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中访友诗的套路展现出了散文化倾向。诗的前六句是一种明快流程的交代：径——壑——门——阶——室——窗——壁。谈不上行云流水，却能窥见这首诗的门户：乍看起来，不觉得有什么问题，辞章搭配得体，步履从容，但揣度二三，就为这笔清晰的流水账而叹息，怪它没有更丰富的诗意进项。但这种责怪，并不殃及散文化倾向，对散文化现象需要一次又一次关乎价值观的认识；散文化的感觉跟一首诗有头有尾进行某种叙事的憧憬有关，这首诗在较短的篇幅内寄情于一桩事情的脉络而非关于这件事的激情，就极有可能显示出散文化的特征。

从作者的立场看，在构思（哪怕是即兴发挥）之际，“不遇”的结果已经发生，他所进行的描述依然显得较为重视“不遇”之前兆，就好像那些依次展开的芳踪是一首诗最大的卖弄点。径之石、壑之丹、门之松、阶之闲、室之禅、窗之见、壁之生……联袂演出的情景剧并不比停顿下来独观一物更划算，他只是需要记录这一流程来测试一首诗的雅量。而这些场景的铺垫明摆着朝“不遇”的主题靠拢，对景物的过度描写已预告人的次要性。

根据诗词断定：作者不可能反写实际情况，明明山僧不在，却在诗句中假想两人会谈的幽趣。诗在当时似乎还不致走到这一步。青苔、鸟迹、白拂、尘埃、无人……这一系列的环境元素虽契合抒情诗的表征，却奉献事实性依据，也就是说，看起来挺雅致的，但本质上只是一连串基本事实。只不过“青苔”一类的事实又不限于其本身的属性，已不可避免侵入了情态的细菌，滋生出属于修辞层面的意义。

作者是在寻求一种补偿：由于山僧不在，他必须从这一无人情境中获取诗的慰藉。不在之妙在于他反而可以凭空想像“了然”的主题性意趣。无需一位具体的僧人启发，他就可以从虚空中找到信仰的入口。乃至于云、雨的亮相也有不俗表现，使他不去思索山僧出门去干什么，以及有这么出色的所在，山僧为何还要滞留在他处。他仿佛是这一境界的独占者，山僧的所有者属性已显得次要：他为自己碰巧得到这么一块临时的乐土，与此前所行居的尘世保持对峙，而倍感欣慰，甚至这时听到猿声也不免理解为这是一种得体的、赞同他的伴奏。

从事后的记述人角度看，作者能了解下山返程中的心理变化，以及这一旅程中的新发现，但他并没有触及这一范畴，而是终止在一次世界观的洗礼中。

李珣也曾写过一些隐逸之词，如《渔父》、《渔歌子》等。这首《定风波》是借范蠡事以明己志。范蠡亡吴霸越之后，功成身退，乘一叶扁舟泛游于五湖之上，啸傲风月于山水之间，过着隐逸生活。作者对他深怀仰慕之情，认为其人高洁无上。词的开头即点明他志在烟霞，仰慕隐沦，赞颂范蠡，也是表达自己的心愿。次句是说范蠡功成身退，泛游五湖，饱赏湖上春光。接句续写退隐之乐，一叶扁舟，徜徉湖上，舟中饮酒吟诗，其乐融融。“云水”二字概括了大自然的无限美好，令人陶醉。这时便深切地意识到无官一身轻的愉悦。这反映了作者对世俗的厌倦。

下片继续写隐逸之乐。与“花岛”为邻，鸥鸟为伴，隐居于奇山异水的幽深之处，生活是何等的安闲恬适。在这里长年看不见追名逐利的流俗之辈。可以说这里已经进入了老子所说的“希夷”的微妙境界了。果真能得到老子所说的微妙之道，心中怎能不暗暗自喜。结句“荷衣蕙带绝纤尘”，又用神的服饰，比喻隐者的高洁和一尘不染，大有飘飘欲仙的况味。

全词表现仰慕隐沦，申明作者抱有与范蠡同带的烟霞之志。范蠡归隐是在功成之后，见越王勾践为人可与共患难，不可与之同安乐，便毅然退隐。而李珣“以秀才豫受宾贡，事蜀主衍”，未能立功，即遭亡国之痛。两人同是退隐，却心境不一。此词纯用白描，直抒胸臆，与作者所写的风土词不一样，在“花间”词里也属罕见。

这是一首写在临安城一家旅店墙壁上的诗。此诗第一句点出临安城青山重重叠叠、楼台鳞次栉比的特征，第二句用反问语气点出西湖边轻歌曼舞无休无止。后两句以讽刺的语言写出当政者纵情声色，并通过“杭州”与“汴州”的对照，不露声色地揭露了“游人们”的腐朽本质，也由此表现出作者对当政者不思收复失地的愤激以及对国家命运的担忧。全诗构思巧妙，措词精当，冷言冷语的讽刺，偏从热闹的场面写起；愤慨已极，却不作谩骂之语：确实是讽喻诗中的杰作。

诗的头句“山外青山楼外楼” ，诗人抓住临安城的特征——重重叠叠的青山，鳞次栉比的楼台。这样首先描写了祖国大好山河，起伏连绵的青山，楼阁接着一个，这是多么美好的自然。从诗歌创作来说，诗人描写山河的美好，表现出的是一种乐景。接着写到：“西湖歌舞几时休？”诗人面对国家的现实处境，触景伤情。这样美好的大好山河，却被金人占有。诗句中一个“休”字，不但暗示了诗人对现实社会处境的心痛，更为重要的是表现出诗人对当政者一味“休”战言和、不思收复中原失地、只求苟且偏安、一味纵情声色、寻欢作乐的愤慨之情。在诗人的心中，“西湖歌舞”正是消磨抗金斗志的淫靡歌舞。他此时是多么希望这样的歌舞快“休”了。这里，诗人运用反问手法，不但强化了自己的对这些当政者不思收复失地的愤激之情，也更加表现出诗人对国家命运的担忧而产生的忧伤之感。

后两句“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游人”在这里不能仅仅理解为一般游客，它是主要特指那些忘了国难，苟且偷安，寻欢作乐的南宋统治阶级。这句紧承上“西湖歌舞几时休”而来。诗人面对这不停的歌舞，看着这些“游人们”陶醉其中，不由得表现出自己的感慨之情。其中，“暖风”一语双关，在诗歌中，既指自然界的春风，又指社会上淫靡之风。在诗人看在，正是这股“暖风”把“游人”的头脑吹得如醉如迷，忘记了自己的国家正处于危难之中。其中的“熏”、“醉”两字用得很精妙。首先，一个“熏”字，暗示了那些歌舞场面的庞大与热闹，为“游人们”营造了靡靡之音的氛围。接着一个“醉”字，承接上一个“熏”字，把那些纵情声色的“游人们”的精神状态刻画得惟妙惟肖。一个“醉”字，留下了丰富的审美想象空间——“游人们”在这美好的“西湖”环境中的丑态。

在这样的状态下，诗人为了进一步表现出“游人醉”，在结尾中写道：“直把杭州作汴州。”宋朝原来建都于汴梁，时已为金侵占。就是说，纸醉金迷中，这些“游人”们简直把杭州当成了故都汴州。这里，诗人不用“西湖”而用“杭州”是很有意义的。因为“西湖”虽在杭州，但说到“西湖”，美景之地，是游山玩水的最佳去处，而且也仅仅是杭州的一个景点。而诗人用“杭州”，就很好地与宋都“汴州”（“汴州”已经被金人占有）对照。在对照中，不但引出“汴州”这一特殊的、富有政治意义的名称，而且更有助于抒发诗人的情感——揭露那些“游人们”无视国家前途与命运，沉醉在醉生梦死、不顾国计民生的卑劣行为，同时，也表达诗人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深切忧虑，及其对统治者只求苟且偏安，对外屈膝投降的愤怒之情。

北宋的灭亡，原因当然很多，但统治者的荒淫奢侈必居其一；南宋的偏安，原因也很多，但朝野酣嬉，醉生梦死，也必居其一；林升这首见于《西湖游览志余》的诗，所写正是当时公然的，常见的，谁都不以为奇的，毫不注意的社会现象，给他一写，便觉触目惊心，令人难以为情，所以是成功的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