹备”的家庭磨了个精光，甘愿为家庭和要娶妻的哥哥做垂落而下的溪流。
张桂梅来到姊妹俩家里，自掏腰包给出八百块钱，强行把山英带回了学校。
可成绩优越的姐姐山月还是被父兄安排嫁了人，没成年就生下孩子。且自嫁过去后，丈夫就不断打她，终于有一天，山月竟被丈夫活活打死了。
山月的死，让女高里其他学生忽然看清了自己的处境——如果不读书，等待她们的命运，很可能与悲惨的山月一样。被家里的男性早早许配给人，换一笔彩礼费。自己则从此如浮萍野草，不知会在哪个环节被毫无痕迹地斩锄、抹去。
读书，高考，是她们走出大山、改变自身悲惨命运的唯一途径。
这是救人和育人的不同——后者需要温和与理性，但前者残忍，无路可退。教育是锦上添花，救人则是背水一战。
读书是唯一改变女高学生命运的途径
华坪女高采取全封闭模式，除了学习，孩子们几乎没有课余活动。为了让学生们收心读书，张桂梅强硬地剪去女孩们的头发，惩罚出逃的人，连吃饭时间也要精准抓紧，只给十分钟。
用那些精英教育家高高在上的批评视角，这种“填鸭式”题海战术的教育，必然是“不讲师德”的。
但对那些被命运推到绝路上的女孩来说，什么素质教育，什么劳逸结合，什么讲求方法，她们是没有机会享受的。
现实中的张桂梅在采访里说：“孩子们拼命刷题，人家说做题对孩子不好，我们没办法，我们只有这个办法。”
华坪女高采取的题海战术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2011年，华坪女高的第一届毕业生本科上线率约为70%，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清北”，被许多人当作女高存在无意义的抨击对象。但作出这样批评的人可曾想过，这些女孩原本的底子有多差？
有女孩数学只考了6分，张桂梅收下，还有不少初中没毕业，她也收。只要是愿意学习的，她一个不落下。
张桂梅唯有强硬一点，甚至是摆出一个独断的大家长姿态，才可能把女孩们从悬崖边上稍微拉回来一点儿。
大山、峭壁，这些看似不可翻越的命运结石，在片末高考成绩出来时，老师隔着大山向对岸的山英大声喊出她考上大学的消息。此刻，命运的鸿沟被希望填补了。
“救救女孩”四个字在那声呐喊中落了地，电影的核心意志也被保留了。
《我本是高山》剧照
而到头来看，剧情对张桂梅本人的志向来源、个人历史几乎不作交代，似乎更像是某种取舍的艺术处理：她一直把自己放得很“小”，就像片中海清呈现出来的那副虚弱瘦小的身形，除了在试图喊醒女学生的时候，她总是一副疲惫、孱弱的模样。
正是这样，这具小小躯体内里蕴涵的巨大能量，才不能不令人震撼。
“无私”的背面
2020年，张桂梅荣获“感动中国十大人物”，颁奖词写道：
“烂漫的山花中，我们发现你。自然击你以风雪，你报之以歌唱。命运置你于危崖，你馈人间以芬芳。不惧碾作尘，无意苦争春，以怒放的生命，向世界表达倔强。你是崖畔的桂，雪中的梅。”
这是一段致敬一个伟大人物的漂亮概括，精美的修辞，适恰的譬喻，饱满的歌颂，都有了。
但真实的、生动的张桂梅，行走在大地上。
张桂梅
电影里，张桂梅最喜欢的一首歌叫《红梅赞》，她用粗糙的喇叭在学生们吃饭的时候大声放，学生笑着和她商量，能不能换成周杰伦的《双节棍》？
女学生变得开朗了，更自信了。影片初期，她们的确逃学、贪玩，一个刚刚走出大山的女孩，对新世界充满热切和渴望，而她们此前也并没有得到对学习规范和态度方面的教育，因为在她们生活的原生环境里，没有人期待她们接受教育。
这些细节非但不悬浮，反而铸就了真实生动的人物。如果一切都用正确与错误、主义与立场来评判，那便没有人物，只有道德符号。
《高山》的一定分量，给了张桂梅和学生们的彼此重塑上。对于张桂梅，电影赋予了其在现实中被宏大叙事选择性隐藏起来的，个人的脆弱和情感。
她必然有脆弱的一面，因为她也是人，也需要被爱护和理解。
电影的处理方式，是将张桂梅身上那股坚韧的母性放在前景，朦胧的私人情感置于后景。
《我本是高山》剧照
她会厉声呵斥厌学的山英，但也会私下拿钱补贴她的伙食费，让她喝牛奶长个子通过高考体测；她不允许学生在宿舍养动物，但也会专门修一间木屋给女孩随身带着的鹅；她和回来教书的学生吵了一架，却依然毫无怨言地帮对方带孩子。
张桂梅的母性并非不能被刻画得无尽柔软，无尽慈爱，只不过，换一种切入与呈现方式，更能凸显其内在的品格。
《高山》的情感与价值基调总体上是简单的。付出，牺牲，毅力，理想，如此云云，没有太多对人性的深刻挖掘，但多的是对一个具体的人的照拂。
影片最后，因疾病陷入昏迷之际，是学生们齐唱《红梅赞》歌声，而非饱受观众诟病的亡夫，把张桂梅拉回了鲜活的现实。
她亲手创造的世界，不再只有疼痛和艰难，而是一点一滴填满了共患难的师生情。
《我本是高山》剧照
这种处理方式虽然有点老套，但有助于赋予主角更丰富的性格层次。张桂梅与学生之间，不是单一的付出与接受，而是相互救赎。
部分观众容不得一点胡歌饰演的“亡夫”这号人物，认为他的存在本身——哪怕戏份不多，也稀释了张桂梅伟大的精神意志。
因癌去世的亡夫，其角色功能是游离于主线剧情之外的。电影里，他以类超自然的影子形式存在张桂梅的卧室里，那是她唯一可以稍稍放松下来的地方。
唯有在这里，唯有这么一点可怜的片刻，她能感到些许慰藉，能得到一丝可以释放脆弱和柔软的空间。平时，她把自己活成一块钢铁，丝毫没有休息和个人感情，她无私到令人敬畏且心疼。
在关起门来的个人空间里，她可以被允许有“私”吗？
爱情没那么可怕，张桂梅的精神意志，也不至于脆弱到被那么一点点的爱情稀释。
《我本是高山》剧照
电影有电影的塑造人物方法，艺术作品里的人，往往被更期待有软肋、有血肉。
受制于篇幅和题材，电影并未对山里女孩们面临的结构性困境作出更充分的延展，而是符合多数人期待地，给予了一个看似“伟光正”的结局。
这种“光明”结局也保存了女孩们自己内心的情感力量。
凭着良心
走出电影院，现实却并没有变得更好。
《高山》受到的如潮恶评，不仅是超出预期，而且在笔者看来是极为反常的。甚至连中国电影报道官微，都宣称收到了大量有组织、整齐划一的恶意诋毁。
作为一名诚实的观众，这不能不令我不寒而栗。
早在电影上映前，就有一股尖锐的质疑甚至是抵制声，坚信男性导演不能拍好女性题材。
男性导演是否必然代表男性视角？或是，作者透明的信息机制，给予了某些原罪论的生长空间？
类似题材，我们的“前车之鉴”或许并不足够。大部分男性导演拍摄的非女性题材，从悬疑到喜剧，从犯罪到科幻，女性消失或索性工具化。少拍，就少错。而两年前，两名女导演拍摄的《我的姐姐》，最终也没能逃脱令人失望的传统结局。
问题的根源不是性别立场，而是是否对现实具有批判性。尤其是对一部现实题材影片而言，尤其是当它从一开始就建立在某些真实的社会隐疾之上。
有人说，电影把现实中一名女孩酗酒的父亲改成了酗酒的母亲，这是对女性的污名化。而农村是不可能有酗酒的母亲，只有酗酒的父亲。
《我本是高山》中，张桂梅怒斥酗酒打孩子的母亲
现实不是“我知道的”，而是我可以理解到的。在世代如一的恶劣环境下，一个女性的母辈、下一辈，如果不走出大山，她们的命运彼此并不会有多大差异。当她被家庭和婚姻抛弃，被男人抛弃，通过任何一种方式放弃生命，都是存在可能的。
贯穿张桂梅校长和电影本身的一大核心观念，就是“女孩读书能改变至少三代人”，于是，“母女代际”也是剧情着力刻画的一条隐形链条。
妈妈在操场上看见了迎着阳光奔跑的女儿，听见了朗朗读书声，第一次身临其境地意识到读书可能给自己和女儿带来的命运改变。
张桂梅在学校食堂给这位母亲找了份工作，把她从酒精的泥潭里拉了起来。虽然这她还没有穿过考试这一关，但从那一刻开始，一个自暴自弃的母亲已经得到了救赎。
如果这类角色换成男性角色，除了“照搬自现实”以外，对底层女性教育承载的深层精神连贯性，是不具备任何表达主体性的。
《我本是高山》剧照
如果女性主义是以负面角色属于男性还是女性来定义，那这样的“女性主义”，太粗暴，太野蛮了。这样“教条式”的批评也太幼稚，太不负责。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一些打着所谓“女性主义”旗号的批判变得十分野蛮，男导演拍女性题材就是原罪，女性角色追求爱情就是媚男。批评者执着于纠结一个角色的原型是男性还是女性，而不是关注片中呈现出来的具有真实痛感的现实议题，把“女性主义”单一解读为“女性的主义”，加剧了性别的对立。
这是一种很可怕的舆论生态。把细节从故事整体里抠出来，妄图通过挑起“厌男”或是“厌女”的狭隘争驳，糊化一整部电影呈现出来的完整思想和感情。
现实中的张桂梅校长，从未打着“女性主义”的旗号摇旗呐喊。她没有那份多余的时间和精力。近年来，她所做出的唯一贴近现代流行“女性主义”的举措，也许就是拒绝让成为家庭主妇的女学生返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