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如何阅读：走进不为人所知的简牍文化-国学知识

　　从竹简帛书发展到印刷出版、再到今日的计算机与网络，虽然“载体”变化极大，但“阅读”始终是人类文明传承的重要方式。在辉煌灿烂的出土文物面前，我们开始关心“书写载体”的内容，关心《竹书纪年》提供另一种版本的历史、关心睡虎地秦简《日书》所描写的古代宜忌、关心里耶秦简所反映的古代行政管理。然而，随着研究渐渐深入，历史学家的研究开始触及“书写载体”本身，他们开始意识到：“书写载体”本身也是一种历史。

　　2016年4月22日，文化思想史研究室“新力初声”工作坊、捷克科学院亚非研究所驻台北中心，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举办“简牍形制与物质文化——古代中国研究青年学者研习会(四)”，邀请四位青年学者：肖芸晓(武汉大学国学院硕士、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博士生)、孙沛阳(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中心硕士生)、武致知(Rens Krijgsman, 牛津大学东方研究所博士候选人)与石昇烜(台湾大学历史系博士生)主讲，探讨简牍学界最前沿的课题——书写载体。“古代中国研究青年学者研习会”是联合全球各地青年学者所成立的交流平台，希望促进与会者共同思考古代中国研究的国际化与在地化问题。本次研习会的讲者遍布两岸、欧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书写载体”已经逐渐成为各地学界共同关心的学术课题。

　　本次研习会邀请肖芸晓主讲《古代中国书籍的进化——以清华简为例》，孙沛阳主讲《从简册收卷论上博<周易>的卦序——兼谈简册背划线和饱水竹简的一些问题》，武致知主讲《张家山汉简<引书>阅读方式研究》，石昇烜主讲《再探简牍编联、书写姿势与习惯——以“中研院”史语所藏居延汉简为例》。四位讲者所探讨的主题与材料虽有区别，但皆着重分析“书写载体”上的“非文字”遗存。本报导尝试以“书写”、“编联”、“收卷”、“阅读”四种相互关联的角度切入，重新整合四位讲者的研究成果，以期进一步说明“简牍形制与物质文化”的关系，再现本次古代中国研究青年学者研习会的风华。

　　（一）书写：标尺简与简侧墨线

　　文字是历史学者的最爱。但文字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表格”就是其中一种重要的方式。这世上总有平铺直叙的文字无法清楚阐明的事情，有些事情只能仰赖表格的排比、归纳、比较，才能清清楚楚、一目了然。然而在白纸上画出表格容易，战国秦汉人以竹木简作为书写载体，要如何制作表格?一枚一枚、分次书写的竹木简要如何绘制网格线，才能保证每个字段皆间隔相等、文字皆清楚分明?除了在竹木简上直接刻痕划线，石昇烜研究居延汉简中的“标尺简”与“简侧墨线”，使我们窥见古人在书写简牍、制作表格时所发挥的巧思。

　　“标尺简”简面写上“上、下”两个字，两个字恰巧将简面从上到下大致均分为三部分，据林素清研究可作为编绳位置和分栏书写时的参考，具有标尺的作用。除了“标尺简”外，编绳、简面刻画痕等，也有帮助分栏的功能。

　　居延汉简又见“简侧墨线”，即书手在木简侧面画上一道道墨线，具有指示书写起始处或限制字段范围的功用，并使单简编联后的文字与段落能够整齐美观，是比“标尺简”更直观、更多元的辅助工具。石昇烜透过还原简侧墨线的制作过程，指出画有简侧墨线、分栏书写的木简往往是先书写再编联成册，因为一旦编联，简侧墨线便会被遮蔽，失去参照的功能。此外，简侧墨线的位置亦可作为复原简册编联的判准。

　　“标尺简”与“简侧墨线”具有相似的功能，前者提供书写者正面观看的参照，后者提供侧面观看的参照，观看视角的不同反映古人书写姿势与习惯的差别。“标尺简”更可能使用于“伏几案而书”的情况，简侧墨线则适用于悬肘、腕书写。最后石昇烜也强调，当时的书写姿势与习惯绝非一成不变，十分多元;而哪些人会使用这些书写时的辅助工具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二）编联：简册背划线与复原图

　　简牍“编联”在概念上类似于今日的纸张“装订”。当书写内容超过一枚简牍时，如何保证最后简牍编联时的先后顺序正确无误?即使最初的编联无误，亦须面对长久使用后编绳老朽松脱，必须重新编联的问题。更有甚者，简牍出土于地下，在漫长的光阴中编绳往往先于简牍而腐朽。考古学者发掘简牍时看到的不是一捆捆的简册，而是真正的“断简残编”。因此现代研究者几乎无法依赖最直观的编绳来进行简牍编联的复原，成为简牍整理工作的一大问题。近年“简册背划线”的发现便成为学者复原简牍编联时的重要指引。

　　“简册背划线”顾名思义是简册背面的斜划线，简册上有时会有好几道背划线。背划线可分刻线与墨线两种，一般为左上向右下斜行。其研究由孙沛阳于2011年首倡，他全面整理了当时可见的岳麓秦简第一卷、清华简第一卷，证实了“简册背划线”的现象，并指出过去出版的包山楚简、郭店楚简、上博简、睡虎地秦简、张家山汉简、银雀山汉简等数据亦有“简册背划线”存在。学界目前对“简册背划线”的功能已有共识，相信“简册背划线”是为了避免简册的编联顺序错乱而刻划而成。肖芸晓对清华简的研究，便充分证实了“简册背划线”对竹简编联与分篇所起的作用。她研究清华简第一册的《尹至》与《尹诰》，和清华简第三册的《赤鹄之集汤之屋》的“简册背划线”，并将这三篇的内容与传世文献《吕氏春秋•慎大》比较，最终得出结论：这三篇竹书原来应是同卷，排列顺序为《赤鹄之集汤之屋》在前，其次为《尹至》，《尹诰》殿后。

　　清华简《赤鹄之集汤之屋》、《尹至》、《尹诰》三篇的“简册背划线”

　　不过“简册背划线”虽有助于学者复原简册编联顺序，但也常发生学者复原的编联次序与“简册背划线”不符的情况。孙沛阳为此提出两种可能的解释：第一，书手抄写错误或竹简损坏，形成废简。书手取用其他的空白简继续抄写，简册编联后“简册背划线”自然无法连成一气。第二，“简册背划线”其实先于竹简的制作，也就是在竹筒上先行划线，其后修治竹简削去了部分划线，导致各竹简之间的背划线不能紧密吻合。

　　孙沛阳又进而推测划线、书写与编联三者的先后关系可能有三种：划线→编联→书写、书写→划线→编联、划线→书写→编连，无论哪种顺序，划线都先于编联。但据游逸飞转述周凤五(台大中文系已故特聘教授)的意见，书手书写时有可能先将数枚竹简编成“草编”，方便握持书写，写完后再划线于简背，避免简序错乱，最后才将所有草编编成一卷。孙沛阳则认为他所见的“简册背划线”都属于同一竹节单元，先编联后划线的可能性较低。但岳麓秦简《质日》的“简册背划线”划线有重合的现象，确实可能是竹简制作完成之后再划线的特例。

　　简册背划线(岳麓秦简《三十四年质日》)

　　“简册背划线”并非复原简册编联的唯一线索。石昇烜尝试根据简侧墨线复原居延汉简的簿籍。而孙沛阳另辟蹊径，复原上博《周易》简册的方式发人深省。上博《周易》简由于每卦单独抄写、部分竹简缺失、出现前所未见的红黑符号等因素，其编连顺序一直为学界争讼不已：整理者濮茅左根据红黑符号安排了一套新的卦序;李零、李尚信、姜广辉等学者则认为今本卦序不能轻易否定。

　　孙沛阳以实验考古学切入，证明若以今本卦序为上博《周易》简排序，则现存简与缺失简相互间隔，呈现片状集中分布，缺失简在简册卷起时大体是相连的，存在着一定的规律。透过对上博《周易》简册的复原，孙沛阳认为上博《周易》的卦序应与今本《周易》一致。

　　然据孙沛阳的复原，上博《周易》自简26起，外层的现存简与缺失简的分布不再规律，存在明显的滑动错位。孙沛阳不满足于将错位的原因归咎于盗掘简的层位错乱，大胆地在简26之前增添四枚空白简，如此一来复原的简册便彻底规律化。而简26号的内容为咸卦，正好位于今本《周易》下篇之首，空白简位此恰好有着标示分篇的功能。

　　孙沛阳进一步指出过往出土的无字空白简并不罕见：既有简册先编后写，对于篇幅的估计超过实际书写的需要所导致的赘简;亦有居延出土《永元器物簿》这种先写后编，却仍于简册之中与末端留下空白简的例子。《永元器物簿》并非一次性编联书写而成，而是数份不同的简册最终被缀合成一册。因此《永元器物簿》简册之中的空白简，原来可能是其他简册末端的赘简。当诸简册编联成《永元器物簿》后，赘简自然而然成为不同内容之间的“分隔线”。

　　居延汉简《永元器物簿》

　　（三）收卷：卷轴与折迭

　　简牍编联成册后，便成为人类文明不可或缺的物品——“书”。

　　中古时代的敦煌卷子中，所见书籍装帧千姿百态，“梵夹装”、“经折装”、“旋风装”、“蝴蝶装”不胜枚举。回溯到战国秦汉的简牍时代，学者对书籍装帧的认识却往往只有“卷轴型”一种。唯六十年前钱存训先生提出“古书收卷有折页型”，但一直并无实物例证。近年肖芸晓对清华简的收卷进行复原，发现简册收卷的多种方式，其中《算表》卽是这种特殊的“折页型”，为以往所未见，此后亦被其他学者证实。肖芸晓进一步指出同样作为卷轴型简册，又分成“圆形卷轴”与“扁型卷轴”两种，而且这种区别也在敦煌卷子中存在

　　肖芸晓的简册复原研究依循两条线索：第一、反印文。埋于地下的竹简，放置迭压时墨迹难免会浸染到相对或相邻的竹简上，从而形成反印文。因此反印文是判断竹简迭压的相对位置的重要线索。第二，受损痕迹。由于简册收纳后竹简排列紧密，相邻或相对位置的竹简受损时极可能形成相似的受损痕迹。故受损痕迹也是判断竹简迭压的相对位置的重要线索。更有甚者，简册收纳后，越靠外侧的竹简越容易受到伤害。因此我们可根据竹简的残损情况，判断哪些竹简在简册收纳时位于外侧、哪些位于中心。

　　肖芸晓指出清华简《系年》、《筮法》、《汤在啻门》、《汤处于汤丘》诸篇的收卷方式属于圆卷轴型;《芮良夫毖》的收卷方式属于扁卷轴型;《算表》的收纳方式属于二次折页型，详见下图。此后，贾连翔先生发现《殷高宗问于三寿》也当是这种特殊的“折页型”。

　　多样的收卷形式，显示了古代简册形式的多样化。但简册形式缘何多样?为何有“折迭”、“滚动条”之别?孙沛阳怀疑所谓扁卷轴与折页型简册，会不为只是卷轴型简册深埋于地底时承受重压，原先“圆形”的形状遂被压扁之故?肖芸晓则认为简册卷成圆形的卷轴后被压扁，与同一简册折迭成长方形的折页，看似形状相同，但简册里每一竹简的相对位置大抵皆不同。只要缜密研究每一竹简的相对位置，不难判别出两者的差异。武致知则怀疑扁卷轴与折页型简册，或许只是一种随机行为?肖芸晓则回应：《算表》的收卷方式可能与竹书必须完整摊开方可计算的功能有关，此后贾连翔先生证明《殷高宗问于三寿》也是这种收卷方式，两例重出，这便减小了《算表》收卷是随机例外的可能。但不得不承认，目前扁卷轴与折页型简册究竟是一种制作者的“个别差异”所导致的“随机行为”?还是一种“广泛且成熟的制度”?一时无法辨明。尚须更多材料加以证明或证伪。更有甚者，如果简牍制作背后存在一种“广泛且成熟的制度”，也就昭示了一个成熟、专业、且分工明确的图书工业。这些问题都需要利用不断涌现的新材料，进一步论证。游逸飞则推测收卷是一种比较严谨的收纳方式，折迭则是一种较为随意的收纳方式。分工明确的简牍生产线固然可能存在，但清华简、北大汉简这类高级贵族随葬的简牍，未必是来自于工厂生产线的批量制造，反而可能是高级贵族特有的高级专业作坊制作而成。高级专业作坊可能只为高级贵族制作产品，产品数量可能很有限，生产流程却可能极其精致。引入“高级贵族专用作坊”的概念，可能有助于解决“简册背划线”的争议。目前确切可知的简背刻画线似乎仅见于随葬简、书籍简上，里耶秦简、居延汉简、走马楼吴简等遗址简、文书简背面都不见“简册背划线”。“简册背划线”有无的原因，不只要考虑简牍内容与性质的差异，更要考虑制作简牍的作坊差异。

　　（四）阅读：诵读符号与理想阅读模式

　　无论书写、编联还是收纳，书籍的存在终究是为了“阅读”。为了流畅与便利地阅读，标点符号是书籍不可或缺之物。透过断开字句、标出重点，作者的意思能够更精确而完整地传达给读者。简牍常见的标点符号有墨点、勾识符号、重文符号、合文符号等种类：墨点通常可表示“下文独立成段”，勾识符号代表“前后两字分别阅读”、重文符号意谓“前字再重复一次”、合文符号则是“前字为两字迭合”的意思。

　　但除了一般由作者所提供的标点符号，当代许多人习惯在阅读时用笔尖轻点纸面，标示重要文句，或断开重要的字词，这种下意识的动作有助于阅读者提高专注力，也或多或少地反映了阅读者的思考痕迹。线装书密密麻麻的句读符号正是此习惯的具体呈现。但这种阅读习惯是否古今中外皆然呢?武致知认为，“阅读”这种行为具有超越时空的共通性，因此古今中外的阅读模式必有相合之处。而张家山汉简《引书》中除了墨点、勾识符号等常见的简牍标点符号，还有大量一般简牍未见的符号，无法以一般标点符号的功能去理解，学界至今仍无解答。武致知相信这些符号并非由作者所加，而是读者阅读时添加的符号，他称之为“诵读符号”。

　　为了论证张家山汉简《引书》的特殊符号是“诵读符号”，武致知指出《引书》中存在两种不同的笔迹，因此《引书》的书写并非由一人完成;但特殊符号在《引书》里的分布却十分规律，无法反映书手之别。因此他倾向认为《引书》的特殊符号是在两名书手完成《引书》后，才被统一标上的。既然如此，特殊符号是“诵读符号”的可能性就增加了。而特殊符号经常出现在字距极窄之处，亦可证实至少某些特殊符号应是书写之后才被标上。

　　为了进一步验证“诵读符号”的假设，武致知参考西方写本研究(Codicology)的方法，分析《引书》的书写布局、分章方式、笔迹特征，尝试建立一种“理想阅读模式”。他将《引书》分成五个单元：

　　(一)叙述性的季节性日操(简1-7)

　　(二)导引体操、病名(简8-98)

　　(三)起居日操(简99-102)

　　(四)叙述性的季节与气候病原(简103-110)

　　(五)叙述性的利身之道(简111-112)

　　武致知认为《引书》的不同单元各自有不同的文体，因此不同单元的阅读方式也不同。如第二单元以病名替不同的导引体操分类，明显起了目次的作用。对读者而言，目次的功能是为了查阅数据，查阅数据的阅读方式则是以浏览为主。细究第二单元“诵读符号”的标示位置，确实带有浏览的性质。

　　武致知尝试透过“诵读符号”与“理想阅读模式”的相互论证，来解释张家山汉简《引书》中的特殊符号之谜。他力图根据“书写载体”上的蛛丝马迹，重建古人的阅读方式，其研究无疑极具启发性与前瞻性。但相对于其他三位讲者的研究，武致知的论证力度似乎有所不足。“诵读符号”固然可能，“理想阅读模式”必然存在，但要如何确定是“诵读符号”，面对个人阅读习惯的差异，建立普遍性的“理想阅读模式”的追求，似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五）小结

　　肖芸晓、孙沛阳、武致知与石昇烜四位青年学者爬梳战国秦汉简牍文字以外的痕迹，透过标尺简、简侧墨线、简册背划线与复原图、卷轴式收纳与折迭式收纳、诵读符号与理想阅读模式等现象与概念，引领我们设身处地怀想古人书写、编联、收卷、阅读的历史，其研究扣紧了简牍形制与物质文化的课题，无疑位于简牍学界的前沿。而肖芸晓对清华简“伊尹三篇”编联的复原、孙沛阳对上博简《周易》卦序的复原、石昇烜对居延汉简簿籍文书的复原乃至武致知对“理想阅读模式”的复原，在在揭示了简牍形制的研究足以影响到我们对简牍内容的理解。要想理解简牍内容，必须了解简牍形制。简牍形制与内容的相互参照，必然是未来简牍研究的前景所在。这也是日本学者从古文书学角度研究秦汉简牍孜孜追求的方向。本次研习会希望能够“预流”，成为二十一世纪“新简牍学”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