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衡_卷七语增篇译文

查阅典籍：《论衡》——「论衡·卷七语增篇」原文

　　社会上流传的话说：“圣人忧虑社会上的事，总是深入思考努力工作，劳精伤神，损害了身体，所以说尧长得像块干肉，舜长得像只干腌的鸟，而桀、纣这样的君主却腹部胖得垂下一尺多。”说圣人忧虑社会关心百姓，身体瘦弱不健康，身上肌肉不丰满光润，是可能的。但要说尧、舜瘦得像干肉、干鸟，而桀、纣肚皮上的肥肉却垂下一尺多，这就过份夸大了。

　　齐桓公说：“我没有得到仲父辅佐以前，治理国家感到很困难，得到仲父之后，就感到很容易了。”桓公赶不上尧、舜，仲父也赶不上禹、契，桓公尚且感到容易，尧、舜反而会感到困难吗？从桓公得到管仲感到治理国家容易，就知道尧、舜得到禹、契治理国家不困难。治理国家容易就少忧虑，少忧虑就没有忧愁，没有忧愁那么身体就不会瘦。舜继承了尧的太平盛世，尧、舜承袭了圣人的美德，其功德达到了极边远的地区，尧的时候还有忧虑的事，舜的时候却安定而无事。所以《尚书·多士》上说：“上帝是长久安逸的”，指的就是舜。舜继承了安定太平的局面，任用贤人能人，使自己尊严、庄重，不亲自管理国家具体事务却天下太平。所以孔子说“崇高啊！舜和禹统治天下而不参与国家具体事务。”舜和禹不参与国家具体事务，还说他们瘦得像只干腌的鸟，如果道德比他差的人继承了衰乱的局面，像孔子东奔西跑，周游列国，到处求官，没有容身之地，没有可走的路，能说他瘦得皮包骨头，直挺挺地倒在路上吗？

　　商纣是通宵达旦地饮酒，酒糟堆成山丘酒液流满池，沉醉在酒里面，昼夜不休息，这肯定要得病。病了就会不想吃东西，不想吃东西那么腹部的肥肉就不会垂得一尺长。《尚书·无逸》上说：“只知道纵情过分享乐，从此以后就没有能长寿的君主了。”魏公子无忌也是通宵达旦地饮酒，结果中毒而死。商纣虽然没有死，应该瘦弱。这样桀、纣同样的操行，就应该得同样的病，说他们腹部的肥肉下垂超过一尺，这不仅是夸大之词，而且又失去了它的真实性。

　　社会上流传的话又说，纣王力能把铁条拧成绳，把铁钩拉直，托梁换柱，这是说他力大。蜚廉、恶来一类人，都受到宠幸，是说有好本领好力气的君主才能招来有本领有力气的人。有的人说周武王伐纣，兵器的锋刃上没有沾血就取得了胜利。以纣能把铁条拧成绳把铁钩拉直的力气，再有蜚廉、恶来之类人来辅佑，跟周军对敌，周武王道德虽受称赞，也不能征服一向受纣王厚爱的人的心，纣王即使被咒骂，也不会失去跟他操行相同的人的心，因而虽然他被周武王捉住，当时也应当杀伤几十百把个人。如今说武王“兵不血刃”，这不是纣王力大的结果，而是蜚廉、恶来帮助纣王的证明。

　　考察周武王吉祥的征兆超不过汉高祖。武王有白鱼、赤乌鸦的吉兆，高祖有斩断大蛇，老妇人在路上哭诉（赤帝儿子杀白帝儿子）的吉兆。武王有八百诸侯的帮助，高祖有天下义兵的支持。武王的骨相，仅仅是眼睛的位置高而已；高祖的骨相，眉骨突出，高高的鼻梁，紫色的颈子，漂亮的胡子和髯须，身上还有七十二颗黑痣。高祖几次躲着吕后到沼泽里去，吕后总是看见天上有彩云，瑞气的出现，就没有听说武王有这样的情况。高祖骨相比“望阳”多，吉兆比白鱼、赤乌明显，天下义兵一起来会集辅助汉军，这种辅助比八百诸侯强得多。武王惩罚商纣，高祖袭击秦朝。秦二世的罪恶，比纣王厉害，天下背叛秦的，应该比背叛殷的多。考察高祖讨伐秦朝，又回头来打败项羽，战场上流满鲜血，横尸以万计，军队散失士兵伤亡惨重，自己多次几乎死掉，然后才得到天下，可见作战艰苦，讨伐叛乱激烈。可是却偏偏要说周武王连兵器上都没有沾血就取得胜利，这不是事实。说他很轻易地打败纣，是可能的；要说是“兵不血刃”，就过份夸大了。

　　考察周攻取殷的时候，姜太公《阴谋》上记载，给小孩朱砂吃，教他们去说“殷朝要灭亡了”。武王的军队开到牧野，天还没有亮就举着有油脂的火把开始进攻。察看《尚书·武成》，牧野之战，血流成河能把杵漂起来，染红了千里大地。由此说来，周攻取殷，跟汉灭秦是同样的情况。却说周攻取殷很容易，连兵器的锋刃上都没沾血，这是在美化周武王的道德，故意过分夸大事实。

　　大凡天下的事情，不能夸大与缩小，要考察它的前前后后，其真相就会自然表现出来。自然表现出来，那么是非的真实情况就能判定。社会上称说纣的力气能绞铁条成绳把铁钩拉直，又讲武王伐纣，兵不血刃。以绞铁条成绳把铁钩拉直的力量去抵挡敌人，那是孟贲、夏育同等的人；以兵不血刃的道德战胜敌人，那是三皇、五帝一类的人。以绞铁条成绳的力量，是不应该被制服的；以兵不血刃的道德，是不应该使用武力的。如今称赞纣的力气大，那么武王的道德就被贬低了；称誉武王的道德，那么纣王的力气就不大。纣王力大能把铁条拧成绳与武王兵不血刃，这两种说法不能同时成立；赞美纣王力大与赞美武王德高，这两种说法不可能都对。两种说法不能都对，那么肯定有一个不对。

　　孔子说：“纣的坏，不像传说的那样严重，这是因为君子厌恶处干下流地位的人，天下的坏事都会归在他头上。”孟子说：“我对于《武成》，只取二、三简罢了。以最仁义的武王去讨伐不仁义的纣王，怎么会血流得把杵都漂起来呢？”照孔子的话，流血差不多会把杵漂起来；按孟子的话，“不血刃”就近似事实。说流血能把杵漂起来超过了事实，说“不血刃”也欠公证。一个圣人一个贤人，都在共同评论同一个纣王，而对纣王罪恶的轻重有不同的说法，对被杀人数多少的情况有不同的估计。纣王的罪恶不如王莽。纣王杀死比干，王莽用毒酒毒死汉平帝；纣王是继承父位，而王莽则是窃取汉朝帝位。杀君主比杀臣子的罪严重，继承父位比窃取帝位名正言顺，在士大夫与士兵中背叛的人，王莽的应该比纣王的更多。汉军讨代王莽，进军昆阳，死者以万数，军队到渐台，地上淌的血已经淹没了脚趾。可是社会上却偏偏要说周武王夺取天下，连兵器的锋刃上血都没有沾，这并不是事实。

　　社会上流传的话说：“周文王能喝千钟酒，孔子能喝百觚酒。”这是想说圣人道德崇高，能够以道德来控制酒。如果一坐下就要喝一千钟一百觚，这是酒徒，不是圣人。喝酒有一定的规矩，圣人胸腹的大小，跟常人一样，如果喝酒要吃千钟，吃的下酒菜就应该吃完一百头牛，如果是吃一百觚酒那么就应该吃完十只羊。拿吃千钟酒百头牛、吃百觚酒十只羊来说，周文王的身体要像防风氏的君主，孔子的身体要像长狄人一样，才能受得住。考察周文王和孔子的身体，不可能达到防风君和长狄人那样高大。以矮小的身体，吃许许多多的东西，这就损害了周文王道德的广大，贬低了孔子道德的崇高。

　　考察《尚书·酒诰》上说：“早晚都说：‘只有祭祀时才能用酒。’”

　　这是周文王告诫谨慎吃酒的话。早晚都告戒慎用，那么人民就会受感化。如果只是表面上发出告戒谨慎用酒的教令，实际上却喝酒尽千钟，这样来教育人民，做下属的表率，以什么来使得他们受感化呢！这是承袭纣王患的恶习，拿什么来使自己跟纣王区别呢！况且喝酒千钟的验证，喝酒百觚的证明，是根据什么得出来的呢？假使周文王和孔子由于祭祀用酒，那么受用的祭祀酒肉是不能满足需要的；要是因为飨射而用酒，那么飨射喝酒是自有礼仪规矩的；如果是私人宴饮与赏赐喝酒，那么赏赐喝酒应该跟下属一样多。在尊者面前接受赏赐，酒过三觞就该退席，超过三觞，就要发酒疯造成祸乱。周文王和孔子是遵循礼义的人，如果赏赐周围的人，到了酒疯祸害身体的地步，自己又饮酒千钟喝酒百觚，说重些就是桀、纣，说轻些就是酒鬼，那又凭什么来树立功德，成就教化，显扬名声，得到后人的称赞呢？世人都听说过“用道德加以控制，不要喝醉”的话，如此才显出圣人有德高的效验，那么可见是无根据地夸大周文王喝酒千钟，凭空地夸大孔子吃酒百觚了。

　　社会上流传的话说：“纣王沉湎在酒里，酒糟堆成山丘，酒液流满池子，狂饮者三千人；通宵达旦地喝，简直忘记了天日。纣王虽然喜欢喝酒也想以酒作乐。假令酒池在庭院当中，就不该说“通宵达旦地喝酒”。要坐在深宫中，关上门窗点上蜡烛，才能叫通宵达旦。假令他们是坐在宫室里，每次要喝酒的人得站起来到庭院中去，然后又得回来坐下，这样一来，既劳苦，又会互相踩着碰着，不能很快乐。假令酒池在深宫中，那么三千人该靠池边坐着，朝前低头喝池中的酒，抬头便吃饭菜，面前有歌舞音乐，这样才有乐趣。但是如果真要靠池而坐，那么面前就会没有酒菜吃，歌舞音乐的表演也不会在面前。那吃喝完全不按礼法，在池边像牛饮水似的狂饮，而吃酒菜不再用餐具，适宜围着鱼肉像老虎一样地吞食。这样一来，就会明白那“酒池牛饮”的传言，并不是事实。

　　社会上流传的话又说：“纣王把肉悬挂起来形成肉林，叫男女裸着身体在那里面互相追逐。”这是说他整天醉酒、享乐、淫荡、嬉戏没有节制。肉该送进口里，是口里吃的东西，应该干净不能弄脏。现在说男女裸着身体在那里边互相追逐，肉怎么会干净呢？如果是由于酒醉而不计较干净与污浊，那么他们应当一起在酒中洗澡。能裸着身体在肉之间互相追逐，为什么又不肯在酒里洗浴呢？由于不说在酒里洗澡，所以知道不可能裸着身体在肉之间互相追逐。

　　传话的人说，有人说：“驾着车给喝酒的人送酒，骑着马给喝酒的人送烤肉，一连狂饮一百二十天才算一夜。”要说“用酒为池”，那么说“驾着车给他们送酒”就不对；要说“悬肉为林”，那么说“骑着马给他们送肉”就不对。或者纣王酒醉打翻了酒缸，酒倾泻遍地，就说酒流成池。酒糟堆积在一起，就说酒糟堆成了山丘。悬挂的肉有点像树林，就说肉成了树林。树林昏暗，人们有时跑到里面嬉戏，就说裸着身体互相追逐。或者装酒用鹿车，就说驾着车送酒、骑着马送肉。或者一连喝了十多夜，就说他一连喝了一百二十夜。或者酒醉不晓得问时间，就说他忘记了天日。周公封康叔的时候，就把纣王酗酒的事告诉他，目的在于把纣王酗酒的害处全部摆出来，想以此告诫他，但是却没有说酒糟堆成山丘，酒流成池，悬挂的肉成了树林，通宵达旦地喝酒，忘记了天日的事。圣人不说，可见大概不是事实。

　　社会上流传的话说：“纣王不分时间跟三千人在酒池边狂饮。”其实，夏朝官职有一百，殷朝有二百，周朝有三百。纣王去与他们作乐的，不是老百姓，肯定是臣子；而且不是小臣，必定是大官，那么数量不可能满三千人。作传书的人想把纣王说得很坏，故意说有三千人，是夸大事实。

　　社会上流传的话说：“周公拿着礼物降低身份到地位低下的人那儿去。”说是去问候他们。那三公是国家的重臣，君王的骨干；而住在白屋的人，不过是民间地位低贱的人。要说周公以三公的身分，倾身降低重臣的尊严，拿着礼物去问候地位低下的人，这不是事实。或许周公待人谦卑恭敬，不以骄傲的态度对待地位低下的人，于是人们就说他去问候他们或许是周公起用了地位低下的人，又拿着玉璧作迎聘的礼物，人们就说他拿着礼物去问候那些人。

　　社会上流传的话说：“尧和舜很节俭，用茅草盖屋顶从不修剪，用栎木作椽子也不加砍削。”说用茅草盖房顶，用栎木作椽子，是可以的；但要说从不修剪不砍削，是过分夸大。《尚书·益稷》上说：“我重新划定了五个服役的地带。”五服，就是有五个颜色的衣服。穿上五彩的衣服，再住进修整好的茅屋，什么宫室的衣服不相称呢？要是穿上五彩的衣服，衣服上又画着日月星辰，却住在没有修整的茅屋里，就不符合事实了。

　　社会上流传的话说：“秦始皇帝焚烧诗书，活埋儒生。”说焚烧诗书，是要消灭掉五经等书籍。活埋儒生，是说他要杀尽收藏经传书籍的人。烧掉书，埋掉人，诗书就灭绝了。说焚烧诗书，活埋儒生，是事实；但要说他想灭绝诗书，就故意活埋人，不确实，又夸大了。

　　秦始皇三十四年，在咸阳宫设酒宴，博士七十人前去为秦始皇祝寿。仆射周青臣进表称颂秦始皇的功德。可是原齐国的淳于越却进表劝说秦始皇不该不封赏子、弟、功臣而自己去挟制大臣们，并且指责周青臣认为他当面奉承秦始皇。秦始皇把他的意见交给丞相李斯。李斯责备淳于越说：“这些儒生不效法今人而去仿照古人，用它们来非难当今皇上，迷惑混乱老百姓。我请求皇上下命令给史官，凡不是秦国史官记录的历史材料都烧掉。不是博士官职掌的书藉典册，其他天下有敢收藏《诗经》、《尚书》、诸子百家语录，旧六国刑书的，要他们全送到郡守郡尉那儿去统统烧掉。有敢两人私下说及《诗经》和《尚书》的，就拖到闹市处死示众；有用古制非难现今制度的，全族处死。官吏知情不举报的，跟他们同罪。”秦始皇同意了李斯的主张。第二年，秦始皇三十五年，这些儒生在咸阳尽说不中听的话。秦始皇派御史大夫追查审讯他们，这些儒生据说互相告发，于是秦始皇决定亲自处决违犯禁令的四百六十七人，把他们统统活埋。焚烧《诗经》和《尚书》等书，起源于淳于越对秦始皇的劝说；活埋儒生，起因于这些儒生说不中听的话，被活埋的有四百六十七人。流言夸大说活埋了儒生，想灭绝《诗经》、《尚书》等书，而且还说儒生完全被活埋了。这不是事实而且又过分夸大了。

　　社会上流传的话说：“荆轲住的街巷被荡平，人被杀得一干二净。”这是说荆轲为燕太子丹刺杀秦王嬴政，后来秦王杀了荆轲的九族，那之后秦王还愤恨不止，又杀光了荆轲的整个乡里。整个乡里全被杀光，所以叫做空空如也。这话太夸大了。

　　因为秦始皇虽然无道，也不会干出杀光荆轲乡里的事。始皇驾临梁山的皇宫，从山上望见丞相李斯的随从车马太多，很不高兴，随口说了指责李斯的话。过后，他的左右侍从把话告诉了李斯，李斯马上减少了随从车马。始皇知道左右侍从泄漏了他的话，又不知道是谁，于是就把那时在他身旁的人都全捉来杀了。那之后有流星坠落在东郡，落到地上是块石头，当地百姓有人在那块陨石上刻道“始皇帝死后，天下要分裂”。始皇听说这事，就派御史大夫追查审讯，但没有认罪的，于是就把当时在石头旁边的人全部捉来杀了。处死跟随到梁山皇宫的侍从和处死在陨石旁边的人，是想晓得泄漏话和在石头上刻字的人，由于不能确切知道他们，所以把他们全杀了。荆轲的街坊邻里对秦始皇有什么罪要把他们全部杀光呢？如果刺杀秦王嬴政的人躲藏在街坊邻里家，又不知道他是谁，把邻里全部杀光，还说得过去。现在荆轲已经被处死，刺客找到了人，整个里的百姓，为什么要受牵连呢？始皇二十年，燕太子丹派荆轲刺杀秦王，秦王察觉了，就肢解荆轲来示众，并没有说全部杀掉他的街坊邻里。那时或许诛杀了荆柯的九族，九族人太多，都同在一个地方住，杀了他的九族，整个里的人差不多被杀光了，于是喜欢把事情夸大的人就说把整个里的人全杀光了。

　　传语曰：圣人忧世，深思事勤，愁扰精神，感动形体，故称“尧若腊，舜若腒，桀、纣之君，垂腴尺余。”夫言圣人忧世念人，身体赢恶，不能身体肥泽，可也；言尧、舜若腊与腒，桀、纣垂腴尺余，增之也。

　　齐桓公云：“寡人未得仲父极难，既得仲父甚易。”桓公不及尧、舜，仲父不及禹、契，桓公犹易，尧、舜反难乎？以桓公得管仲易，知尧、舜得禹、契不难。夫易则少忧，少忧则不愁，不愁则身体不癯。舜承尧太平，尧、舜袭德。功假荒服，尧尚有忧，舜安〔而〕无事。故《经》曰：“上帝引逸”，谓虞舜也。舜承安继治，任贤使能，恭己无为而天下治。故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与焉。”夫不与尚谓之癯若腒，如德劣承衰，若孔子栖栖，周流应聘，身不得容，道不得行，可骨立〔皮〕附，僵仆道路乎？纣为长夜之饮，糟丘酒池，沉湎於酒，不舍昼夜，是必以病。病则不甘饮食，不甘饮食，则肥腴不得至尺。《经》曰：“惟湛乐是从，时亦罔有克寿。”魏公子无忌为长夜之饮，困毒而死。纣虽未死，宜赢癯矣。然桀、纣同行则宜同病，言其腴垂过尺余，非徒增之，又失其实矣。

　　传语又称：“纣力能索铁伸钩，抚梁易柱。”言其多力也。“蜚廉、恶来之徒，并幸受宠。言好伎力之主致伎力之士也。或言武王伐纣，兵不血刃。”夫以索铁伸钩之力，辅以蜚廉、恶来之徒，与周军相当，武王德虽盛，不能夺纣素所厚之心；纣虽恶，亦不失所与同行之意。虽为武王所擒，时亦宜杀伤十百人。今言“不血刃，”非纣多力之效，蜚廉、恶来助纣之验也。

　　案武王之符瑞，不过高祖。武王有白鱼、赤乌之佑，高祖有断大蛇、老妪哭於道之瑞。武王有八百诸侯之助，高祖有天下义兵之佐。武王之相，望羊而已；高祖之相，龙颜、隆准、项紫、美须髯，身有七十二黑子。高祖又逃吕后於泽中，吕后辄见上有云气之验，武王不闻有此。夫相多於望羊，瑞明於鱼乌，天下义兵并来会汉，助强於诸侯。武王承纣，高祖袭秦，二世之恶，隆盛於纣，天下畔秦，宜多於殷。案高祖伐秦，还破项羽，战场流血，暴尸万数，失军亡众，几死一再，然後得天下，用兵苦，诛乱剧。独云周兵不血刃，非其实也。言其易，可也；言不血刃，增之也。案周取殷之时，太公《阴谋》之书，食小兒丹，教云亡殷，兵到牧野，晨举脂烛。察《武成》之篇，牧野之战，血流浮杵，赤志千里。由此言之，周之取殷，与汉、秦一实也。而云取殷易，兵不血刃，美武王之德，增益其实也。凡天下之事，不可增损，考察前後，效验自列。自列，则是非之实有所定矣。世称纣力能索铁伸钩；又称武王伐之兵不血刃。夫以索铁伸钩之力当人，则是孟贲、夏育之匹也；以不血刃之德取人，是则三皇、五帝之属也。以索铁之力，不宜受服；以不血刃之德，不宜顿兵。今称纣力，则武王德贬；誉武王，则纣力少。索铁、不血刃，不得两立；殷、周之称，不得二全。不得二全，则必一非。

　　孔子曰：“纣之不善，不若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孟子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耳。以至仁伐不仁，如何其血之浮杵也？” 若孔子言，殆〔且〕浮杵；若孟子之言，近不血刃。浮杵过其实，不血刃亦失其正。一圣一贤，共论一纣，轻重殊称，多少异实。纣之恶不若王莽。纣杀比干，莽鸩平帝；纣以嗣立，莽盗汉位。杀主隆於诛臣，嗣立顺於盗位，士众所畔，宜甚於纣。汉诛王莽，兵顿昆阳，死者万数，军至渐台，血流没趾。而独谓周取天下，兵不血刃，非其实也。

　　传语曰：“文王饮酒千钟，孔子百觚。”欲言圣人德盛，能以德将酒也。如一坐千钟百觚，此酒徒，非圣人也。饮酒有法，胸腹小大，与人均等。饮酒用千钟，用肴宜尽百牛，百觚则宜用十羊。夫以千钟百牛、百觚十羊言之，文王之身如防风之君，孔子之体如长狄之人，乃能堪之。案文王、孔子之体，不能及防风、长狄，以短小之身，饮食众多，是缺文王之广，贬孔子之崇也。

　　案《酒诰》之篇，“朝夕曰祀兹酒”，此言文王戒慎酒也。朝夕戒慎，则民化之。外出戒慎之教，内饮酒尽千钟，导民率下，何以致化？承纣疾恶，何以自别？且千钟之效，百觚之验，何所用哉？使文王、孔子因祭用酒乎？则受福胙不能厌饱。因飨射之用酒乎，飨射饮酒，自有礼法。如私燕赏赐饮酒乎？则赏赐饮酒，宜与下齐。赐尊者之前，三觞而退，过於三觞，醉酗生乱。文王、孔子，率礼之人也，赏赉左右，至於醉酗乱身：自用酒千钟百觚，大之则为桀、纣，小之则为酒徒，用何以立德成化，表名垂誉乎？世闻“德将毋醉”之言，见圣人有多德之效，则虚增文王以为千钟，空益孔子以百觚矣。

　　传语曰：“纣沉湎於酒，以糟为丘，以酒为池，牛饮者三千人，为长夜之饮，亡其甲子。”夫纣虽嗜酒，亦欲以为乐。令酒池在中庭乎？则不当言为长夜之饮。坐在深室之中，闭窗举烛，故曰长夜。令坐於室乎？每当饮者，起之中庭，乃复还坐，则是烦苦相藉，不能甚乐。令池在深室之中，则三千人宜临池坐，前俯饮池酒，仰食肴膳，倡乐在前，乃为乐耳。如审临池而坐，则前饮害於肴膳，倡乐之作不得在前。夫饮食既不以礼，临池牛饮，则其啖肴不复用杯，亦宜就鱼肉而虎食。则知夫酒池牛饮，非其实也。

　　传又言：纣悬肉以为林，令男女倮而相逐其间，是为醉乐淫戏无节度也。夫肉当内於口，口之所食，宜洁不辱。今言男女倮相逐其间，何等洁者？如以醉而不计洁辱，则当其浴於酒中，而倮相逐於肉间。何为不肯浴於酒中？以不言浴於酒，知不倮相逐於肉间。

　　传者之说，或言：“车行洒，骑行炙，百二十日为一夜。”夫言：“用酒为池，”则言其车行酒非也；言其“悬肉为林，”即言骑行炙非也。或时纣沉湎覆酒，滂沲於地，即言以酒为池。酿酒糟积聚，则言糟为丘。悬肉以林，则言肉为林。林中幽冥，人时走戏其中，则言倮相逐。或时载酒用鹿车，则言车行酒、骑行炙。或时十数夜，则言其百二十。或时醉不知问日数，则言其亡甲子。周公封康叔，告以纣用酒期於悉极，欲以戒之也。而不言糟丘酒池，悬肉为林，长夜之饮，亡其甲子。圣人不言，殆非实也。

　　传言曰：“纣非时与三千人牛饮於酒池。”夫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纣之所与相乐，非民，必臣也；非小臣，必大官，其数不能满三千人。传书家欲恶纣，故言三千人，增其实也。

　　传语曰：“周公执贽下白屋之士。”谓候之也。夫三公，鼎足之臣，王者之贞干也；白屋之士，闾巷之微贱者也。三公倾鼎足之尊，执贽候白屋之士，非其实也。时或待士卑恭，不骄白屋，人则言其往候白屋；或时起白屋之士，以璧迎礼之，人则言其执贽以候其家也。

　　传语曰：“尧、舜之俭，茅茨不剪，采椽不斫。夫言茅茨采椽，可也；言不剪不斫，增之也。《经》曰“弼成五服”。五服，五采服也。服五采之服，又茅茨、采椽，何宫室衣服之不相称也？服五采，画日月星辰，茅茨、采椽，非其实也。

　　传语曰：“秦始皇帝燔烧诗书，坑杀儒士。”言燔烧诗书，灭去《五经》文书也；坑杀儒士者，言其皆挟经传文书之人也。烧其书，坑其人，诗书绝矣。言烧燔诗书、坑杀儒士，实也；言其欲灭诗书，故坑杀其人，非其诚，又增之也。

　　秦始皇帝三十四年，置酒咸阳台，儒士七十人前为寿。仆射周青臣进颂始皇之德。齐淳於越进谏始皇不封子弟功臣自为〔挟〕辅，刺周青臣以为面谀。始皇下其议於丞相李斯。李斯非淳于越曰：“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臣请敕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有敢藏诗书、百家语、诸刑书者；悉诣守尉集烧之；有敢偶语诗书，弃市；以古非今者，族灭；吏见知弗举，与同罪。”始皇许之。明年，三十五年，诸生在咸阳者，多为妖言。始皇使御史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者，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七人，皆坑之。燔诗书，起淳于越之谏；坑儒士，起自诸生为妖言，见坑者四百六十七人。传增言坑杀儒士，欲绝诗书，又言尽坑之。此非其实，而又增之。

　　传语曰：“町町若荆轲之闾。”言荆轲为燕太子丹刺秦王，後诛轲九族，其後恚恨不已，复夷轲之一里，一里皆灭，故曰町町。此言增之也。

　　夫秦虽无道，无为尽诛荆轲之里。始皇幸梁山之宫，从山上望见丞相李斯车骑甚盛，恚，出言非之。其後左右以告李斯，李斯立损车骑。始皇知左右泄其言，莫知为谁，尽捕诸在旁者皆杀之。其後坠星下东郡，至地为石，民或刻其石曰“ 始皇帝死，地分”。皇帝闻之，令御史逐问，莫服，尽取石旁人诛之。夫诛从行於梁山宫及诛石旁人，欲得泄言、刻石者，不能审知，故尽诛之。荆轲之闾，何罪於秦而尽诛之？如刺秦王在闾中，不知为谁，尽诛之，可也；荆轲已死，刺者有人，一里之民，何为坐之？始皇二十年，燕使荆轲刺秦王，秦王觉之，体解轲以徇，不言尽诛其闾。彼或时诛轲九族，九族众多，同里而处，诛其九族，一里且尽，好增事者，则言町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