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稿·黄宗羲传》原文及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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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黄宗羲,字太冲,馀姚人,明御史黄尊素长子。尊素以劾魏阉死诏狱。思宗即位,宗羲入都讼冤。至则逆阉已磔①,即具疏请诛曹钦程、李实。会廷审许显纯、崔应元,宗羲对簿,出所袖锥锥显纯,流血被体。时钦程已入逆案,实疏辨原疏非己出,阴致金三千求宗羲弗质,宗羲立奏之,于对簿时复以锥锥之。狱竟,偕诸家子弟设祭狱门,哭声达禁中。思宗闻之,叹曰:“忠臣孤子,甚恻朕怀。”明亡,清诏征博学鸿儒。掌院学士叶方蔼,敦促就道,再辞以免。未几,方蔼奉诏监修明史,以礼来聘,又辞之。上曰:“可召至京,朕不授以事。即欲归,当遣官送之。”宗羲虽不赴征车,而史局大议必咨之。乞审正而后定。尝论宋史别立道学传,为元儒之陋,明史不当仍其例。朱彝尊②适有此议,得宗羲书示众,遂去之。
王夫之,字而农,衡阳人。张献忠陷衡州,夫之匿南岳,贼执其父以为质。夫之自引刀遍刺肢体,舁往易父。贼见其重创,免之,与父俱归。明王驻桂林,授行人。时国势阽危,诸臣仍日相水火。夫之三劾王化澄,化澄欲杀之。明亡,益自韬晦。归衡阳之石船山,学者称船山先生。吴三桂僭号于衡州,有以劝进表相属者,夫之曰:“亡国遗臣,所欠一死耳,今安用此不祥之人哉!”遂逃入深山,作祓禊赋以示意。三桂平,大吏闻而嘉之,嘱郡守馈粟帛,请见,夫之以疾辞。当是时,海内硕儒,推容城、馀姚、昆山。然诸人隐遁自甘,声望益炳,虽荐辟皆以死拒,而公卿交口,天子动容,其著述易行于世。惟夫之窜身瑶峒,声影不出林莽,遂得完发以殁身。
顾炎武,字宁人,昆山人。见明季多故,讲求经世之学。鲁王授为兵部司务,事不克,母遂不食卒,诫炎武弗事二姓。炎武自负用世之略,不得一遂,所至辄小试之。垦田于山东长白山下,畜牧于山西雁门之北,累致千金。遍历关塞,四谒孝陵,六谒思陵,始卜居陕之华阴。谓“华阴绾毂关河之口,虽足不出户,亦能见天下之人、闻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险,不过十里之遥;若有志四方,则一出关门,亦有建瓴之便”。乃定居焉。尝与友人论学云:“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康熙十七年,诏举博学鸿儒科,又修明史,大臣争荐之,以死自誓。
[注]:①磔:古代酷刑之一,车裂肢体以处死。②朱彝尊:人名。
译文:
黄宗羲字太冲,馀姚人,是明朝御史黄尊素的长子。黄尊素因为弹劾太监魏忠贤死在诏狱里。明思宗即位后,黄宗羲赴京师为父亲申冤。抵达时太监魏忠贤已被分尸处死,便写了奏疏请求皇帝处死曹钦程、李实。正逢朝廷审问许显纯、崔应元,黄宗羲和他们对簿公堂,拿出衣袖中所藏的铁锥子刺许显纯,刺得遍体流血。当时曹钦程已经牵连到魏忠贤的逆案中,李实上疏申辨原先的奏疏并非出自己手,暗地里送给黄宗羲三千两银子请求他不要出面对质,黄宗羲立即把这件事奏报朝廷,在和李实对簿公堂时又用铁锥子刺他。官司了结以后,他和受害各家的子弟到狱门前设祭台对亲人祭奠,痛哭声传到皇宫里。明思宗听到以后,叹息说:“忠臣孤子,朕的心中很可怜他们。”明朝灭亡后,清廷下诏征求博学鸿儒,掌院学士叶方蔼敦促他上路就任,推辞两次才得以避免。过了不久,叶方蔼奉诏监修《明史》,以礼聘请他,又被推辞。皇上说:“可以召他到北京来,朕不交给他任务,如果他要回去,当即派遣官员送他回去。”黄宗羲虽然不肯来,而史局凡有重要的问题,一定向他征求意见,请黄宗羲审订改正而后定稿。曾经说到《宋史》另外列有《道学传》,是元朝者的鄙陋所致,《明史》不应该按照《宋史》的旧例这样做。朱彝尊正好有这种主张,得到黄宗羲的书信以后拿给大家看,便删去《明史》中的《道学传》。
王夫之,字而农,衡阳人。张献忠攻陷衡州,王夫之避居南岳,张献忠抓住他父亲作为人质。王夫之自己举刀遍刺肢体,被人抬去交换父亲。对方见他伤重,放了他,和父亲一起回家。明王驻扎桂林,任命他担任行人一职。当时国势危急,大臣们仍然水火不容。夫之多次弹劾王化澄,化澄想杀他。明朝灭亡,更加收敛锋芒,隐蔽行迹。回到衡阳石船山,学者称他船山先生。吴三桂在衡州称帝,有人让王夫之上劝进表,王夫之说:“亡国遗臣,剩下的只有一死罢了,现在怎么会写给此不祥之人呢!”于是逃人深山,作了祓楔赋来表明心志。吴三桂被平定,上级官员闻听此事,心中称许,嘱咐郡守赏赐王夫之粟帛。召见他,王夫之以患病推辞。当时,海内大儒,首推容城、馀姚、昆山。然而这些人通过隐居声望日盛,虽然朝廷征召都以死拒绝,可是公卿称赞,天子动容,他们的著作容易在世上流传。只有王夫之避身瑶峒,声影不出林莽,最终得以完发而死。
顾炎武字宁人,昆山人。他看到明末变故很多,所以讲求经世致用的学问。南明的鲁王授他为兵部司务,事情没有成功,他的母亲便绝食而死,死前告诫顾炎武不要到异姓的清朝做事。炎武认为自己怀有为世所用的策略,不得一展自己的志愿,因此在所到的地方就稍稍地试一下。他在山东的长白山下开垦农田,在山西的雁门北面放牧,积累了千两白银。顾炎武走遍了边关要塞,四次到明孝陵拜谒,六次拜谒明思陵,才在陕西的华阴住下来。他认为“华阴控扼潼关和渭河的路口,即使足不出户,也能听到天下的事。一旦有警报,就能进山把守险要的地方,不过只有十里路那样的距离;如果有志于四方,那么一出潼关的关门,也有居高临下其势不可阻挡的便利”。因此在这里定居。他曾经和友人谈论学问:读书人如果不首先说是非荣辱,就是没有根基的人;不是好古多闻,就是空洞的学问。没有根基的人去讲空洞的学问,我看他每天声称从事圣人的事业,而离开圣人的言行更远了。”康熙十七年,朝廷诏举博学鸿儒科,又修纂《明史》,大臣们争相举荐他,他誓死不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