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开头两句列举了古代两位著名刺客高渐离、专诸的事迹；第三句赞扬了这两名刺客的豪壮义气：为了报答知遇之恩，而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末句阐明了这些壮士、也是作者自己的生死观，用司马迁的话，说明为知己而死，死得其所。全诗虽只有短短四句，但观点明确，慷慨激昂。

此诗起句“燕南壮士”，指高渐离；“吴门豪”指专诸。这里突出了他们最感人的精神力量：他们是壮士，他们有豪情。这两个词语的搭配，正好使专诸和高渐离的生命重新闪耀着奇异的光彩。这里“燕南”和“吴门”两个方位词也用得恰到好处。专诸刺杀吴王僚在吴王宫中，所以称“吴门”；而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士皆瞋目，怒发冲冠，则发生在易水送别之时，易水在燕之南界，因此称“燕南”。这两个看似不经意的词语，在广阔的背景上使壮志豪情笼罩四野，使他们的英声侠气无处不存，无处不在。

“筑中置铅鱼隐刀”句，为第一句作必要的补充与说明。他们两人的壮志豪情正是通过这两件惊天动地富于传奇色彩的大事而被历史所确认。这两句诗各以对称排比的结构相连接，重新唤起读者对这两位侠士的向往与崇敬。

“感君恩重许君命”句是全诗的主旨，是诗人要着重表达的一种信念，一个原则。诗人指出高渐离、专诸之所以置个人生死于不顾，以命相许是为了实践“士为知己者死”的人生信条。因此，这里的“恩”，不是“恩惠”，不是珍宝珠玉、车骑美女等物质的赐予，而是一种超越功利计较的“知遇之恩”，是一种对自我价值的理解和人格的尊重。这里的“许”，也不单是“报答”，更不是人身依附，而是一种自觉的自我价值的实现，是人格力量的自我完成。

最后一句“太山一掷轻鸿毛”化用太史公司马迁《报任安书》的话“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来表明自己的生死观，指出生命应该像“泰山”那样重，而不能像“鸿毛”那样轻。

这首诗，可以看作是李白读《刺客列传》后所作的咏史诗；也可以看作是李白顿悟生命价值即兴抒发的豪情。

第一首诗的“万艘龙舸”代指隋炀帝的船队。全诗描述了隋炀帝游览扬州的豪华船队以及大运河的地理环境，诗中隐含了隋炀帝被部将宇文化及杀死的历史事实。诗说当年的浩然盛大的场面如今已经不复存在，实质是说当时的唐帝国早已是连隋炀帝时也比不得了。这是对当政者的警训，意味深长。

第二首诗第一句从隋亡于大运河这种论调说起，而以第二句反面设难，予以批驳。诗中说：很多研究隋朝灭亡原因的人都归咎于运河，视为一大祸根，然而大运河的开凿使南北交通显著改善，对经济联系与政治统一有莫大好处，历史作用深远。用“至今”二字，以表其造福后世时间之长；说“千里”，以见因之得益的地域之辽阔；“赖”字则表明其为国计民生之不可缺少，更带赞许的意味。此句强调大运河的百年大利，一反众口一辞的论调，使人耳目一新。这就是唐人咏史怀古诗常用的“翻案法”。翻案法可以使议论新颖，发人所未发，但要做到不悖情理，却是不易的。大运河固然有利于后世，但隋炀帝的暴行还是暴行，皮日休是从两个不同角度来看开河这件事的。当年运河竣工后，隋炀帝率众二十万出游，自己乘坐高达四层的“龙舟”，还有高三层、称为浮景的“水殿”九艘，此外杂船无数。船只相衔长达三百余里，仅挽大船的人几近万数，均著彩服，水陆照亮，所谓“春风举国裁宫锦，半作障泥半作帆”（李商隐《隋宫》，其奢侈糜费实为史所罕闻。第三句“水殿龙舟事”即指此而言。

作者对隋炀帝的批斥是十分明显的。然而他并不直说。第四句忽然举出大禹治水的业绩来相比，甚至用反诘句式来强调：“共禹论功不较多？”意思就是：论起功绩来，炀帝开河不比大禹治水更多些吗？这简直荒谬离奇，但由于诗人的评论，是以“若无水殿龙舟事”为前提的。仅就水利工程造福后世而言，两者确有可比之处。然而“若无”云云这个假设条件事实上是不存在的，极尽“水殿龙舟”之侈的炀帝终究不能同躬身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相与论功，流芳千古。故作者虽用了翻案法，实际上为大运河洗刷不实的“罪名”，而炀帝的罪反倒更加实际了。这种把历史上暴虐无道的昏君与传说中受人景仰的圣人并提，是欲夺故予之法。说炀帝“共禹论功不较多”，似乎是最大恭维奖许，但有“若无水殿龙舟事”一句的限制，又是彻底的剥夺。“共禹论功”一抬，“不较多”再抬，高高抬起，把分量重重地反压在“水殿龙舟事”上面，对炀帝的批判就更为严厉，谴责更为强烈。这种手法的使用，比一般正面抒发效果更好。

此诗以议论为主，在形象思维、情韵等方面较李商隐《隋宫》一类作品不免略逊一筹；但在立意的新奇、议论的精辟和“翻案法”的妙用方面，自有其独到处，仍不失为晚唐咏史怀古诗中的佳品。

这首词是一首送别之作，因为友人军职升迁是一件大喜事，所以此词全无哀婉伤感之情，通篇都是对友人的赞扬与鼓励，只是最后提醒友人不要忘记知音好友，一点即止。

上片写战争过去，人们的战争，敌情观念薄弱了，“髭胡膏血”都被汉水洗净了，这是一句反义用语，道出了作者心里的不平。接着用“人尽说”回忆王君的“归时英烈”。下片的过片与上片的开头遥相照应。既然没有战争了，刀剑就应入库了。腰间剑，聊弹铗；尊中酒，堪为别——前两句由友人写到自己，以战国时的冯谖为喻，表达作者勇无所施、报国无门的愤懑。后两句表达自己对送行友人的歉意，言自己无物可送，只能用杯子之酒为别去的朋友送行。

况故人新拥、汉坛旌节——“汉坛”，汉高祖刘邦曾在汉中筑坛拜韩信为大将。这两句言朋友官职地位之重，言外之意，朋友处此重位，定能像当年的韩信一样一展抱负，发挥自己的才能，为国立功。马革裹尸当自誓，蛾眉伐性休重说。——这两句承上，前句用东汉马援之典。后句化用枚乘《七发》中“皓齿蛾眉，命曰伐性之斧”语句，是说贪恋女色，必当自残生命。词人认为男儿应当立誓以马革裹尸死在沙场而还，至于那些沉溺酒色自戕生命之行再也休提，以此激励友人要以杀敌报国为务，勿沉溺于男女私情而堕了青云之志。

但从今，记取楚台风，裴台月。——引用战国宋玉和东晋庾亮的典故。以此劝诫友人：不要忘记咱们在楚楼、裴台吟风赏月的这段友谊。全词激昂沉郁，愤懑与不平隐含在曲折之中。

汉“飞将军”李广的故事广为人知，在古代诗文中也多所咏及。辛弃疾的这首《八声甘州》，便是其中的名篇。辛弃疾二十三岁即起兵抗金，南归以后亦所至多有建树。但因为人刚正不阿，敢于抨击邪恶势力，遭到朝中奸臣的忌恨，不仅未能实现恢复中原的理想，且被诬以种种罪名，在壮盛之年削除了官职。他的这种遭遇，极似汉时名将李广。这首词即借李广功高反黜的不平遭遇，抒发作者遭谗被废的悲愤心情。辛弃疾在题语说“夜读《李广传》，不能寐”，可见他当时的情绪是非常激动的。后边说“戏用李广事”，则不过是寓庄于谐的说法罢了。

此词上阕聊聊数语，约略叙述了李广的事迹。据《史记·李将军列传》载李广罢官闲居时，“尝夜从一骑出，从人田间饮。还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广。广骑曰：‘故李将军’。尉曰：‘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广宿亭下。”开篇至“无言”数句即写此事。这里特别突出“故将军”一语，以之居篇首，表现了作者对霸陵尉势利人的愤慨。同时，词中直接把司马迁对李广的赞辞“桃李无言，下自成蹊”当作李广的代称，表示对李广朴实性格的赞赏。一褒一贬，爱憎分明。传文又载：“广出猎，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镞。视之，石也。”“射虎”二句即写此事。单人独骑横山射虎，可见胆气之豪；弓弦惊响而矢发裂石，可见筋力之健。李广如此健者而被废弃，又可见当时朝政之昏暗。传文又载李广语云：“自汉击匈奴而广未尝不在其中，而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击胡军功取侯者数十人，而广不为后人，然无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辛词中“落魄”二句即指此事。劳苦而不得功勋，英勇而反遭罢黜，进一步说明朝政之黑暗。一篇《史记·李将军列传》长达数千字，但作者只用数十字便勾画出了人物的性格特征和生平主要事迹，且写得有声有色，生动传神，可见作者不愧为一代文豪。

与上阕不同，词的下片专写作者自己的感慨。唐代诗人杜甫《曲江三章》第三首“自断此生休问天，杜曲幸有桑麻田，故将移住南山边，短衣匹马随李广，看射猛虎终残年”诗句。作者在题语云“晁楚老、杨民瞻约同居山间”，此处即以杜甫思慕李广之心，隐喻晁、杨亲爱自己之意，盛赞晁、杨不以穷达异交的高风，与开头所写霸陵呵夜事形成鲜明的对照。其中“看风流慷慨，谈笑过残年”一语，上应“落魄封侯事，岁晚田园”句，表现了作者宠辱不惊、无所悔恨的坚强自信。“汉开边、功名万里，甚当时、健者也曾闲”一句，借汉言宋，感慨极深沉，讽刺极强烈。

具体说来，它大致有以下几层含义：一是汉时开边拓境，号召立功绝域，健如李广者本不当投闲，然竟亦投闲，可见邪曲之害公、方正之不容，乃古今之通病，正不必为之怅恨；二是汉时征战不休，健如李广者尚且弃而不用，宋朝求和讳战，固当斥退一切勇夫，更不必为之嗟叹。以上皆反面意，实则是痛恨朝政腐败，进奸佞而逐贤良，深恐国势更趋衰弱。作者遭到罢黜，乃因群小谗毁所致，故用“纱窗外、斜风细雨，一阵轻寒”之景作结，隐喻此辈之阴险和卑劣，并以点明题语所云“夜读”情事。此语盖用柳宗元《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刺史》“惊风乱颭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诗意，但换“惊风”为“斜风”，以示其谗毁之邪恶；改“密雨”为“细雨”，以示其谗毁之琐屑；又益以“轻寒”一事，以示其谗毁之虚弱。这样一来，使其更具有表达力。

辛弃疾的这首词，其句子隐括了不少前人的诗文。但是，他决不是简单地照搬古人语句，而是在隐括前人辞句时加进了生动的想象，融入了深厚的情感。如上阕写霸陵呵夜事，加进“长亭解雕鞍”的想象，便觉情景逼真；写出猎射虎事，加进“裂石响惊弦”的想象，更觉形神飞动。下阕“汉开边、功名万里，甚当时、健者也曾闲”一问，气劲辞婉，几经顿挫才把意思说完，情真意切，充满了无限悲愤。总之，这首词不仅抒情真切感人，而且语言上也多所创新，是不可多得的佳作。

筹笔驿，古地名，旧址在今四川省广元县北。相传三国时蜀汉诸葛亮出兵伐魏，曾驻此筹画军事。很多诗人留下了以筹笔驿为题材的怀念诸葛亮的作品。公元855年（大中九年）李商隐罢梓州幕随柳仲郢回长安，途经此驿，写下这首咏怀古迹的诗篇。此诗同多数凭吊诸葛亮的作品一样，颂其威名，钦其才智；同时借以寄托遗恨，抒发感慨。不过此篇艺术手法上，议论以抑扬交替之法，衬托以宾主拱让之法，用事以虚实结合之法，别具一格。

诗写诸葛亮之威、之智、之才、之功，不是一般的赞颂，而是集中写“恨”字。为突出“恨”字，作者用了抑扬交替的手法。首联说猿鸟畏其军令，风云护其藩篱，极写其威严，一扬；颔联却言其徒有神智，终见刘禅投降，长途乘坐驿车，被送往洛阳，蜀汉归于败亡，一抑；颈联出句称其才真无愧于管仲、乐毅，又一扬；对句写关羽、张飞无命早亡，失却羽翼，又一抑。抑扬之间，似是“自相矛盾”，实则文意连属，一以贯之。以其威智，霸业理应可成，然而时无英主，结果社稷覆亡，一恨；以其才略，出师理应告捷，然而时无良将，结果未捷身死，又一恨。末联“他年锦里经祠庙，梁父吟成恨有馀。”是说，昔日经过锦里（成都城南）诸葛武侯庙时，吟哦诸葛亮的《梁父吟》，犹觉遗恨无穷。而所谓“恨”，既是写诸葛亮之“遗恨”，又是作者“隐然自喻”。以一抑一扬的议论来表现“恨”的情怀，显得特别宛转有致。

古典诗歌中，常有“众宾拱主”之法。李商隐这首诗的首联，用的就是这种手法。出句“猿鸟犹疑畏简书”。是说，猿（一本作“鱼”）和鸟都畏惧诸葛亮的军令，说明军威尚存；对句“风云长为护储胥”是说，风云还在护卫诸葛亮的营垒，说明仍有神助。正如范仲温《诗眼》所说的：“惟义山‘鱼鸟’云云，‘简书’盖军中法令约束，言号令严明，虽千百年之后，‘鱼鸟’犹畏之；‘储胥’盖军中藩篱，言忠义贯于神明，‘风云’犹为护其壁垒也。诵此两句，使人凛然复见孔明风烈。”这里没有直接刻画诸葛亮，只是通过猿（鱼）鸟风云的状态来突出诸葛亮的善于治军。猿鸟风云的状态在作者想象中，是由诸葛亮引起的反应，这些都作为“宾”，用以突出诸葛亮军威这个“主”。这些作为宾的自然景物。是拟人化，有某种特别的象征意义。猿鸟风云，作为筹笔驿的实景，还起到渲染气氛的作用，使人有肃穆之感；但是并不是单纯的气氛描写，而是化实为虚，实景虚用，以宾拱主，直接突出“孔明风烈”这一主体。

李商隐好用典故。宋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七云：“李商隐诗好积故实。”他爱把古人罗致笔下，自由驱使，不问时代先后，都可以在他的诗境中同时出现。“管乐有才真不忝，关张无命欲何如”，此题所咏乃诸葛亮，则此联对句中的关羽、张飞为其同时人，是今；管仲是春秋时人，乐毅是战国时人，远在三国之前，是古。用事以古今成对，出句以古人比拟诸葛亮，对句实写诸葛亮同时人关、张，即以古对今，以虚对实，而且对得极为自然。其所以如此，是因为诸葛亮“每自比于管仲、乐毅”（《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故以管仲、乐毅直指诸葛亮便是很自然的事了，所以所谓“管乐”可以说虽“古”犹“今”，虽“虚”犹“实”，与关、张对举，可称为“奇”，然而却又不足为奇。

此词歌咏伊尹和吕尚“历遍穷通”的人生遭际和名垂千载的丰功伟业，并叹息君臣相遇之难，以抒发作者获得宋神宗的知遇，在政治上大展宏图、春风得意的豪迈情怀。全词通篇叙史论史，实则以史托今，蕴含作者称赞明君之情，布局巧妙，令人回味无穷。

起句“伊吕两衰翁，历遍穷通”从穷、通两个方面落笔，写伊尹、吕尚前后遭际的变化。伊尹，原名挚；尹，是他后来所担任的官职。传说他是伊水旁的一个弃婴，以“伊为氏，曾佣耕于莘（《孟子·万章》）：“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莘，古国名，其地在今河南开封附近），商汤娶有莘氏之女，他作为陪嫁而随着归属于商，后来得到汤王的重用，才有了作为。吕尚，姜姓，吕氏；名尚，字子牙，号“太公望”。传说他直到晚年还是因顿不堪，只得垂钓于渭水之滨，一次，恰值周文王出猎，君臣才得遇合，他先辅文王，继佐武王，终于成就了灭商兴周之大业。伊、吕二人的经历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们都是先穷而后通，度过了困窘之后才遇到施展抱负的机会的，所以说他们“历遍穷通”；吕尚显达的时候，年岁已老了，所以称作“衰翁”。

封建时代的士人由穷到通，总有一定的偶然因素、侥幸成分，也就是说，能够由穷到通的毕竟是少数，此并言“伊吕两衰翁”，伊尹佐汤时年老下否，书无明文，此是连类而及。值得思考的问题是：“通使当时身不遇”。作者颇有自许之意。“通使”即假如。当伊、吕为耕佣、钓叟之时，假如不遇商汤、周文，则英雄终将老死岩壑。伊、吕是值得庆幸的，但更多的士人的命运却是大可惋惜的，因为那些人没有被发现、被赏识、被任用机会，他们是“老了”的英雄，亦即被埋没了的英雄。

下片，“汤武偶相逢”中的“偶”已经点明了“君臣遇合”的偶然性，可是，一旦能够遇合，那就会出现“风虎云龙”的局面。《易·乾·文言》：“云从龙，风从虎，对人作而万物睹。”意思是说，云跟随着龙出现，风跟随着虎出现，人世间如果出现了圣明的君主，那么，在谈笑之间就轻而易举地完成了兴王道、建国家的大事业。伊、吕有真实的本领，果然能够做出一番事业来，这样，才真正称得起是人才。因这这是问题的实质之所在，所以“兴王”一句在全词中是很有分量的。

结尾，也是对这一句的引申，说伊、吕不仅功盖当世，至今超越千载，也没有人能够与之匹敌。在歌颂伊、吕的不朽功业的背后，伊、吕的遭适明主和建立功业对于王安石来说，无疑是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他从中受到了鼓舞，增强了推行变法的决心和勇气。

这是一支悲愤的悼歌。岳飞的惨死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悲剧。岳飞虽然冤死，但他的英名却永远留在历代人民的心中。宋宁宗嘉泰四年（1204年），追封岳飞为鄂王，旷世冤案得以昭雪，离岳飞被害已62年。岳墓建在风景秀丽的西湖岸边，岳飞虽封王建墓，但由于连年战乱，陵园荒芜，景象凄凉。这首诗以反映这样的现实入笔。

首联以离离墓草渲染岳墓秋日的荒凉，冷硬屹立的石兽，更增添了几分悲思。接下来用南北君民作对比，谴责南宋当局苟安享乐、不思北进，同情中原父老忍受煎熬，遥望南师。颈联哀叹有望承担中兴重任的英雄岳飞悲惨死去，使天下南北中分以至南宋最终被蒙古人灭亡。作者在尾联悲痛地吟道：“莫向西湖歌此曲，水光山色不胜悲。”满含湖光依旧，河山易主的深沉的感慨。

作者以赵宋后裔的身份为冤死于赵宋王朝的岳飞，由衷地唱出这支哀痛伤惋的悼歌，分外感人。

七绝《馆娃宫怀古》共五首，又名《馆娃宫怀古五绝》。这五首思古寄慨之作，是皮日休在苏州任职时，因寻找馆娃宫旧迹而作。组诗咏怀古事以寄讽，以叙述和议论相结合，通过馆娃宫昔盛今颓的具体情形的对比，反映吴国的盛衰兴亡，籍此表达对世事沧桑、国事兴衰的慨叹。

组诗总体上是说昔日宫中的盛宴、美人、歌舞已经被硝烟弥漫所取代。诗人用歌舞升平的场面与战火纷飞的场景相对比，以史实为据，但使用翻案法，“出奇立异”，不落窠臼。王锡九《皮陆诗歌研究》认为，古代文人中的隐逸者，发思古之幽情，“亦是好以议论为诗者”（方岳《深雪偶谈》）。

比如第三首说烧残的蜡烛还为吴王夫差的悲惨下场滴下几滴泪珠，西施反不如蜡烛，没有一点悲戚的表现。这是反其意而用之。

这五首七绝以第一首最为著名。此诗首句“绮阁飘香下太湖”，完全从侧面着笔。它写馆娃宫，仅仅用一个“绮”字状“阁”，用一个“飘”字写“香”，这样，无须勾画服饰、相貌，一个罗縠轻扬、芳香四溢的袅娜倩影，便自在其中了。特别是“下”字很有分量。从“绮阁”里散溢出来的麝薰兰泽，由山上直飘下太湖，那位迷恋声色的吴王何沉浸其中，不能自拔，以至对越王的复仇行动，连做梦也没有料到，就不言而喻了。次句“乱兵侵晓上姑苏”，省去越王卧薪尝胆等过程，单写越兵夤夜乘虚潜入这一重要环节。“乱兵”，指吴人眼中原已臣服现又“犯上作乱”的越军。侵晓，即凌晨。吴王志满意得，全无戒备。越军出其不意进袭，直到爬上姑苏台，吴人方才发觉。一夜之间，吴国就灭亡了。这是令人震惊的历史教训。

此诗前二句对起，揭示了吴越的不同表现：一个通宵享乐，一个摸黑行军；一边轻歌曼舞，一边短兵长戟，在鲜明对比中，蕴藏着对吴王夫差荒淫误国的不满。三、四句就勾践亡吴一事，批评勾践只送去一个美女，便赚来一个吴国，“大有堪羞”之处，这是很有意思的妙文。吴越兴亡的史实，诸如越王十年生聚，卧薪尝胆；吴王沉湎酒色，杀伍子胥，用太宰嚭，凡此种种，诗人不可能不知。吴越的兴亡当然不是由西施一个女子来决定的。但写诗忌直贵曲，如果三、四句把笔锋直接对准吴王，虽然痛快，未免落套；所以诗人故意运用指桑骂槐的曲笔。他的观点，不是游在字句的表面，要细味全篇的构思、语气，才会领会诗的义蕴。诗人有意造成错觉，明嘲勾践，暗刺夫差，使全诗荡漾着委婉含蓄的弦外之音，发人深思，给人以有余不尽的情味，从艺术效果说，要比直接指责高明得多了。

这首诗首联写景，诗人伫立平旷辽阔的楚国旧地，放眼望去，但见江流蜿蜒，远山逶迤；颔联写对屈原的劝慰之辞，蕴涵了悲愤及同情；颈联正面抒写对诗人的沉痛惋惜之情；尾联仍回到现实的景物中来，并以想像作结。全诗沉郁而清幽，笔力曲折，言议透辟。

此诗首联以写景兴起。“平远江山极目回，古祠漠漠背城开。”伫立平旷辽阔的楚国旧地，放眼望去，但见江流蜿蜒，远山逶迤；由远及近，渐渐地收回目光，却看到古老的三闾祠，萧条冷落，背城而立。作者面对荒芜寂寥的眼前风物不禁感慨万端，一种故宫黍离之感，油然而生。

触景兴怀，作者自然地联想起诗人的平生遭际，屈原以光明正直存心国家民族的忠贞之士，竟至落入谗言的深海而尽忠无路报国无门，最终走向悲剧的结局，可谓千古奇冤“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离骚》）这是诗人泣血的深慨和绝望的浩叹。然而在颔联，作者并未直接抒写对诗人悲剧人生的同情嗟叹，却转而生发出这样的议论：“莫嫌举世无知己，未有庸人不忌才”意谓用不着嫌怨举国难觅知音。诗句表面上是对屈原的劝慰之辞，实则蕴涵了更为深广的悲愤及对诗人无限的同情。

“放逐肯消亡国恨？岁时犹动楚人哀！”颈联是一个转换，正面抒写对诗人的沉痛惋惜之情。这二句说，即使被放逐，都不能消除亡国之恨。至今逢年过节，楚地的人们仍要崇祀屈原，表达无尽的哀思。史载，屈原在怀王朝和顷襄王朝曾两度被放逐。此联首句用反问语气，十分强烈地表现了屈原深挚的爱国主义感情。然而，其志向理想可“与日月争光”的屈原是不死的。千载而下，诗人屈原的悲剧命运犹自动人哀伤，足见其高洁的志行感人至深。

“湘兰沅芷年年绿，想见吟魂自往来。”尾联仍回到现实的景物中来，并以一个浪漫的美丽想像作结：“湘兰元芷年年绿，想见吟魂自往来。”湘、沅、兰、芷，都是屈原诗篇中经常味叹的楚地风物。这二句说，兰蕙和白芷年年绿遍沅湘两岸，沁芳吐艳，屈原的灵魂定会眷怀故地常来常往。

这首七律写得沉郁而清幽，既表现了屈原的悲愤也抒发了作者的哀深情。通观全篇，开头以写景生发，触起遐思由作者眼中屈原祠的冷落，自然地引入对屈原平生遭际命运的慨叹。中间两联论事，笔力曲折，言议透辟，而不乏情韵。末二句则与首联相呼应，对眼前景物忽发奇思，设想吟魂犹在，徜徉沅湘。由此见出作者情意之真切运思之灵妙。

历来咏西施的诗篇多把亡吴的根由归之于女色，客观上为封建统治者开脱或减轻了罪责。罗隐这首小诗的特异之处，就是反对这种传统观念，破除了“女人是祸水”的论调，闪射出新的思想光辉。

“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一上来，诗人便鲜明地摆出自己的观点，反对将亡国的责任强加在西施之类妇女身上。这里的“时”，即时会，指促成家国兴亡成败的各种复杂因素。“自有时”表示吴国灭亡自有其深刻的原因，而不应归咎于西施个人，这无疑是正确的看法。有人认为这里含有宿命论成分，其实是出于误解。“何苦”，劝解的口吻中含有嘲讽意味：你们自己误了国家大事，却想要归罪一个弱女子，真是何必呢！当然，挖苦的对象并非一般吴人，而是吴国统治者及其帮闲们。

“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后面这两句巧妙地运用了一个事理上的推论：如果说，西施是颠覆吴国的罪魁祸首，那么，越王并不宠幸女色，后来越国的灭亡又能怪罪于谁呢？尖锐的批驳通过委婉的发问语气表述出来，丝毫不显得剑拔弩张，而由于事实本身具有坚强的逻辑力量，读来仍觉锋芒逼人。

罗隐反对嫁罪妇女的态度是一贯的。僖宗广明年间（880—881），黄巢起义军攻入长安，皇帝仓皇出逃四川，至光启元年（885）才返回京城。诗人有《帝幸蜀》一首绝句记述这件事：“马嵬山色翠依依，又见銮舆幸蜀归。泉下阿蛮应有语，这回休更怨杨妃。”“阿蛮”即“阿瞒”的通假，是唐玄宗的小名。前一回玄宗避安史之乱入蜀，于马嵬坡缢杀杨妃以杜塞天下人口。这一回僖宗再次酿成祸乱奔亡，可找不到新的替罪羊了。诗人故意让九泉之下的玄宗出来现身说法，告诫后来的帝王不要诿过于人，讽刺是够辛辣的。联系《西施》作比照，一咏史，一感时，题材不同，而精神实质并无二致。这样看来，《西施》的意义又何止为历史作翻案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