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了一年一度的诺贝尔颁奖季。
今年的诺贝尔六大奖项里率先颁发的是生理学或医学奖，得奖的是在mRNA（信使核糖核酸）研究上有突破性发现的两位科学家，卡塔琳·考里科（Katalin “Kati” Karikó）和德鲁·韦斯曼（Drew Weissman）。
▲ 图为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公布现场。
简单来说就是，他们在核苷酸碱基修饰方面的发现，成功攻克了过去的难题，展示了如何以不会引发细胞死亡的方式修改mRNA，增强了mRNA的稳定性，从而使该技术可用于疫苗和其他类型的疗法。
在疫情蔓延期间，辉瑞、BioNTech以及Moderna几家疫苗制造商正是基于此技术，在最短时间内生产出疫苗，且方便迅速调整以抵御进化带来的新病毒版本。
虽然人类至今仍未完全解决新冠病毒，但疫苗的快速开发，在很大程度上拯救了数以百万计的生命，也有效预防了疾病更严重肆意的扩散，减轻了潜在可能带来的整体负担，从而让人类社会尽早恢复常态。可以说在这点上，考里科和韦斯曼称得上是功德无量。
当然，正是因为疫苗在短时期内被研发且用于人类身上，很难避免周遭的一些不同声音。诺贝尔评奖委员会成员也在现场回答记者提问时讲到，希望这一次的授予奖项可以给那些反疫苗或者对疫苗有迟疑的大众予以正向引导。
最重要的是，mRNA未来不止能用在类似的病毒性疾病上，还可以研发治疗性疫苗，用于癌症、艾滋等疑难杂症，张文宏医生点评“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又一次‘盗火’，预示可能会给生物医药领域带来巨变”。
我们今天着重要聊的是两位获奖者之一的卡塔琳·考里科，因为她的经历实在太特别了，比电视剧里的大女主逆袭剧还要励志带感。
出生贫微，是屠夫的女儿，在没有自来水、狭小的房间里长大，漂洋过海去了美国，在科研界奋斗几十载，却一直遭人排挤，被人贬职，不幸患癌，好在最后终于柳暗花明，在世界范围内闻名遐迩。此外，她还孕育出了一位奥运冠军的女儿！这基因真是太强大了。
最近两年的她，俨然成为了科研界备受瞩目的大明星，甚至被誉为拯救全人类的“英雄”。
▲ 她的巨幅壁画出现在布达佩斯的街头。
▲ 她受邀参加各种颁奖活动，图上是去年《时代》杂志百大人物峰会演讲。
▲ 她和女儿Zsuzsanna “Susan” Francia（最左）还有比尔·盖茨在《时代》杂志百大人物晚宴现场的合影。
但要知道，在此前漫长的几十年时间里，她都被看作是妥妥的边缘人物，没有人重视她的研究，没有人认可她的愿景，没有科研费用，她甚至都没有个终身职位，在获奖时，她的头衔是宾夕法尼亚大学佩雷尔曼医学院神经外科系的兼职教授，不管是薪酬还是待遇，都跟其他获奖者们天差地别。
在专注于mRNA的这几十年里，考里科被无数人劝说过放弃，被无数人告诫她的用心良苦只是一场徒劳，但她始终坚信着自己的方向，在经历了漫长的蛰伏和等待后，她的开创性成果为其赢下了诺贝尔奖，也赢来了世界重新审视评估科研体系的机会。
她在事业上的执着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自己的女儿，令她成为连续两届奥运会女子八人单桨（有舵手）比赛的冠军。
▲ 2012年伦敦奥运会，考里科和丈夫庆祝女儿苏珊夺冠的合照。
今天就让我们来聊聊这对母女的故事。
匈牙利小镇少女的逆袭记
《纽约时报》在介绍卡塔琳·考里科的文章里用了这么一段话开头：
▲ “她在匈牙利长大，是屠夫的女儿。她决定要成为一名科学家，尽管她从未见过科学家。她在20多岁时移居美国，但几十年来从未拥有永久职位，而是一直徘徊在学术界的边缘。”
这段话准确概括了她的前半生。
考里科出生于1955年1月17日，在匈牙利小镇Kisújszállás长大，父亲是屠夫，母亲是簿记员，她还有个姐姐，家里的房子是一栋由粘土和稻草砌成的土坯房，屋顶上覆盖着厚厚的芦苇，没有自来水，没有电视，没有冰箱。
▲ 卡塔林·考里科的首部自传《突破：我的科学人生》英文版封面，将由译林出版社引进出版。
她在最新的自传里提到了自己的身世。
她的奶奶在匈牙利一个贵族家里做女佣，一不小心爱上了公子，生下了她爸爸，结果遭到了两边家庭的嫌弃。艰苦生活里，奶奶教育她的爸爸，如果你能有一门手艺养活自己就好了，所以她爸爸在12岁就开始做屠夫，二战期间还曾在军队服役，为前线数百名士兵做饭，配给食物。
小时候的考里科会在一旁目不转睛地看着父亲解剖动物的全过程，只见他将死去的动物仰面放置在平台上，开始手持燃木器烧烫皮毛，接着切开动物的腹部，把手伸进去小心翼翼地挖出内脏。此时，在旁边的姐姐早已胆战心惊，考里科却看得异常入迷。这种对生物体内部复杂结构的着迷，正是她对于该学科好奇的开始，让她在小学时期就脱颖而出，拿下了匈牙利全国生物竞赛的第三名。
1973年，18岁的考里科进入了匈牙利有四百多年历史的公立大学——塞格德大学，并以连续三年荣获奖学金的优异成绩在1978年获得了生物学学士学位。
▲ 她和学校主楼外放置着的1937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Albert Szent-Györgyi的雕像合影，后者在1932年首次分离出了维生素C。
本科毕业前，22岁的考里科在生物学庆祝活动的迪斯科舞会上认识了后来的丈夫贝拉·弗朗西亚（Béla Francia），丈夫比她小5岁，3年后两人结婚，考里科大着肚子撰写自己的博士毕业论文，肚子里正是他们唯一的女儿，苏珊。
1983年，考里科拿到了生物化学博士学位。
▲ 读博期间，她在塞格德生物研究中心工作，这时候已经开始研究RNA了。
▲ 当被问到“在那个资源相对匮乏的年代，如何面对和解决所需原材料短缺”的问题，考里科回答，“买不了东西，我就制造它。”比如实验所需的磷脂，找不到，就骑自行车去屠宰场捡牛脑回来自己制造。
1985年，30岁的考里科所在的实验室失去了资金支持，她不得不开始寻找在其他国家工作的机会来继续自己的科研，当被位于美国费城的坦普尔大学（Temple University）提供博士后研究员职位后，她便和丈夫商定举家搬迁，带着当时才2岁的女儿买了前往美国的单程票。
这里有一桩被各大媒体报道提及的往事，即当时的匈牙利受到外汇管制的限制，只允许带100美金出境，他们一家为了能把卖车换汇的900英镑带出国门作为将来开启新生活的启动资金，只能悄悄把钱塞进了女儿苏珊的泰迪熊里。
▲ 就是这只熊。
新移民初到美国都非常辛苦，考里科一家也一样，她在坦普尔大学待了三年，又去到马里兰州贝塞斯达市的健康科学统一服务大学（Uniformed Services University of the Health Sciences）工作了一年，有时候她忙到只能在办公室的地上铺睡袋过夜。
直到1989年，她才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医学院拥有了一份初级职位，头衔中带有“教授”一词，但跟享有盛誉的终身教授相比，相差甚远。
市面上关于考里科丈夫贝拉·弗朗西亚的介绍少之又少，只知道学历不高，在难得的一篇文章里提到，到美国之后，他在一栋公寓做物业经理。他从事的并不是什么高大上的职业，但这也未尝不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在绝大多数新移民家庭里，为了照顾孩子，只能让一个人去追求理想，很多时候做出牺牲的往往都是女性。但在这点上，考里科老公做好了家中后勤保障，免去了太太在平衡家庭和工作上的后顾之忧。
▲ 《华盛顿邮报》的专访里提到，“弗朗西亚会在工作日忙完后改造他们的房子，并制作了大部分家具；考里科很忙，但还是会抽出时间烹饪匈牙利菜和烘焙巧克力蛋糕；而苏珊呢，在一旁乖乖写作业。”
▲ 专访里还写道，考里科有时候也会因为科研上的受挫沮丧，会难过家里没赚什么钱，苦恼自己没太多时间陪伴孩子。对此，女儿苏珊的童年记忆却大不相同，虽然妈妈忙于工作，没办法像别的家庭一样出去度假、游玩，但她看到了母亲忙碌辛苦的身影，看到了家庭充满欢乐的紧密，她为每个人都在努力各司其职而自豪。
身为女性，在异国他乡从事科研工作，考里科这些年经受的挫败，难以言说。有因为她的出生地，有因为她的口音，有因为她对于项目的无限执着，也有的，只是因为她的性别。
在同事同仁们眼里，考里科痴迷mRNA，而这种痴迷并没有给她带来任何金钱或者名利上的回报，反倒是把她的职业生涯带去了死胡同。周围人劝她改变研究方向，选择更容易出成绩的项目，这些提议统统被她拒绝。她不参与“科研抱团”，甚至直言不讳地批评高高在上、资金雄厚的教授，此举也让她愈发地被排挤和孤立。
1995年，正是考里科抵达美国的第十年，她已经40岁，被宾夕法尼亚大学降职，从研究助理教授职位降到了新设立的高级研究调查员职位，没了所谓的资金支持，他们期待着她自行离开。
有说这一时期，她的丈夫因为签证问题滞留在了匈牙利长达半年，而她在同一时间确诊了癌症，种种挫折，一度让她产生了自我怀疑和动摇。
▲ 她在后来的采访里说，“我想过去别的地方，或者做点别的事情，我想或许是我还不够好，不够聪明。”
但当时的考里科并没有走，一是想到自己尚未拿到美国绿卡，需要靠工作续签签证；二是因为女儿还没上大学，如果没有学校给员工的大幅折扣，她微薄的薪水压根没办法支撑女儿读完昂贵的大学（女儿苏珊2000年开始就读宾夕法尼亚大学）；最重要的是，她那满腔对于mRNA的热爱，促使她坚持留了下来，她自嘲“一无所有，就不怕失去”，从此更专注于自己的实验，连培养细胞都亲力亲为。
遇到命中注定的搭档
很长的一段时间，考里斯都被看作是“特立独行的孤勇者”，直到她遇到了志同道合的德鲁·韦斯曼。
两人是1998年在学校的复印机旁认识的，当时的他们都在忙着复印学术期刊。
韦斯曼前一年才刚搬来宾夕法尼亚大学成立了自己的实验室，他是免疫学家，专注研究RNA和先天免疫系统生物学，想要研制一种HIV疫苗，正在考虑不同的技术；而考里科一直对开发针对中风、癌症和其他疾病的mRNA疗法充满兴趣，她坚信可以将微小的mRNA注入细胞中，向身体发送指令，从而自行制造药物。
双方在专业领域互为互补，就这么一拍即合，很快展开了合作研究。韦斯曼实验室的资金注入，也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考里科的资金难题。
▲ 2001年的考里科（左三）和韦斯曼（右三）。
韦斯曼惜字如金（他家人曾开玩笑说他每天的说话字数是可以被计算的），倒衬得考里科“能说会道”。
一直到2005年，他们的研究终于有了里程碑意义的发现，即特定的mRNA核苷酸修饰可以降低免疫反应，mRNA被改变并有效地输送到体内，以激活人体的保护性免疫系统，成功为该技术用于疫苗和其他类型的疗法奠定了基础。
但由于当时科研界对mRNA的不重视，世界上最权威、最有名望的期刊《自然》和《科学》都没有发表该项论文，最后刊登在了《免疫》期刊上。
考里科和韦斯曼一起成立了一家名为RNARx的公司，但很快他们就经历了宾夕法尼亚大学把知识产权许可卖给了第三方，导致几方混战的复杂局面。
▲ 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韦斯曼回忆，宾夕法尼亚大学将mRNA申请了专利，他跟考里科曾试图为他们的生物技术公司申请许可，但无法承担学校要求的价格。而最近几年，学校通过将这项技术授权给多家公司，包括用于生产新冠疫苗的BioNTech和Moderna，已经赚取了数千万美金。
2013年，58岁的考里科以宾夕法尼亚大学高级研究调查员的身份退休，说是退休，在她看来，更像是被赶着离开。
▲ 而今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官网仍显示她是神经外科兼职教授。
只能说，在学术事业这方面，考里科跟其他人的成功范本相比，天差地别。就拿韦斯曼来说，他的职位可是宾夕法尼亚大学RNA创新研究所所长以及佩雷尔曼医学院的医学教授。
之后，考里科加入了德国的BioNTech，在当时还只是一家鲜为人知的初创公司，学校前同事甚至嘲讽她，“连个公司官网都没有”。
丈夫一如既往地支持她，就像当初支持她从匈牙利举家搬去美国一样，只是这次，飞往德国的只有她一人。
▲ 她说有整整一个礼拜，每一晚，都是哭着入睡的。
她在BioNTech担任了RNA Pharmaceuticals（制药）的副总裁，又在2019年成为了公司的高级副总裁。
▲ 去年有新闻说，她决定辞掉副总裁的职务，回归科研工作，但没有对外透露会选择哪里，只说收到了几份工作邀约。
伴随着2020年初新冠疫情蔓延全球，考里科跟韦斯曼的发现有了用武之地，mRNA疫苗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开发和批准使用。
▲ 长久以来被忽视的考里科和她热衷的mRNA就这么出现在了大众的视野里，人们以为她是横空出世，殊不知这条路，她一个人一腔孤勇走了几十年。
获得诺贝尔奖的这天，宾夕法尼亚大学为他们举行了一场庆祝活动，称他们为“历史性的mRNA疫苗研究团队”。
还迫不及待地把照片挂在学校首页：
网上随后充斥着各种反对的声音，认为学校应该正视他们曾对考里科犯下的错误，向她道歉，而不是以抢占功劳为荣。
更重要的是，他们曾经的轻视、如今的谄媚，恰恰反映了学术界和科学界系统的缺陷，不知道还有多少人的工作没有得到认可，又有多少人因为这套死板的程序而放弃了自己逐梦的理想。
如何培养一个奥运冠军
对于大多数中产家庭来说，培养一个奥运冠军可谓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需要倾尽全力，财力和时间，甚至父母中有一个人要完全脱产来确保孩子进入竞赛跑道。
但考里科的女儿，Zsuzsanna “Susan” Francia，可谓“不待扬鞭自奋蹄”，她完全是在母亲忙碌的身影潜移默化影响下，自我努力成功的。对于拥有天赋的人来说，早年的磨励，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财富。
▲ 她的个人网站是这么介绍自己的：“2届奥运会金牌得主，5次世界冠军，教练，励志演讲家”。
▲ 当初那个被妈妈抱在怀里的孩子早已长得比妈妈还要高，甚至很长一段时间里，她的成就都比妈妈要来得闪耀。
苏珊2岁跟着父母来到美国，在宾夕法尼亚州的阿宾顿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