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书·列传·卷八十二》

　　陆贽

　　陆贽，字敬舆，苏州嘉兴人。十八第进士，中博学宏辞。调郑尉，罢归。寿州 刺史张镒有重名，贽往见，语三日，奇之，请为忘年交。既行，饷钱百万，曰： “请为母夫人一日费。”贽不纳，止受茶一串，曰：“敢不承公之赐？”以书判拔 萃补渭南尉。

　　德宗立，遣黜陟使庾何等十一人行天下。贽说使者，请以五术省风俗，八计听 吏治，三科登隽义，四赋经财实，六德保罢瘵，五要简官事。五术曰：“听谣诵审 其哀乐，纳市贾观其好恶，讯簿书考其争讼，览车服等其俭奢，省作业察其趣舍。” 八计曰：“视户口丰耗以稽抚字，视垦田赢缩以稽本末，视赋役薄厚以稽廉冒，视 案籍烦简以稽听断，视囚系盈虚以稽决滞，视奸盗有无以稽禁御，视选举众寡以稽 风化，视学校兴废以稽教导。”三科曰：“茂异，贤良，干蛊。”四赋曰：“阅稼 以奠税，度产以衰征，料丁壮以计庸，占商贾以均利。”六德曰：“敬老，慈幼， 救疾，恤孤，赈贫穷，任失业。”五要曰：“废兵之冗食，蠲法之挠人，省官之不 急，去物之无用，罢事之非要。”时皆韪其言。迁监察御史。

　　帝在东宫，已闻其名矣，召为翰林学士。会马燧讨贼河北，久不决，请济师； 李希烈寇襄城。诏问策安出，贽言：

　　劳于服远，莫若脩近；多方以救失，莫若改行。今幽、燕、恒、魏之势缓而祸 轻，汝、洛、荥、汴之势急而祸重。田悦覆败之余，无复远略，王武俊有勇无谋， 硃滔多疑少决，互相制劫，急则合力，退则背憎，不能有越轶之患，此谓缓也。希 烈果于奔噬，忍于伤残，据蔡、许富全之地，而益以邓、襄虏获之实，东寇则饟道 阻，北窥则都邑震，此谓急也。代、朔、邠、灵自昔之精骑，上党、盟津今之选师， 举而委之山东，将多而势分，兵广而财屈，则屯戍失于太繁也。李勉，文吏也，而 当汴必争地；哥舒曜之众，乌合也，扞襄城方锐之贼。本非素习，首鼠莫前，则守 御失于不足也。今若还李芃河阳以援东都，李怀光解襄城之围，专以太原、泽、潞 兵抗山东，则梁、宋安。

　　又言：

　　立国之权，在审轻重，本大而末小，所以能固。故治天下者，若身使臂，臂使 指，小大适称而不悖。王畿者，四方之本也；京邑者，王畿之本也。其势当京邑如 身，王畿如臂，而四方如指，此天子大权也。是以前世转天下租税，徙郡县豪杰， 以实京师。太宗列置府兵八百所，而关中五百，举天下不敌关中，则居重驭轻之意 也。方世承平久，武备微，故禄山乘外重之势，一举而覆两京。然犹诸牧有马，州 县有粮，肃宗得以中兴。乾元后，外虞踵发，悉师东讨，故吐蕃乘虚，而先帝莫与 为御，是失驭轻之权也。既自陕还，惩艾前事，稍益禁卫，故关中有朔方、泾原、 陇右之兵以捍西戎，河东有太原之兵以制北虏。今朔方、太原众已屯山东，而神策 六军悉戍关外，将不能尽敌，则请济师。陛下为之辍边军，缺环卫，竭内厩之马、 武库之兵，占将家子以益师，赋私畜以增骑。又告乏财，则为算室庐，贷商人，设 诸榷之科，日日以甚。万有一如硃滔、李希烈负固边垒，窃发都甸者，何以备之？

　　夫关中，王业根本在焉。豪杰之在关中者，与籍于营卫不殊；车乘之在关中者， 与列于厩牧不殊；财用之在关中者，与贮于帑藏不殊。一朝有急，可取也。陛下幸 听臣计，使芃还军援洛，怀光救襄城，希烈必走。请神策军及将家子占而东者追还 之，凡京师税间架、榷酒、抽贯、贷商、点召之令，一切停之，则端本整棼之术。

　　帝不纳。后泾师急变，贽言皆效。

　　从狩奉天，机务填总，远近调发，奏请报下，书诏日数百，贽初若不经思，逮 成，皆周尽事情，衍绎孰复，人人可晓。旁吏承写不给，它学士笔阁不得下，而贽 沛然有余。

　　始，帝仓卒变故，每自克责。贽曰：“陛下引咎，尧、舜意也。然致寇者乃群 臣罪。”贽意指卢杞等。帝护杞，因曰：“卿不忍归过朕，有是言哉。然自古兴衰， 其亦有天命乎？今之厄运，恐不在人也。”贽退而上书曰：

　　自安史之乱，朝廷因循涵养，而诸方自擅壤地，未尝会朝。陛下将一区宇，乃 命将兴师，以讨四方。一人征行，十室资奉；居者疲馈转，行者苦锋镝；去留骚然， 而闾里不宁矣。聚兵日众，供费日博，常赋不给，乃议蹙限而加敛焉；加敛既殚， 乃别配之；别配不足，于是榷算之科设，率贷之法兴。禁防滋章，吏不堪命；农桑 废于追呼，膏血竭于笞捶；兆庶嗷然，而郡邑不宁矣。边陲之戍以保封疆，禁卫之 旅以备巡警，邦之大防也。陛下悉而东征，边备空屈，又搜私牧、责将家以出兵籍 马。夫私牧者，元勋贵戚之门也；将家者，统帅岳牧之后也；其复除征徭旧矣。今 夺其畜牧，事其子孙，丐假以给资装，破产以营卒乘，元臣贵位，孰不解体？方且 税侯王之庐，算裨贩之缗，贵不见优，近不见异，群情嚣然而关畿不宁矣。

　　陛下又谓百度弛废，则持义以掩恩，任法以成治，断失于太速，察伤于太精。 断速则寡恕于人，而疑似不容辨也；察精则多猜于物，而亿度未必然也。寡恕而下 惧祸，故反侧之衅生；多猜而下妨嫌，故苟且之患作。由是叛乱继产，忿讟并兴， 非常之虞，惟人主独不闻。凶卒鼓行，白昼犯阙；重门无结草之御，环卫无谁何之 人。陛下虽有股肱之臣，耳目之佐，见危不能竭诚，临难不能效死，是则群臣之罪 也。

　　陛下方以兴衰诿之天命，亦过矣。《书》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则天所视听，皆因于人，非人事外自有天命也。纣之辞曰：“我生不有命在天？” 此舍人事推天命，必不可之理也。《易》曰：“自天祐之。”仲尼以谓：“祐者助 也。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顺，是以祐之。”《易》论天人 祐助之际，必先履行，而吉凶之报象焉。此天命在人，盖昭昭矣。人事治而天降乱， 未之有也；人事乱而天降康，亦未之有也。尚恐有可疑者，请以近事信之。

　　自比兵兴，物力耗竭。人心惊疑如风涛然，汹汹靡定，族谋聚议，谓必有变。 则京师之人，固非悉通占术、晓天命也，则致寇之由，岂运当然？夫治或生乱，乱 或资治；有以无难而亡，多难而兴。治或生乱者，恃治而不修也；乱或资治者，遭 乱而能治也；无难而失者，忽万几之重，而忘忧畏也；多难而兴者，涉庶事之艰， 而知敕慎也。今生乱失序之事不可追矣，其资治兴邦之业，在刻励而谨修之。当至 危之机，得其道则兴，失则废，其间不容复有所悔也，惟勤思而熟计之。舍己以从 众，违欲以遵道，远憸佞，亲忠直，推至诚，去逆诈，斯道甚易知，甚易行，不耗 神，不劬力，第约之于心耳。何忧乎乱人，何畏乎厄运，何患乎不宁哉？

　　帝又问贽事切于今者，贽劝帝：“群臣参日，使极言得失。若以军务对者，见 不以时，听纳无倦。兼天下之智以为聪明。”帝曰：“朕岂不推诚！然顾上封者， 惟讥斥人短长，类非忠直。往谓君臣一体，故推信不疑，至憸人卖为威福。今兹之 祸，推诚之敝也。又谏者不密，要须归曲于朕，以自取名。朕嗣位，见言事多矣， 大抵雷同道听，加质则穷。故顷不诏次对，岂曰倦哉！”贽因是极谏曰：

　　昔人有因噎而废食者，又有惧溺而自沈者，其为防患，不亦过哉！愿陛下鉴之， 毋以小虞而妨大道也。臣闻人之所助在信，信之所本在诚。一不诚，心莫之保；一 不信，言莫之行。故圣人重焉。传曰：“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物者事也， 言不诚即无所事矣。匹夫不诚，无复有事，况王者赖人之诚以自固，而可不诚于人 乎？陛下所谓诚信以致害者，臣窃非之。孔子曰：“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 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陛下可审其言而不可不信，可 慎其所与而不可不诚。所谓民者，至愚而神。夫蚩蚩之伦，或昏或鄙，此似于愚也。 然上之得失靡不辨，好恶靡不知，所秘靡不传，所为靡不效。驭以智则诈，示以疑 则偷；接不以礼则其徇义轻，抚不以情则其效忠薄。上行则下从之，上施则下报之， 若景附形，若响应声。故曰：“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不尽于己而责尽于人， 不诚于前而望诚于后，必绐而不信矣。今方镇有不诚于国，陛下兴师伐之；臣有不 信于上，陛下下令诛之。有司奉命而不敢赦者，以陛下所有责彼所无也。故诚与信 不可斯须去己。愿陛下慎守而力行之，恐非所以为悔也。

　　《传》曰：“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仲虺歌成汤之德曰：“改过 不吝。”吉甫美宣王之功曰：“衮职有阙，仲山甫补之。”夫成汤圣君也，仲虺圣 辅也，以圣辅赞圣君，不称其无过，称其改过；周宣中兴贤王也，吉甫文武贤臣也， 歌诵其主，不美其无阙，而美其补阙。则圣贤之意，贵于改过，较然甚明。盖过差 者，上智下愚所不免，惟智者能改而之善，愚者耻而之非也。中古以降，其臣尚谀， 其君亦自圣，掩盛德，行小道，乃有入则造膝，出则诡辞，奸由此滋，善由此沮， 天子意由此惑，争臣罪由此生，媚道行而害斯甚矣。太宗有文武仁义之德、治致太 平之功，可谓盛矣，然而人到于今以从谏改过为称首。是知谏而能从，过而能改， 帝王之大烈也。陛下谓谏官论事，引善自予，归过于上者，信非其美，然于盛德， 未有亏焉。纳而不违，传之适足增美；拒而违之，又安能禁之勿传？不宜以此梗进 言之路也。

　　圣人不忽细微，不侮鳏寡；奓言无验不必用，质言当理不必违；逊于志不必然， 逆于心不必否；异于人不必是，同于众不必非；辞拙而效迂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 者不必智。考之以实，惟善所在，则可以尽天下之心矣。夫人情蔽于所信，沮于所 疑，忽于所轻，溺于所欲。信偏则听言不尽其实，故有过当之言；疑甚则虽实不听 其言，故有失实之听。轻其人则遗可重之事，欲其事则存可弃之人。苟纵所私，不 考其实，则是失天下之心矣。故常情之所轻，圣人之所重，不必慕高而好异也。

　　陛下又以雷同道说，加质则穷。臣谓陛下虽穷其辞而未穷其理，能服其口而未 服其心。且下之情莫不愿达于上，上之情莫不求知于下。然而下常苦上之难达，上 常苦下之难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也。所谓九弊者，上有六，下有三：好胜人， 耻闻过，骋辩给，炫聪明，厉威严，恣强愎，上之弊也；谄谀、顾望、畏懦，下之 弊也。好胜而耻过，必甘佞辞，忌直言，则谄谀者进，而忠实之语不闻矣。骋辩而 炫明，必折人以言，虞人以诈，则顾望者自便，而切摩之益不尽矣。厉威而恣愎， 必不能降情接物，引咎在己，则畏懦者至，而情理之说不申矣。人之难知，尧、舜 所病，胡可以一酬一诘，而谓尽其能哉？夫欲治天下，而不务得人心，则固不治矣； 务得人心，而不勤接下，则心固不得矣；务接下而不辨君子小人，则下固不可接矣； 务辨君子小人，而恶直嗜谀，则君子小人固不可辨矣。趋和求媚，人之甚利存焉； 犯颜冒祸，人之甚害存焉。居上者易其言而以美利利之，犹惧忠告之不暨，况疏隔 而猜忌者乎？

　　是时，贼未平，帝欲明年遂改元，而术家争言数钟百六，宜有所变，示天下复 始。帝乃议更益大号。贽曰：“今乘舆播越，大憝未去，此人情向背、天意去就之 隙。陛下宜痛自贬励，不宜益美名以累谦德。”帝曰：“卿言固善，然要当小有变 革，为朕计之。”贽奏言：“古之人君，德合于天曰‘皇’，合于地曰‘帝’，合 于人曰‘王’，父天母地以养人治物得其宜者曰‘天子’，皆大名也。三代而上， 所称象其德，不敢有加焉。至秦乃兼曰‘皇帝’，流及后世昏僻之君，始有圣刘、 天元之号。故人主重轻，不在称谓，视德何如耳。若以时屯当有变革，不若引咎降 名，以祗天戒。且矫旧失，至明也；损虚饰，大知也。宁与加冗号以受实患哉？” 帝从之。

　　会兴元赦令方具，帝以稿付贽，使商讨其详。贽知帝执德不固，困则思治，泰 则易骄，欲激之使强其意，即建言：“履非常之危者，不可以常道安；解非常之纷 者，不可以常令谕。陛下穷用兵甲，竭取财赋，变生京师，盗据宫闼。今假王者四 凶，僭帝者二竖，其他顾瞻怀贰，不可悉数。而欲纾多难，收群心，惟在赦令而已。 动人以言，所感已浅；言又不切，人谁肯怀？故诚不至者物不感，损不极者益不臻。 夫悔过不得不深，引咎不得不尽，招延不可不广，润泽不可不弘，使天下闻之，廓 然一变，人人得其所欲，安有不服哉？其须改革科条，已别封上。臣闻知过非难， 改之难；言善非难，行之难。《易》曰：‘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夫感者，诚 发于心而形于事，事或未谕，故宣之于言，言必顾心，心必副事，三者相合，乃可 求感。惟陛下先断厥志，以施其辞，度可行者而宣之，不可者措之。无苟于言，以 重取悔。”帝纳之。

　　始，帝播迁，府藏委弃，卫兵无褚衣。至是，天下贡奉稍至，乃于行在夹庑署 琼林、大盈二库，别藏贡物。贽谏，以为：“琼林、大盈于古无传。旧老皆言：开 元时贵臣饰巧以求媚，建言郡邑赋税，当委有司以制经用，其贡献悉归天子私有之。 荡心侈欲，亦终以饵寇。今师旅方殷，疮痛呻吟之声未息，遽以珍贡私别库，恐群 下有所觖望，请悉出以赐有功。令后纳贡必归之有司，先给军赏，瑰怪纤丽无得以 供。是乃散小储成大储，捐小宝固大宝也。”帝悟，即撤其署。

　　李怀光有异志，欲怒其军使叛，即上言：“兵禀薄，与神策不等，难以战。” 李晟密言其变，因请移屯。帝遣贽见怀光议事。贽还奏：“怀光寇奔不追，师老不 用，群帅欲进，辄沮止其谋。此必反，宜有以制之。”因劝帝许晟移军。初，贽与 怀光语及晟，怀光妄诧曰：“吾无所藉晟。”贽即美其强雄，使不得翻覆。至是， 请下诏书如其意者，且无辞归短于朝。又建：“遣李建徽、阳惠元与晟并屯东渭桥， 托言晟兵寡不足支贼，俾为掎角。怀光虽不欲遣，且辞穷，无以沮解。”帝犹豫曰： “晟移屯，怀光固怏怏，若又遣建徽等俱东，彼且为辞。少须之。”晟已徙营，不 阅旬，怀光果夺两节度兵。建徽挺身免，惠元死之。行在震惊，遂徙幸梁。

　　道有献瓜果者，帝嘉其意，欲授以试官。贽曰：“爵位，天下公器，不可轻也。” 帝曰：“试官虚名，且已与宰相议矣，卿其无嫌。”贽奏：“信赏必罚，霸王之资 也；轻爵亵刑，衰乱之渐也。非功而获爵则轻，非罪而肆刑则亵。天宝之季，嬖幸 倾国，爵以情授，赏以宠加，纲纪始坏矣。羯胡乘之，遂乱中夏。财赋不足以供赐， 而职官之赏兴焉；职员不足以容功，而散、试之号行焉。今所病者爵轻也，设法贵 之，犹恐不重，若又自弃，将何劝焉？陛下谓试官为虚名，岂思之未熟邪？夫立国 惟义与权，诱人惟名与利。名近虚，于教为重；利近实，于德为轻。凡所以裁是非， 立法制，则存乎其义；参虚实，揣轻重，则存乎其权。专实利而不济之以虚，则物 有匮耗而不给矣；专虚名而不副之以实，则情有诞谩而不趋矣。故锡货财，列禀秩， 以彰实也；差品列，异服章，以饰虚也。居上者达其变，相须以为表里，则为国之 权得矣。按甲令，有职事官、有散官、有勋官、有爵号。其赋事受奉者，惟职事一 官，以叙才能，以位勋德，所谓施实利而寓虚名也；勋、散、爵号，止于服色、资 廕，以驭崇贵，以甄功劳，所谓假虚名佐实利者也。今员外、试官与勋、散、爵号 同，然而突铦锋、排祸难者以是酬之可谓重矣。今献瓜一器、果一盛则受之，彼忘 躯命者有以相谓矣，曰：‘吾之躯命乃同瓜果。’瓜果，草木也。若草木然，人何 劝哉？夫田父野人必欲得其欢心，厚赐之可也。”

　　俄以劳迁谏议大夫，仍为学士。时凤翔节度使李楚琳杀张镒得位，虽数贡奉， 议者颇言其挟两端，有所狙伺然。帝亦不能容，其使至，皆不得召，欲以浑瑊代之。 贽谏曰：“楚琳之罪旧矣，今议者乃始纷纭，不亦晚哉？且勤王之师在畿内者，急 宣亟告，景刻不可差。商岭既回远，而骆谷又为贼所扼，通王命者唯褒斜尔。若复 阻，则诸镇之向背者，我胜则来，贼胜遂往，此焉几会，不容差跌。使楚琳逞憾， 敢为猖狂，南塞要冲，东与贼合，则我咽喉梗而心膂分矣，岂不病哉！今顾望两端， 是乃天诱其衷，通归涂，济大业也。”帝释然，尽召见其使，优诏劳安之。

　　帝欲以内外从官普号“定难元从功臣”。贽曰：“宫官具寮，恪居奔走，劳则 有之，何功之云？难则尝之，何定之云？今与奋命者齿，恐沮战士之心，结勋臣之 愤。”帝乃止。

　　京师已平，帝欲召浑瑊访奔亡内人，给装使赴行在。贽谏曰：“大难始平，而 百役疲瘵之氓、重伤残废之卒，皆忍死扶疾，想闻德音。盖事有先后，义有轻重， 重者宜先，轻者宜后。昔武王克殷，有未下车而为之者，有下车而为之者。当今所 务，谓宜以大臣驰传，迎复神主，脩饬郊丘，展禋享之礼，申告谢之意；恤死义， 犒有功，崇进忠直，优问耆耄；定反侧，宽胁从，官失职，复废业，是皆宜先不可 后也。葺宫室，治服玩，耳目之娱，巾栉之侍，是皆宜后不可先也。且内人当离溃 之后，或为将士所私。昔人掩绝缨、饮盗马者，岂忘其爱邪？知为君之体然也。天 下固多亵人，何必独此？”帝不复下诏，犹遣使谕瑊资遣。

　　初，刘从一、姜公辅等材下不逮贽远甚，徒以单言暂谋偶有合，由下位建台宰。 而贽孤立一意，为左右权幸沮短，又言事无所回讳，阴失帝意，久之不得宰相。还 京，但为中书舍人。母韦犹在江东，帝遣中人迎还京师。俄以丧解官，客东都。诸 方赗遗一不取，惟韦皋以布衣交，先以闻，故所致辄称诏受之。又诏中人护父柩至 自吴会，葬洛阳。服除，以权知兵部侍郎复召为学士。入谢，伏地鲠泣，帝为兴， 改容慰抚。眷遇弥渥，天下属以为相，而窦参素不平，忌之。贽亦数言参罪失。贞 元七年，罢学士，以兵部侍郎知贡举。明年，参黜，乃以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 事。

　　帝始任杨炎、卢杞，引树私党，排忠良，天下怨疾。贞元后，惩艾其失，虽置 宰相，至除用庶官，反覆参诘乃得下。及贽秉政，始请台阁长官得自荐其属，有不 职，坐举者。帝初许之，或言诸司所引皆亲党，招赂遗，无实才，帝复诏宰相自择。 贽奏言：“齐桓公问管仲害霸，对曰：‘得贤不能任，害霸也；任贤不能固，害霸 也；固始而不终，害霸也；与贤人谋事，而小人议之，害霸也。’所谓小人者，非 悉怀险诐以覆邦家也，盖趋向狭促，以沮议为出众，自异为不群，趣小利，昧远图， 效小信，伤大道尔。所谓台省长官，仆射、尚书、丞、郎、御史大夫、中丞是也。 陛下择辅相多出其中，行实不能顿殊也。今乃谓不能进一二属吏，岂后位宰相则可 择天下材乎？夫求才者贵广，考课者贵精。往武后收人心，务拔擢，非徒人得荐士， 亦许自举其才，岂不易哉？然而课责严，进退速，故当世称知人之明，累朝赖多士 之用。陛下赏鉴独任，难于公举，有登延之路，无练核之方。武后以易得人，陛下 以精失士。今择宰相以重于庶品，选长官以愈于下流。及宰相献言，长吏荐士，则 又纳横议，废始谋，是任以重者轻其言，待以轻者重其事也。”帝虽嘉之，然卒停 荐士诏。

　　旧制，吏部选以岁集。乾元后，天下兵兴，率三年一调，吏员稽壅，则案牒丛 淆，伪冒蒙真，吏缘以为奸，废置无纲，至十年不被调者，缺员或累岁不补。贽乃 请以内外员三分之，每岁计阙集人，检柅吏奸，天下便之。

　　当是时，贾耽、卢迈、赵憬同辅政，凡有司关白，三人者更相顾不肯判。贽又 请如故事，旬一人秉笔，所咨辄判。

　　又以西北边岁调河南、江淮兵，谓之“防秋”，士不素练，战数败，将统制不 一，亡以应敌。乃上陈其弊曰：

　　自禄山构乱，肃宗始撤边备，以靖中邦，借外威，宁内难，于是吐蕃乘衅，回 纥矜功，中国不振，四十余年。率伤耗之民，竭力以事，西输贿缯，北偿马资，尚 不足满其意。于是调敛四方，以屯疆陲，又不能遏其侵。故小入则驱略，深入则戒 严。于时议安边者，皆务所难，忽所易，勉所短，略所长，行之而要不精，图之而 功靡就。

　　夫势有难易，事有先后。力大而敌脆，则先所难，是谓夺人之心也；力寡而敌 坚，则先所易，是谓观衅而动也。今财匮于中，人劳未瘳，而欲发师徒以犯猎寇境， 复其侵疆，攻其坚城，前有胜负未必之虞，后有馈运不继之患。万一桡败，适所以 启戎心，挫国威也。以此安边，可谓不量势而务所难矣。天之授有分，地之产有宜， 是以五方之俗，长短各殊。勉所短而敌长者殆，用所长而乘短者强。且以水草为居， 讨猎为生，便于驰突，不耻败亡，此戎狄所长，中国之短也。而欲益兵搜乘，争驱 角力，交锋原野之上，决命寻常之间，以此御寇，可谓勉所短而校其长矣。务所难， 勉所短，劳费百倍，终无成功，虽果成之，不挫则废。诚以越天授，违地产，亏时 势，以反物宜者也。胡不守所易，用所长乎？

　　若乃择将吏，脩纪律，训齐师徒；耀德以佐威，能迩以示遐；禁侵暴以彰吾信， 抑攻取以昭吾仁；彼求和则善之而勿与盟，彼为寇则备之而不报复。此当今所易也。 贱力贵智，好生恶杀；轻利重人，忍小全大；安其居而动，俟其时后行。脩封疆， 守要害，蹊堑隧，列屯营，谨禁防，明斥候，务农足食，非万全不谋，非百克不斗； 寇小至则遏其入，寇大至则邀其归，据险以乘之，多方以误之，使其勇无所加，众 无所用，掠则靡获，攻则不能，进有腹背支敌之虞，退有首尾不相救之患。是谓乘 其弊，不战而屈人兵。此中国之长也。我之所长，戎狄之短也；我之所易，戎狄之 难也。以长制短，则用力寡而见功多；以易敌难，则财不匮而事速成。舍此不务而 反为所乘，斯谓倒持戈矛，以鐏授寇者也。今皆务之矣，尚且守封未固，寇戎未惩 者何邪？病在谋无定用，众无适从；任者不必才，才者不必任；闻不必实，实不必 闻；所信不必诚，所诚不必信；行不必当，当不必行。

　　又有六失焉。夫兵有攻讨，有镇守。权以纾难，暂以应机，事有便宜，谋有奇 诡，不恤常制，不徇众情，死生进退，唯将所命，攻讨之兵也。人情者，利焉则劝， 习焉则安，保亲戚而后乐生，顾家业而后忘死，可以治术驭，不可以法制驱，镇守 之兵也。王者欲备封疆，御戎狄，则选镇守之兵以置之。古之善选置者，必辨其土 宜，察其技能，知其好恶。用其力，不违其性；齐其俗，不易其宜；引其善，不责 其所不能；禁其非，不处其所不欲。类其部伍，安其家室，然后能使之乐其居，定 其志。以惠则感而不骄，以威则肃而不怨。靡督课而自用，驰禁防而不携。故守则 固，战则强。其术无它，便于人而已。今远调屯士，以戍边陲，邀所不能，强所不 欲，广其数不考于用，责其力不察其情，斯可为羽卫之仪，而无益备御之实也。何 者？穷边之地，千里萧条，寒风裂肤，豺狼为邻，昼则荷戈以耕，夜则倚烽以觇， 有剽害之虑，无休暇之娱，非生其域、习其风，幼而视焉，长而安焉，则不能宁居 而狎其敌也。关东百物阜殷，士忲温饱，比诸边隅，不翅天地。闻绝塞荒陬，则辛 酸动容；聆强蕃劲虏，则慑骇褫情。又使去亲族，舍园庐，甘所辛酸，抗所慑骇， 将冀为用，不亦疏乎？又有休代之期，无统制之善，资奉姑息，譬如骄子，进不邀 以成功，退不处以严宪，屈指计归，张颐待饲，师一挫伤，则乘其危桡，布路东溃。 平居殚资储以奉浮冗，临难弃城镇以摇疆场。其弊岂特无益哉？谪徙之人，本以增 户实边，立功自赎。既无良之人，而思乱幸灾又甚于戍卒，适有防卫之烦，而无立 功之益。虽前代行之，固非可遵者也。帅臣身不临边，而以偏师戍守。大抵士之犀 锐，悉选以自奉，委疲羸者以守要冲，寇至而不支，则劫执芟蹂，恣所欲得，比都 府闻之，虏已旋返。治兵若此，斯可谓措置乖方。一失也。

　　赏以存劝，罚以示惩，以懋有庸，以威不恪。故赏罚之于驭众，譬輗軏所以行 车，衔勒所以服马也。今将之号令不能行之军，国之典刑不能施之将，上下遵养， 以苟岁时。欲褒一有功，虑无功者怨，嫌疑而不赏；欲责一有罪，畏同恶者竦，隐 忍而不诛。故忘身效节者抵噪于众，偾军缓救者畜奸不畏，褒贬称毁，纷然相乱。 公者直己不求诸人，则罹困厄；奸者行私苟媚于众，则取优崇。此义士勇夫所以痛 心解体也。又如遇敌而守不固，陈谋而功不成。责将帅，将帅曰资粮不足；责有司， 有司曰须给无乏；更相为解，而朝廷含糊，未尝究诘。故抱直者吞声，罔上者不惭。 驭众若此，可谓课责亏度。二失也。

　　以课责之亏，措置之乖，将不得竭其才，卒不得尽其力，屯集虽众，无施战阵， 虏常横行，以谓境无人焉。吏习其常，惟曰兵少不敌，朝廷莫之省，则又调发益师， 无裨于备御，而有弊于供亿。闾井日耗，敛求日繁，倾家析产，榷盐税酒，无虑所 入半以事边。制用若此，可谓财匮于兵众矣。三失也。

　　今四夷最强盛者，莫如吐蕃。举吐蕃众，未当中国十数大郡，而内虞外备与中 国不殊，所以能寇边者无几。又器不犀利，甲不精完，材不趋敏。动则中国慹其众 不敢抗，静则惮其强不敢侵，何哉？良以我之节制多，而彼之统帅一也。且节制多， 则人心不一；人心不一，则号令不行；号令不行，则进退难必；进退难必，则疾徐 失宜；疾徐失宜，则机会不及；机会不及，则气势自衰。斯乃勇废为尪，众失为弱。 开元、天宝时，制西北二蕃，则朔方、河西、陇右三节度而已，尚虑权分，或诏兼 领之。中兴未遑外讨，则侨四镇隶安定，以陇右附扶风，所当二蕃，则朔方、泾原、 陇右、河东四节度而已，以关东戍卒属之。虽任未得人，而措置之法存焉。自贼泚 乱以诱泾原，怀光反以污朔方，则分朔方为三节度，其镇军且四十，皆特诏任之， 各有中人监军，咸得相抗。既无军法临下，莫能禀属，边书告急，方使关白用兵， 是谓从容拯溺，揖让救焚矣。兵以气若势为用者也，气聚则盛，散则消；势合则威， 析则弱。今之边戍，势弱气消。建军若此，可谓力分于将多矣。四失也。

　　治戎之要，在均齐而已。故军法无贵贱之差、多少之异，所以同其志、尽其力 也。被边长镇之兵，皆百战伤夷，角所能则习，度所处则危，考服役则劳，察临敌 则勇，然衣禀止于当身，又为家室所分，居常冻馁。而关东戍士，岁月更代，怯于 应敌，懈于服劳，然衣禀优厚，继以茶药，资以蔬酱。丰寡相县，势则远甚。又有 以边军诡为奏请遥隶神策者，禀赐之饶，有三倍之益。此士类所以忿恨，经费所以 褊匮。夫事业未异，给养顿殊，人情所不甘也。不为戎首，已可嘉者，况使协力同 心，以攘寇难，臣知有所不能焉。养士若此，可谓怨生于不均矣。五失也。

　　凡任将帅，必先考察行能，然后指所授之方、所委之要，令自揣可否，以见要 领。须某甲兵，藉某参属，用若干步骑，计若干资粮，何所列屯，何时成功，观其 言，校其实。若曰不足取，当艰之于初，不宜诒悔于后也；若曰可任，则当要之于 终，不宜掣肘于内也。故疑者不使，使者不疑。劳神于拔选，端拱于委任，然后核 否臧，信赏罚，受赏者不为滥，当罚者不敢辞，付授专则苟且之心息矣。是以古之 遣将者，君推毂而命之，又赐鈇钺，故军容不入国，国容不入军，机宜不以远决， 号令不以两从。今陛下命帅，先求易制者，多其部使力分，轻其任使心弱。由是分 阃责成之义废，死绥任咎之志衰。一则听命，二则听命，止取承顺可矣，若有意乎 靖难则不可。两疆相接，两军相持，事机所急，罅不留息，况千里之远，九重之深， 陈述之难明，听览之不专，欲事无遗策，虽圣亦有所不能焉。守戍者以寡不敢抗， 分镇者以无诏不敢救，逗留之顷，寇已奔逼。牧马屯牛，鞠椎剽矣；啬夫樵妇，罄 俘囚矣。假令诏至发兵，更相顾望，莫敢遮碍，败者减百为一，获者衍百为千。帅 守以总制在朝，不恤于罪；陛下以权出己，不究厥情。用帅若此，可谓机失于遥制 矣。六失也。

　　臣愚谓宜罢四方之防秋者，以其数析而三之：其一，责本道节度，募壮士愿屯 边者徙焉；其一，则第以本道衣禀，责关内、河东募用蕃、夏子弟愿傅军者给焉； 其一，以所输资粮给应募者，以安其业。诏度支市牛，召工就诸屯缮完器具。至者 家给牛一，耕耨水火之器毕具，一岁给二口粮，赐种子，劝之播莳。须一年，则使 自给，有余粟者，县官倍价以售。既息调发之烦，又无幸免之弊，出则人自为战， 处则家自为耕。与夫暂屯遽罢，岂同日论哉！然后建文武大臣一人为陇右元帅，自 泾、陇、凤翔薄长武城，尽山南西道，凡节度府之兵皆属焉。又诏一人为朔方元帅， 由鄜坊、邠宁揵灵夏，凡节度府之兵属焉。又诏一人为河东元帅，举河东，极振武， 节度府之兵属焉。各以临边要州为治所，所部州若府，遴柬良吏为刺史，外奉军兴， 内课农桑，慎守中国所长，谨行当今所易，则八利可致，六失可去矣。

　　帝爱重其言，不从也。

　　班宏判度支，卒官，贽荐李巽，帝漫许之，而自用裴延龄。贽言：“延龄僻戾 躁妄，不可用。”不听。俄而延龄奸佞得君，天下仇恶，无敢言。贽上书苦谏，帝 不怿，竟以太子宾客罢。贽本畏慎，未尝通宾客。延龄揣帝意薄，谗短百绪，帝遂 发怒，欲诛贽，赖阳城等交章论辨，乃贬忠州别驾。后稍思之，会薛延为刺史，谕 旨慰劳。韦皋数上表请贽代领剑南，帝犹衔之，不肯与。顺宗立，召还。诏未至， 卒，年五十二。赠兵部尚书，谥曰宣。

　　始，贽入翰林，年尚少，以材幸，天子常以辈行呼而不名。在奉天，朝夕进见， 然小心精洁，未尝有过，由是帝亲倚，至解衣衣之，同类莫敢望。虽外有宰相主大 议，而贽常居中参裁可否，时号“内相”。尝为帝言：“今盗遍天下，宜痛自咎悔， 以感人心。昔成汤罪己以兴，楚昭王出奔，以一言善复国。陛下诚不吝改过，以言 谢天下，使臣持笔亡所忌，庶叛者革心。”帝从之。故奉天所下制书，虽武人悍卒 无不感动流涕。后李抱真入朝，为帝言：“陛下在奉天、山南时，赦令至山东，士 卒闻者皆感泣思奋。臣是时知贼不足平。”议者谓兴元戡难功，虽爪牙宣力，盖贽 有助焉。狩山南也，道险涩，与从官相失，夜召贽不得，帝惊且泣，诏军中得贽者 赏千金。久之，上谒，帝喜见颜间，自太子以下皆贺。及辅政，不敢自顾重，事有 可否必言之，所言皆剀拂帝短，恳到深切。或规其太过者，对曰：“吾上不负天子， 下不负所学，皇它恤乎？”既放荒远，常阖户，人不识其面。又避谤不著书，地苦 瘴疠，只为《今古集验方》五十篇示乡人云。

　　赞曰：德宗之不亡，顾不幸哉！在危难时听贽谋，及已平，追仇尽言，怫然以 谗幸逐，犹弃梗。至延龄辈，则宠任磐桓，不移如山，昏佞之相济也。世言贽白罢 翰林，以为与吴通玄兄弟争宠，窦参之死，贽漏其言，非也。夫君子小人不两进， 邪谄得君则正士危，何可訾耶？观贽论谏数十百篇，讥陈时病，皆本仁义，可为后 世法，炳炳如丹，帝所用才十一。唐祚不竞，惜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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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书 列传卷八十二译文

陆贽字敬舆，苏州嘉兴人。十八岁考中进士，又在吏部考中博学宏辞科，调任郑县尉，后被免职回乡。寿州刺史张镒名望很高，陆贽去参见，交谈了三天，张镒认为他是奇才，请与他结为忘年交。告辞时，…展开

　　陆贽字敬舆，苏州嘉兴人。十八岁考中进士，又在吏部考中博学宏辞科，调任郑县尉，后被免职回乡。寿州刺史张镒名望很高，陆贽去参见，交谈了三天，张镒认为他是奇才，请与他结为忘年交。

　　告辞时，张镒赠钱百万，说“：请作为母亲大人一日的费用。”陆贽不肯接，只收了一串茶叶，说：“斗胆不收您赠送的厚礼。”他凭文牍判词写得出类拔萃，补任渭南县尉。

　　德宗登皇位后，派黜陟使庾何等十一人巡视天下。陆贽游说使者，请求用“五术”察看风俗民情，“八计”考察地方官政绩，“三科”选拔才智出众的人才，“四赋”管理财政“，六德”安定疲困的人，“五要”精减官员。“五术”是：听民谣考查民间哀乐；接纳商人观察他们的好恶；审察官署文卷来考查判别民间诉讼当与不当；看座车服饰来衡量他们的俭朴、奢侈；省察从事的业务、工作来考察其所取舍。“八计”是：看户口的增减来考查抚养爱护；看开垦土地的增减来察看农业和商业的比重；看徭役赋税的轻重来考查是廉洁奉公或是侵害百姓；看案卷繁简来考查听讼断狱的才能；看监狱关押囚犯的多少来考查断案的快慢；看有没有恶人强盗考查防范的松紧；看推选贤才的多少来考查风俗教化；看学校的兴办或废弛来考查教诲开导。“三科”是：茂材异等科；贤良方正科；干练有才科。

　　“四赋”是：查看庄稼的好坏来定税；估量土地财产的多少来征税；统计壮丁的数量来计算赋庸；测算商业来协调税利。

　　“六德”是：尊敬老人；慈爱幼童；医治病人；抚养孤儿；赈济贫穷；安排就业。“五要”是：裁减吃闲饭的士兵；免除枉害百姓的法规；精简闲散官吏；去掉没有用的器物；停止不紧急的事务。当世的人都对他的主张称好。朝廷提升他为监察御史。

　　德宗皇帝当太子时，已经知道陆贽的名声，召他到朝廷任命为翰林学士。

　　正逢马燧在河北征讨叛军，长期不能取胜，请求增援；李希烈又侵犯襄城。德宗皇帝下诏书询问用什么策略应敌，陆贽说：为征服远敌而劳苦，不如修治近处的防务，用各种策略挽救失败，不如改变德行。现在幽、燕、恒、魏等州的形势和缓，为害较轻，汝、洛、荥、汴等地形势危急，为害严重。田悦失败之后，再也没有长远的图谋，王武俊有勇无谋，朱滔多疑寡断，他们互相牵制，形势危急就联合一致，形势缓和就分裂仇杀，不可能有特别意外的祸患，这就是我所说的形势和缓。

　　李希烈攻伐果断，屠杀残忍，占据富饶的蔡、许等州，又加上在邓州、襄城抢掠的财物，向东进犯就会截断我方的粮草运输通道，向北攻打就震动京都，这就是我说的形势危急。代、朔、..、灵等州自昔日来的精锐骑兵，上党、盟津等地当今选练的精锐部队，全部部署在华山以东，将领虽多但军事力量分散，兵虽多但财力又告枯竭，而屯田的部队失误在于轮换频繁。李勉是文官却担当指挥汴州军家必争之地的作战重任；哥舒曜的部队是乌合之众，却抵挡襄城锐气正盛的叛军。

　　打仗本不是他们平素所熟悉的事，因而畏缩不前，守御失误在战斗力不足。现在如果调回李凡艹的河阳部队来救援东都洛阳，李怀光解救襄城的围困，专门用太原、泽、潞等州的部队抵抗华山以东的叛军，那么，梁州、宋州就安全了。

　　又说：立国的权谋，在于明察轻重缓急，根大而枝小，所以能稳固。所以治理国家，就像人体的躯干驱动臂膀，臂膀挥动手指一样，大小适当又不互相矛盾。京城周围地区是天下的根基，京城又是京城周围地区的根基，那形势就如同京都是躯干，京都周围地区是臂膀，而天下是手指一样，这就是天子最好的权谋。所以前朝转运天下的租税，迁移郡县的豪杰，用来充实京都。太宗皇帝设置八百所府兵，而关中就有五百所，全国比不上关中，那是取占据重而驾驭轻的意思。现在天下安定很久了，武备渐弱，所以安禄山乘着地方势力强盛的机会，一叛乱就攻陷了东都洛阳和京都长安。但各牧场还有马匹，各州县还有粮草，肃宗才能中兴。肃宗乾元年以后，外部的忧患接连发生，全部军队往东征讨叛乱，所以吐蕃乘虚进犯关中，但先帝无力抵抗，这是失去了驾驭轻的权谋了。从陕州回朝后，吸取以前离京避难的教训，逐渐增加了京都的警卫部队，所以关中有朔方、泾原、陇右的部队用来抵抗西边各族来犯，河东地区有太原的部队防备北方的敌寇。现在，朔方、太原的部队已驻扎在华山以东，而神策军的六支部队全部镇守在函谷关外，将领不能抵挡敌军，就请求增兵，陛下为此撤掉边防部队，抽空禁卫军。竭尽宫内的马匹，武器库内的武器，命令将领家的子弟增加部队，征收私人饲养的马匹来增加骑兵。再报财经匮乏，陛下又为他们征收户口税，向商人借贷，设立各种专利专卖科目，一天比一天厉害。万一有像朱滔、李希烈一类的人倚恃边防堡垒强固，偷袭京都地区，靠什么来防备呢？

　　关中是帝王基业的根本，关中的豪杰，与名籍在军营一样；关中的车辆、马匹，与放在马厩和牧场中一样；关中的财产物资，与储藏在国家钱库中一样。一旦急需，就能取用。敬望陛下听取我的计谋，命令李凡艹的河阳部队回军援救洛阳，李怀光救援襄城，李希烈一定退逃。

　　请把神策军和将家子弟受命东征的追回来，凡是京都的房屋税、专利专卖项目、酒税、官府抽取的每贯一百文的汇兑费、向商人借贷、点卯的命令，一切都停止执行，这就是正本、治乱的方法。

　　德宗皇帝不采纳，后来泾州的部队很快叛变，陆贽的话都应验了。

　　陆贽随德宗皇帝逃亡到奉天县，机要事务的汇总、远近的调度征发、臣子的奏章、皇帝对下的命令，每天写数百道诏书，陆贽动笔之初好像不假思索，等到写成，全都叙事详尽、情理周全、推理分析深思熟虑，人人都能懂。别的官员写不赢，其他的学士搁着笔不会写，陆贽却游刃有余。

　　当初，德宗皇帝遭逢仓促的变乱，经常自责，陆贽说：“陛下承担错误，做自我批评，这是尧舜的用心，但招致叛贼作乱的是臣子们的罪责。”陆贽的言外之意是指责卢杞等人。德宗皇帝袒护卢杞，于是说：“你不忍心把错误推到我的身上，才说这样的话，但是自古以来，兴衰是由天命决定的吧？现在的恶运，恐怕是人力改变不了的。”陆贽退朝后又上书说：自从安史之乱，朝廷仍按前朝的法律容让供养方镇，而各方镇自己割据土地，不曾来朝见陛下。陛下统领天下，才任命将帅调度军队，征讨四方。一人当兵打仗，需十家出钱供给，家里的人被转运给养拖累得疲敝不堪，当兵的人被战争害得痛苦难言，出征的和家里的人都骚动不安，乡里不得安宁。征集士兵，日益众多，军需给养，日益增多，平常的赋税不够用，于是议定限期催逼、增加赋税；增加的赋税用尽后，又另加临时摊派，另加的摊派款又不够用，因此设立专利征税科目，实行按率向商人借贷。防范的法令愈益繁多，官吏越发不能承担使命，在胥吏沿门呼喝催逼下农桑荒废，百姓血汗被刑具榨干，亿万百姓嗷嗷哀哭，因此郡县不安宁了。边疆的守卫部队保卫国土，宫城的警卫部队巡逻警戒，应付非常事变，这是保卫国家的大堤。

　　但陛下命令他们全部在东部征讨叛贼，边防守备空虚，又搜求私人牧场的马匹，责令将领家出士兵出战马。私人牧场都是国家元勋和皇亲显贵的，将领家庭，都是军事统帅和边疆大吏的后代。他们免除徭役是老制度了，现在夺取他们养的马匹，令他们的子弟服兵役，为供给钱粮衣甲去借债，为备办战马卖光家产。大臣显贵，谁还不与朝廷离心解体？现在还要征收王侯家的房屋税、征收小商贩的缗钱，显贵不被优待，亲近的没有特别待遇，大家情绪躁动，因而关中和京城周围不得安宁了。

　　陛下又说各种制度废弛，就以坚持道义作为遍施恩惠，滥用法律来促成安定，决断失之于太快，辨察则受损于太严。决断太快对人很少宽恕，因此是非不清不容分辨；辨察太精则对事物多猜疑，猜测估计的又未必正确。少宽恕就使臣子害怕招祸，所以反复无常的裂痕就产生了。多猜忌就使臣子防避猜疑，所以得过且过的毛病就产生。因此叛乱相继爆发，愤恨和诽谤一齐发作，危及国家的灾祸，只皇帝一个人不知道。凶悍的士兵大张声势地集团行动，在白天侵犯宫城，前后宫门没有坚固的防卫，皇宫也没有巡逻盘查的士兵。陛下虽说有辅佐的大臣，亲信的侍卫，但遇见危难不能为皇帝尽忠，碰到祸患不能为皇上死节，这是臣子的罪过。

　　陛下刚才把国家兴衰推给天命，也错了。《书经》说：“上天看到的，就是我的百姓看到的，上天听到的，就是我的百姓听到的。”那上天的视听，都依顺着百姓，不是人世事务之外还有天命存在。

　　商纣王推托说“：我的生死不是上天决定的吗？”这是把人力能决定的事，推给上天的旨意，必然不能治理国家。《易经》上说“：自有上天的佑助。”孔子依据这话阐释说“：佑就是辅助，上天辅助顺应民心的人，百姓辅助讲信用的人，想着顺应民心而讲信用，所以上天辅助他。”《易经》论述天命和人事之间的关系时，一定先讲实行德政，凶吉是实行的结果。这意思是说天命决定于人的努力，就明明白白了。人世间太平安定而上天降给祸乱的，还没有这样的事；人自己制造祸乱，上天降给幸福的事，也从未有过。恐怕您还有可怀疑的地方，请让我用最近的事例证明。

　　自从近年战乱发生，人力财力全消耗尽，人心惊疑像风中波涛一样汹涌不宁，聚集在一起分析议论，说一定有变乱发生。京都的百姓本不是都懂得占卜的法术和天命的。那招致兵灾的原因，哪是命运应该这样呢？国家太平有的发生了动乱，天下动乱有的求得太平，又有的无祸而亡国，或者多难却兴邦。国家太平有的发生动乱，原因是依仗太平而不实行德政；天下动乱有的求得太平，原因是遭逢动乱而励精图治。没有灾祸而失去天下，是因为忽视国家的日常政务的重要，忘掉应警惕戒惧；多难兴邦，是因为经历了众多世事的艰难，知道警戒自己。现在国家发生动乱失去控制的现实是不可挽回了，那谋求太平复兴国家的事业，在于严格要求并激励自身，谨慎地治理国家。面对导致危难的关键，求得道义的支持，就能复兴，失去道义的支持就会衰败，那中间不容再有反复，惟有深思熟虑。不固执己见而听取大家的见解，违背私人欲望来遵守道义，远离奸恶的小人，亲近忠诚正直的臣子，用至诚待人，去掉猜疑欺诈，这道理很容易懂，很容易实行，不劳神、不费力，只是在心里约束自己罢了，如果能这样哪里还忧虑什么乱臣贼子？还怕什么险恶的命运？

　　还担心什么国家不太平呢？

　　德宗皇帝又向陆贽询问切合现实的谋略，陆贽劝皇帝说：“群臣朝见的时候，让他们尽量讲政事的得失。如果提出有关军务的对策，可以打破常规接见，听取不倦。兼容天下人的智慧，成为自己的才智。”德宗皇帝说“：我对臣子哪里是不用诚心相待呢？然而送给我的奏章，只是批评别人的错误，好像不是忠诚正直的人。以前说君臣一体，所以信任不疑，以致奸恶的人借以炫耀威福。现在产生的祸乱，就是真诚相待的弊端。进谏的人又不保密，总是把责任推到我身上，以此博取好名声。我继承皇位以来，看到向我提出的很多政见，大多是相同的不实传言，加以质询就无话可说，所以近来不召臣子询问政事，怎么能说是厌倦了呢？”陆贽因此竭力劝谏说：从前有因噎废食的人，又有怕淹水自己沉到水底的人，他们防备灾祸的做法，不是太错了吗？希望陛下以这为鉴戒，不要因小的担忧而妨害常理正道。

　　我听说百姓帮助国家，原因在于皇帝守信用，守信用的根本在于真诚待人，一不真诚，心就难以知晓；一不守信用，诺言就不能实行。所以圣人注重待人真诚和守信用。经书的注释说“：待人真诚和守信用贯穿‘物’的始终，否则没有‘物’。”

　　这“物”就是功业建树，说的是不讲真诚和信用就无所建树。一般老百姓不讲真诚和信用还不能成大事，何况皇帝要依靠讲究真诚和守信用来巩固自己的皇位，而能对人不讲究真诚和守信用吗？

　　陛下说对人真诚和守信用能招祸，我私自认为不对。孔子说“：可以同他谈话的人不谈，是丧失人心。不可以同他谈话的人而同他谈，是说错了话。聪明的人不失人心，也不说错话。”陛下可以审察他的言论，但不能不信任，可以谨慎地交往，但不能不真诚待人。所谓百姓，最愚昧但又最神圣。敦厚之辈，表面上看有的迷糊，有的浅陋，这像是愚昧。但皇帝的对或错他们没有不明白的，喜好厌恶没有不知道的，秘密没有不传开的，做的事没有不仿效的。用谋略驾驭，他们就会欺诈；表露出疑心，他们就会得过且过。不按照礼节接待，那他们就不屑于为仁义而死；不用真情抚慰，那他们就轻视为皇帝效忠。皇帝怎么做，臣民就跟着怎么做，皇帝施恩惠，臣民就报答他。

　　这就像影随形体、回声应响一样。所以说“：只要国家用至诚相待，就能为他献出生命。”不求全省察自己而求全责备别人，不在前对人真诚，却希望后随者一片至诚，就一定会欺诈和不讲信用。现在方镇不忠于国家，陛下发动军队征讨他；臣子欺骗皇上，陛下下令杀死他。有关官吏听从命令而不敢赦免，是拿陛下拥有的权力来责求他们不应有的行为。所以真诚、信用一刻也不能丢掉。希望陛下千万信守，努力实行，担心不是陛下后悔的理由。

　　《传》中说“：人谁没有错呢？错了能够改正，没有比这更好的了。”仲虺歌颂成汤的品德说“：改正错误不吝啬。”吉甫赞美周宣王的功绩说：“天子有错误，仲山甫帮他改正。”成汤是圣明的国君，仲虺是圣明的辅臣，圣明的臣子辅佐圣明的国君，不说他没有错误，而说他改正错误；周宣王是中兴周朝的贤王，吉甫是文武双全的贤臣，吉甫歌颂他的君王，不赞美他没有过失，而赞美他补救错失。那圣贤的心愿，把改正错误看成是可贵的，已很明显。错误缺点，最聪明的上等人和最愚昧的下等人都难免，只有聪明的人能改过从善、愚昧的人以改过为耻而走向邪恶。自古以来，其间有的臣子崇尚阿谀奉承，有的国君自封圣明，遏止大仁德，实行小伎俩，才有进朝廷就亲近、出朝廷就诡辩不实的臣子。奸恶由此产生，善美因此阻断，天子的头脑因此昏乱，直言谏诤的臣子因此获罪，献媚讨好的伎俩盛行，危害很大。太宗皇帝有文武仁义的美德，治国达到太平盛世的功劳，可说是威极一时，可是人民到现在仍以他听从劝谏、善于改过作为首要称颂的美德。由此可知听从劝谏、知错就改是帝王的大功业。陛下说谏官议论国政，把好事归于自己，把错误推给皇帝，实在不是美事，但对于大德并没有亏损。

　　听取劝谏而不避忌，传扬开来，正好增添美誉；拒绝、避忌劝谏，又怎么能禁止它不传播呢？不应该用这做借口阻塞进谏的途径。

　　圣人不忽视细微的事，不欺侮鳏夫寡妇。大话不能实现的不要采用，实话合乎道理的莫要拒绝；顺心意的话不必都肯定，不顺心意的话不必都否定；与大家不同的意见不一定对，与大家相同的意见不一定错；言辞笨拙而见效慢的意见不一定愚蠢，甜言蜜语过分重利的主张不一定聪明；用社会实际考察，只要是好的就保留，就可以获取全国的民心。

　　人的情感容易被偏信蒙蔽，被猜疑阻隔，忽视看不起的事务，偏爱欲求的事物。

　　偏信，听取意见就会不顾实际，所以有失去分寸的话；疑心太大，就会即使是实话也不愿听，所以接受失实之辞。轻视某人就可能遗漏应该重视的事情，追求某事就可能容纳应该抛弃的人。如果放纵私欲，不考察实际，这就失去天下的民心了。所以常情所轻视的，圣人所重视的，不一定就羡慕高深、偏爱奇异。

　　陛下又认为相同又没有根据的话，加以询问就哑口无言了。我认为，陛下虽然问得他没话说，没有问明他的道理，能使他口服不一定让他心服。况且臣子的心意没有不希望表达给皇帝的，皇帝的心愿没有不想让臣民了解的，但是臣民经常因下情难于向皇帝表达而苦闷，皇帝也经常为自己的意愿难被臣民理解而苦恼。为什么这样呢？这是因为九种弊病还没有去掉。我所说的九种弊病，皇上有六种，臣子有三种：喜欢超过他人；耻于听到批评；显示能言善辩；炫耀才智；强化威严；刚愎自用，这是皇上的毛病；献媚奉承；瞻前顾后；胆小怕事，这是臣子的毛病。好胜又以听批评为耻，一定爱听花言巧语，避忌直话、实话；献媚者得以进言，忠诚真实的话就听不到了。卖弄巧辩又炫耀才智，必定凭言辞来折服人，料定别人说假话，那么持观望态度的人就考虑自己的利益不说话，切磋的好处就不可尽得。强化威严而刚愎自用，一定不能平易近人和承担错误，那么胆小懦弱的人来了，合乎情理的话就不会陈述了。连尧舜也担忧难于深刻地了解一个人，怎么能凭一问一答就断定全部了解了他的才能呢？如果想治理国家，但不努力争取人心，那么国家根本不会太平；努力争取人心，但不尽力接近臣民，那人心根本就争取不到；努力接近臣民，但分不清君子小人，那臣民根本就接近不了；努力分清了君子小人，但厌恶正直的人，偏爱阿谀奉承的人，那君子小人就根本分不清了。求一团和气，讨皇帝喜欢，有的人从中得到极大利益；冒着灾祸触犯皇帝的尊严提意见，有的人因此遭到大祸害。当皇帝的人为求言用重利诱导，还怕忠诚正直的话听不到，何况疏远、阻拦和猜忌呢？

　　这时，叛贼没有消灭，德宗皇帝想第二年就改换年号，而掌握律历的官员坚持说国家适逢厄运，应该改变年号，表示国家新的开端。德宗皇帝于是商议改加堂皇名号。陆贽说“：现在皇上远离京城避难，叛乱的罪魁祸首还没有消灭，这是人心决定向背，天意决定去留的时候，陛下应该深刻地反省自己，振奋民心，不应该替自己增添美好的名号来牵累您谦虚的品德。”德宗皇帝说：“您的话本来好，但应当稍有变革，请您为我谋划这件事。”陆贽说：“古代帝王，品德符合上天的名号是‘皇’，符合大地的名号是‘帝’，符合于人民的名号是‘王’，以天为父亲，大地做母亲，来养育人民，创造财富、都能适宜的人的名号是‘天子’。这都是很大的名号了。夏、商、周这三代以前，颂扬君主的美德，不敢超越以上名号。到秦朝才兼称‘皇帝’。流毒影响到后世昏庸的国君，才有‘圣刘’、‘天元’的名号。

　　所以帝王权衡轻重的，不是名号，而是看品德如何。如果认为逢艰难应该有变革，不如承认错误，降低名号，以此敬奉上天的禁戒。况且改革旧政，矫正失误，是最明智的；去掉浮名虚荣，是最聪明的。怎能宁可加多余的名号来遭受实际的灾祸呢？”德宗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

　　恰逢改年号为兴元元年的赦令刚写完，德宗把草稿交给陆贽，让他商议周详。陆贽了解皇上实行仁政不坚定，遭难就想天下太平，天下太平了就放纵，想激发和增强他的信念，就建议说：“经历突发危难的人，不能按常规办事；解决紧急的纷乱，不能用普通的命令使他明白。

　　陛下用了全部军队和武器，耗尽了财富，京师发生叛乱，叛贼占据皇宫。现在已有四个凶恶的伪王、两个伪帝，其他怀着野心持观望态度的人还数不清，但想解除这些祸患，收服人心，只有靠赦免的命令了。但用言词感动人心，被感动的少，言词又不符合他们的心意，谁还肯归附朝廷？所以心不至诚就不能感化别人，‘害’不发展到极点‘利’就不会来。悔过不能不深刻，承认错误不能不全面，招揽人才不能不广泛，施恩惠不能不大，让天下的人听了，觉得大为一变，人人都感到自己得到了所希望的东西，哪还有人不心服呢？那些需要改革的法令条规，我已另外封着送给您了。我听说承认错误不难，改正错误难；说好话不难，做好事难。《易经》说：‘圣人感化了人心，天下就和睦太平。’感化是从心里产生的，并且表现在所做的事上，所做的事有的不能让人理解，所以用语言来表达，言语必须顾及谋虑，谋虑必须符合现实，这三者相合，才能求得感化人心。只有陛下先确定标准，以便措词行文。估计能实行的措施就公布，做不到的就删掉，不要随便许诺，后来又反悔。”德宗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

　　当初，德宗皇帝离京流亡，皇宫仓库里财物都丢掉了，卫兵没有冬衣。到这时，各地献给朝廷的给养、贡品渐渐运来了。德宗皇帝竟在行宫两旁的廊屋设置琼林、大盈两个御库，另行收藏贡品。陆贽劝谏他，认为：“琼林、大盈这类御库古代没有典籍记载。老臣都说：开元年间，显贵的臣子弄巧求宠，建议郡县的赋税，应当交给有关部门安排常用，那些贡品，全部归天子私有。使天子放纵欲望，最终还是送给了叛贼。现在军旅正疲苦，伤病员呻吟声不绝，竟把珍宝贡品私藏在另外的仓库，恐怕众臣民失望，请陛下全部拿出来赏赐有功的人。命令以后收取的贡品，一定送归有关部门，先用来赏赐军中有功的兵将，并不得进献珍奇和华贵的丝帛。这就是散发小储藏成就大辅佐，放弃珠宝稳固帝位。”德宗皇帝醒悟，立即撤销了那两个御库。

　　李怀光有反叛的意图，想激起他的部下叛乱，就写信给德宗皇帝说：“我的部队军饷少，与神策军不是一样，难以作战。”李晟秘密报告德宗皇帝说李怀光要反叛，因而请求移动军营。德宗皇帝派陆贽见李怀光商议军务。陆贽回来报告说“：李怀光不追击败逃的叛军，军队长期不作战，众将帅想进兵，他就阻止他们进军的图谋。这情形必定反叛，应该用计谋制止。”因而劝说德宗皇帝批准李晟移动军营。当初，陆贽与怀光谈到李晟，怀光狂妄地夸耀说：“我用不着借助李晟！”陆贽顺口奉承他威武雄壮，让他不能反叛。到这时，陆贽请朝廷下诏令顺着怀光的心意，暂且使他没有借口把错误推给朝廷。又建议：“派李建徽、阳惠元与李晟一起合兵驻扎在东渭桥，推说李晟兵少不能抵挡叛贼的攻击，让他与李怀光形成掎角之势。怀光即使不想放行，也将没有理由和办法来阻止移营。”

　　德宗皇帝犹豫说：“李晟的军队移防，怀光本来就不高兴，如果又派李建徽等人一起向东移动，那将成为他反叛的借口，还是稍等些时候。”李晟迁营后不到十天，李怀光果然吞并了两个节度使的兵马，李建徽挺身搏斗而逃脱，阳惠元被杀死，行宫震惊，于是德宗皇帝又流亡到梁州。

　　路上有人给德宗皇帝献瓜果，德宗皇帝嘉奖他们的好心，想封他们为试官，陆贽说“：爵位，是国家的名位，不可轻易封给人。”德宗皇帝说：“试官是个虚名，况且已经与宰相商量决定了，您不要不满意。”陆贽禀告说：“奖赏讲信用，惩罚坚决执行，是成就帝王事业的条件。随意封爵，滥用刑罚，是国家混乱衰弱的开端；不立功而获得爵位就会使爵位轻贱，没罪而任意用刑就亵渎刑律。天宝末年，被宠爱的人有倾国的姿色，因感情好就授予爵位，因被宠爱就给予重赏，法纪才败坏了。安禄山乘机反叛，为祸国家。

　　当财物赋税不够供赏赐，于是职官的封赏便兴起了，职官的数额不够封赏有功的人，接着散官、试官的名号实行起来了。现在可忧的是把爵位看得太轻，想办法提高它的价值还嫌不庄重，如果又自己丢弃它的价值，那将用什么奖励有功的人呢？陛下说试官是虚名，恐怕是考虑不成熟吧？建立国家，只有用礼义和权力，招引人才只有用名和利。名位接近虚无，但对于教化来说是重要的；利禄接近实惠，对于道德来说是轻微的。

　　凡是用以判断是非、制定法令制度的标准，就要考虑礼义；检验虚实、衡量轻重，就要想到权力，如果专一讲实利但不用虚名辅助，那财物就不够消耗；如果专一讲虚名但与实利不相符，那就会心情散漫而没有追求。所以赏赐财物、排列俸禄的等级以突出实利；使品位的高低不同，服饰有别，以美化虚名。当皇帝的人通达权变，看需要交替使用名利，使它们互相补充，那就掌握了治理国家的关键。

　　按照法令，有职事官、有散官、勋官、爵号。那授给职事享受俸禄的，只有职事一种官，依照才能安排职事的大小，依照功绩和品德决定名位，这就是既给予实利又包含着虚名。勋、散、爵的名号，只从服饰的差别、品位的承袭来尊崇高贵，来表彰功劳，这就是借虚名又辅以实利。

　　现在，员外、试官与勋官、散官、爵位的名号一样，用这来犒赏那些冲锋陷阵、排除祸患的人可说是很庄重了。现在献一筐瓜、一篮果，就授官位，那些舍生忘死为国家的人就会相互说‘：我们的生命竟同瓜果一样。’瓜果是草木，把人的生命看得与草木一样，怎能嘉勉人呢？陛下一定要取得农夫庶民的欢心，重赏他们就行了。”

　　不久，陆贽因功劳升为谏议大夫，仍然担任翰林学士。当时凤翔节度使李楚琳杀死了张镒，夺了他的官位，虽然多次向朝廷送贡品，但谏议官多批评他脚踩两只船，暗中窥伺机会。德宗皇帝也不能容忍他，他的使者来，都没有召见，想用浑蠨取代李楚琳。陆贽劝道“：楚琳犯罪的事过去已经很久了，议事官现在才议论纷纷，不是太晚了吗？况且在京城周围救援朝廷的部队，紧急向他们宣召告急，一刻也不能差错。商岭已是曲折遥远，骆谷又被叛军截断，能通朝廷命令的只有褒谷斜谷了，如果再阻断，各方镇持观望态度的将领，我方取胜就会跟朝廷走，敌方胜利就会投降叛贼，在这关键时刻，不容有差错或挫折。如果楚琳逞凶敢做猖狂的事，在南边阻塞交通要道，与东部的敌人联合，那就卡断了我们的咽喉，心和臂就分开了，那岂不很危险吗！现在楚琳脚踩两只船，这是上天诱导他的忠心，保障我们归路通畅，成就复国大业。”德宗皇帝放了心，召见了他的全部使者，下诏书嘉勉慰问他。

　　德宗皇帝想把皇宫内外随他一起逃难流亡的官员全部加上“定难元从功臣”

　　的封号。陆贽说：“皇宫官宦，恭敬地为皇上奔走效劳，吃了点苦是有的，有什么功劳呢？经历了点难是有的，哪谈得上平定灾难呢？现在把他们同那些拼命保卫朝廷的人同列，恐怕会冷了将士们的心，引起功勋大臣们的怨恨和愤怒。”德宗皇帝就没有那样做。

　　京城收复后，德宗皇帝想下诏书给浑蠨查访宫中逃散的宦官、女艺人，供给盘缠让他们回到皇帝行宫。陆贽劝谏说“：大难才平定，被各种徭役累得疲病交加的百姓、受重伤和残废了的士兵，都带着病，忍受着死亡的威胁，想听到皇上降恩的诏书。事情有先后，礼义有轻重，重的应该先做，轻的应该后做。昔日周武王消灭商纣王，有的事还没有下战车就做了，有的事是下了战车后做的。当前要做的事，我认为应该派大臣乘驿站的车马紧急行动，迎接安放祖宗的神位，休整京郊的祭台，举行祭天礼，陈述谢罪的心意，抚恤为国家大义而死的人，犒赏有功劳的人，重用忠心正直的人，慰问老年人，定叛变首恶的罪，宽大胁从的人，给在战乱中失去官职的人复职，恢复荒废了的事业，这些都是应该先做而不应该后做的。修葺宫室，置办服饰，玩好声色之娱，准备梳洗的宦官、宫女，这些是应该后做不能先做的。况艺人、宫女、宦官逢战乱离别的变故后，有的人被将士占为私有。古代人用摘掉冠缨的办法掩盖臣子的过失，送酒给盗马贼喝而宽恕他的盗马罪，难道他们忘记了自己喜爱的东西吗？这是他们懂得当国君的道理才这样做的。天下本来多的是舞乐伎女，为什么一定要找回失散的那帮人呢？”德宗皇帝不再下诏书，但还是派使者告诉浑蠨取出财物把她们送到行宫。

　　当初，刘从一、姜公辅才能低劣，比陆贽差得很远，只是凭一句话或一个计谋偶然合皇帝的心意，由下级小官钻营到台阁宰辅的高位。陆贽一片孤忠，被德宗皇帝左右的奸佞权臣进谗言，又加上参议朝政无所避忌，暗中失去了皇帝的欢心，长时间不能当宰相。回到京城后，只任中书舍人。母亲韦氏仍然在江东，德宗皇帝派宦官接她回京城。不久陆贽因守母丧，解除了官职，寄住在东都洛阳。各方面赠送的礼物一概不收，只有韦皋是贫贱时的故交，事先通报，说所送的礼物是皇帝命令他收的，他才收下。

　　德宗皇帝又命令宦官把陆贽父亲的灵柩从吴会护送到洛阳安葬。守丧期满，以临时主管兵部侍郎职务召回，又任翰林学士。陆贽入朝谢恩时，拜伏在地抽泣，德宗皇帝也感动地站起身来，改换容仪抚慰他。爱重礼遇更加优厚，天下的人认为他能当宰相。但窦参对他一向心怀不满，嫉妒他。陆贽也多次向皇上报告窦参的罪过。贞元七年(791)，罢免了他的翰林学士，任他为兵部侍郎知贡举。

　　第二年(792)，窦参被罢官，才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德宗皇帝当初信任杨炎、卢杞，杨、卢两人结党营私，排斥忠良，天下的人都很怨恨。贞元年以后，德宗皇帝从失败中吸取教训，虽然设立了宰相，但到任命百官，需要向他反复禀报，经询问后才能任命。到陆贽执掌朝政，才请求让台阁长官能自己推荐他们的部属，如果有不称职的，就处分推荐的人。德宗皇帝开初答应了，但有的人说各衙门被引荐的人都是引荐人的亲信党羽，引荐人接受贿赂，没有真才实学，德宗皇帝又诏令宰相，由他自己选择人才，任命百官，陆贽上奏说：“齐桓公问管仲哪些事损害霸业，管仲回答说：‘得到贤臣不给予重用，损害霸业；任用贤臣不能持久，损害霸业；开始信任后来又不信任，损害霸业；与贤臣计议国事，但一些小人说三道四，损害霸业。’所谓小人，不全是怀着奸邪不正的心肠来颠覆国家的人，而大多是气量狭小、刁钻刻薄，把能提反对意见当作出类拔萃、自命不凡的人。他们谋取小利，没有远见，讲小信用，损害国家大政方针。所谓台省长官，是仆射、尚书、丞、郎、御史大夫、御史中丞这些人。陛下选拔的宰相，多数出自他们之中，生平行事不能突然不一样。如今竟说他们不能选拔一两个属官，难道下一位宰相就能选拔天下所有的人才吗？寻求人才贵在面广，考查人才贵在严格。过去武后收揽人心，致力于选拔人才，不只准许人们推荐有才能的人，也准许毛遂自荐，这难道不容易吗？然而考核严格，提拔或罢免都快，所以当时的人称赞她有知人善任的贤明，以后的几朝皇帝都依靠这些人才资源得到好处。陛下把选拔考核人才的任务一个人担当起来，大家难以举荐，有引进的道路，没有精细务实的方法。武后因简易得到人才，陛下因为精明失去人才。现在陛下重视在各级官员中选拔宰相，在地位低微的人中选拔各台省长官，到宰相向您建议，台省长官推荐人才，就又听信谗言，放弃开始的决策，这是任命他担任重要职务又轻视他的建议，职位低的又让他办重要的事。”

　　德宗皇帝虽然赞赏他的意见，但最终还是停止下达推荐人才的诏书。

　　旧的制度规定，吏部每年考核、选拔一次官吏。乾元年以后，天下战乱不息，大致三年调选一次。官吏的考核不能进行，导致案卷繁多杂乱，假相掩盖真相，官吏借机作恶，法纪废弛，甚至有十年不被考查调迁的官员，官吏缺额有的几年不补齐。陆贽请求把京官和地方官分为三个部分，每年统计缺额，选拔人员来补足，阻止官吏作恶，国家会因此安宁。就在这期间，贾耽、卢迈、赵憬一起辅理朝政，凡是各有关官吏的禀报，三个人互相观望推诿，不肯批示。陆贽又请求按原来的旧规，每十天一人执笔，所请示的事务当即做出决定。

　　又因为西北边防每年征调河南、江淮地区的士兵，称为“防秋”。士兵平时没有训练，多次打败仗，将领统领指挥不一样，不能对敌作战，陆贽于是上奏章陈述它的弊病说：自从安禄山叛乱，肃宗皇帝才撤除边防军，用来平定国内的叛乱，借助外族军事力量，平息内地战祸，因此吐蕃乘机侵犯边境，回纥倚仗战功不敬奉朝廷，中国不能振兴有四十多年了。率领被战争伤耗的百姓，全力为吐蕃、回纥服务，向西部吐蕃缴纳丝绸，向北方回纥赔偿战争经费，还不能满足他们的贪欲。因此，在全国各地征调赋税，用来屯兵边疆，但又不能制止他们的侵犯。所以侵入边境不远就驱马巡哨，深入边境就严密戒备。

　　在当时讨论安定边境的人，都致力于难办的事，忽视了容易办的事；强行使用自己的短处，忽视了自己的长处；实行它又不明白要领，图谋攻取它又功业不就。

　　面对的情势有难易，办事情有先后。

　　我方力量大而敌人脆弱，就先攻难打之敌，这是先夺人心志；我方兵力少而敌人强大，就先打容易打败的敌人，这是盯着敌人的空隙用兵。现在财政空虚，百姓疲劳未恢复，却想征发士兵攻打侵犯边境的敌寇，收复被他们侵占的土地，攻打那坚固的城池，这样一来，前方有胜负未定的忧患，后方有给养运输中断的危险，万一失败，恰好引发了敌人的侵略野心，折损了国家的声威。用这种办法安定边境，可说是不分析形势而做难办到的事。

　　上天的赐予有区别，土地出产有差异，所以各地的风俗各不相同。强行用自己的短处去抗击敌人长处会失败，用自己的长处去袭击敌人的短处就取胜。况且追随水草居住，靠打猎为生，善于骑马奔驰冲锋、不认为失败死亡是耻辱，这是吐蕃、回纥的长处，中国的短处。想增加兵力、搜选战马，在原野上奔驰打仗硬拼，靠通常的战法定胜负，用这样的办法抵抗敌人，可说是强行用自己的短处去与敌人的长处较量，做难办到的事。强行运用自己的短处，付出了百倍的辛劳和费用，终究不能成就功业。即使坚持实现了，不失败也要废弃。这实在是超越上天给予的条件，脱离土地上的物产，违背现实状况的趋势，来违反事物所宜呀。

　　为什么不坚持容易做到的，发挥自己的长处呢？

　　如果选择文官武将，把军纪整顿好，把军队训练精良；宣扬仁德而辅以军威，亲善近邻为远邦树立榜样；禁止欺凌来显示信用，制止进攻来表明仁义；对方请求和解就友好相待但不与他会盟，对方进犯就戒备但不报复。这是现在容易做到的事。看轻武力，重视智谋，爱惜生灵，厌恶屠杀；轻视小利，尊重百姓，忍耐小忿，顾全大局；让他安居一地然后用兵，等待时机然后进攻；整顿边防，守卫战略要地，开挖壕堑，设置兵营，仔细侦查、严加防卫，从事农业生产使粮食充足，不是万全之策不采用，没有百战百胜的把握不作战；小股敌军进犯就阻挡他进入边境，敌军大规模进犯就截断他的退路，占据险要之地遏制他的攻势，用各种方法消耗敌人，让他施展勇力没有对象、军队没有用武之地，掠夺无所收获，攻城不能取胜，前进有腹背受敌的顾虑，后退有首尾不相救应的危险。这叫作趁敌人疲敝，不用作战就使敌军失败，这是中国的长处。我方的长处是吐蕃、回纥的短处；我方容易做到的是敌人难做到的。用我方之长制敌方之短，那就事半功倍。用我方有利条件制敌方的不利条件，那就财物不会缺乏，目的很快就能实现。放弃这些策略不用，反而给敌人可乘之机就等于倒拿戈矛，把矛柄送给敌人来杀自己。现在这些都做了，还是不能牢固地守卫边疆，敌人没有受到惩创，是什么原因呢？毛病在策略经常变更，军队无所适从；担任要职的人不能确保有才能，有才能的人不能确保担任要职；显达的人不一定有真实本领，有真实本领的人不一定能显达；受信任的人不一定忠诚，忠诚的人不一定受到信任；实行的措施不一定正确，正确的措施不一定会施行。

　　又有六条失误。军队有的负责进攻讨伐，有的负责镇守一方。负责解救危难，迅速随机应变，随势灵活处置，谋略奇异诡诈，不按常规行动，不顺从士兵的常情，只听从将帅的命令，这是负责进攻讨伐的军队的特点。人的性情是对他有利的，他就努力从事，习惯了就会安于其事，亲戚得以养育之后才会各安生业，眷念了家业之后就能舍生忘死，可以用人道的方法来统治，不宜用法律手段强力驱使，这是负责镇守的军队的特点。当皇帝的想守卫疆土，抵抗外敌，就设置负责镇守的军队去布防。古代善于选官设位的人，一定分析军队能适应哪些地理条件，考察他的作战技能和战斗力，了解他的好恶。使用他的力量，但不违背他的特长；让生活习俗一致，但不改变各人适合的习惯；引导他们向善，但不苛求他们做办不到的事；禁止他们的不良行为，但不布置他们做不想做的事。使部队遵守条令，使他们的家室保持安定，这样才能让他们习惯在这里生活，人心安定。

　　施用恩惠军队就会感奋又不骄横，施展威严就会整肃又不死板。这样，不用督责考核就能自动效力，放松防范也不会叛离。因此守卫就坚固，作战就坚强。

　　这没有别的诀窍，只是让边境百姓生活安定罢了。现在从远方征调屯垦的士兵用来守卫边疆，希望他做到没有能力做的事，强迫他做不愿做的事，扩充军队数量而不考核他的战斗力，要求他们尽力守边而不考虑他们的士气，这样的军队只能当作仪仗队用，而对守卫边疆、防御侵略的实战没有用处。为什么呢？边远荒凉的地方，千里萧条，寒风吹裂皮肤、豺狼成为邻居，白天要扛着武器耕作，夜晚要靠在烽火台上放哨，有遭受攻击的忧虑，没有休息闲暇的欢乐。他们不是出生在本土，习惯了当地风俗，从小看见它，长大了安于它的人，就不能安心久居并习惯面对的环境。函谷关以东各种物产丰富，这些地方的士兵习惯于温饱，比起边疆来，真是天壤之别。他们听到极寒冷荒凉的边远角落，就倍感辛酸，凄怆之情形于色；听到凶悍的敌人，就吓得掉了魂。又让他们离开亲人，丢弃田园房屋，甘心忍受辛酸，抵抗他所害怕的敌人，将领还要求为他作战，不是不切实际吗？另一方面，有轮流休假的日期，没有统领管理的好措施，供给奉养一味姑息，好像对待宝贝儿子一样，进击不要求他立功，退逃不用军法来处罚。他们掰着指头计算回乡的日子，张着嘴只等吃饭，军队一打败仗，就乘着危败之机，分散向东溃逃。国家平时竭尽储藏的物资来供养闲散无用的士兵，碰到危难就丢弃城镇来动摇边疆的防卫，它的弊病岂只是没有益处呢？判罪流放来的人，本来用来增加户口，充实边防，让他立功赎罪的。本已不是好人，那他们对打败仗幸灾乐祸又超过守边的士兵，恰恰有防范他们的麻烦，没有立功的好处。即使前代实行过，现在也不是非沿用不可。将帅又不亲自到边防前线，只有一部分兵力布防。精锐的士兵，大都选拔去保卫自己，派疲敝病弱的士兵守在关卡要道。

　　敌军进犯不能支撑，被敌人活捉、随心所欲地蹂躏滥杀，等到帅府听到敌情，敌军已经胜利回师了。像这样治军，可说是处置违背规律。这是第一个失误。

　　奖赏用来抚慰嘉勉，刑罚用来显示惩戒，凭它来勉励有功的，威慑不恭顺的。所以赏罚对于统领指挥军队的作用，就好像车子行走靠衔接车辕前端与车衡的销钉，驯服马匹靠铁嚼口一样。

　　现在将帅的命令在军中不能执行，国家的法典不能在将帅中执行，上行下效，苟且度日。想表彰一个有功的人，又担心没有立功的人怨恨，事理不明而不行赏；想处罚一个有罪的人，怕同流合污的人畏惧，因而忍耐着不杀。这样一来，舍生效命的人被众人攻击，迟迟不救败军的人被包庇而不畏罪。表彰批评、称颂诽谤，纷乱混淆。公正的人保持自己正直不向人求情，就陷入艰难困境；奸邪的人徇私献媚讨好，却取得优厚的待遇和好名声。这就是仁义、勇敢的人痛心离散的原因。又比如遇到敌人进犯防卫不坚固，运用的谋略不能取胜，批评将帅，将帅借口粮草不足，批评有关官吏，有关官吏说供应的粮草没有缺少，互相推诿辩解，朝廷的态度含糊，从不追究责任。所以心怀正直的人忍气吞声，欺蒙上司的人不觉得羞愧。像这样指挥军队，可说是考查缺少法度。这是第二个失误。

　　因考查缺乏法度，调度指挥不协调，将帅不能竭尽才能，士兵不能全力作战，屯兵虽多，不布阵作战，致使敌军横冲直撞，好像边境无人防守一样。官吏习以为常，只推说士兵少不能抵挡，朝廷不做任何审查，就又征发士兵增兵，对于防御不但无补益，反而对于军需供给有害。

　　民间财富一天天消耗，朝廷征税一天天增多，百姓有的倾家荡产，国家实行食盐专卖、抽取酒税，没想到财政收入的一半用在了边防。像这样控制资财，可说是财政因士兵太多匮乏了，这是第三个失误。

　　现在国家四周少数民族政权最强盛的没有谁比得上吐蕃。但吐蕃所有军队抵不上中国十几个大郡的多，并且内忧外患与中国没有差别，能用来侵扰我方边境的军队没有多少，加上武器不犀利，盔甲不精良，才智不机敏。他们发动进攻，中国按兵不动不敢抵抗；他们驻扎不动，中国士兵又怕他们强大不敢去攻击。

　　为什么呢？实在是我方节度使多，而吐蕃的统帅仅有一人。节度使多人心就不齐；人心不齐号令就不能执行；号令不能执行，进攻退守就无法实施；进攻退守难以实施，军队的行动快慢就失当；快慢失当，就失去战机；失去战机，军队的气势就不战自衰。这样，勇者变为跛足，军多反成弱旅。开元、天宝年间，制服西北的两个藩国，只朔方、河西、陇右三个节度使，还担心权力分散，有时朝廷任命其中一人兼领其他节度使。国家中兴，没有闲暇对外讨伐，就把沦入敌手的四镇安置后隶属于安定郡，把陇右隶属于扶风郡。抵挡两个藩国的，就只朔方、泾原、陇右、河东四个节度使，让函谷关以东的士兵隶属于他们。虽然任命的人不恰当，但调度安排的法度还是存在。自从叛贼朱氵此反叛，又引诱泾原节度使，李怀光在朔方反叛后，朝廷又分朔方为三个节度使，共有镇军将军近四十人，都只下诏书任命，各军中有宦官监军，都互相制约。已无军法监督下级，没有人能承当朝廷的嘱托，边关送来告急文书，朝廷才派人通知作战，这就像慢吞吞地去救落水的人，又像互相谦让着去救火。打仗是靠锐气和战斗力来发挥功用的事，锐气凝聚就军势强盛，分散就军势消蚀；军队聚合就军势威猛，分离则军势削弱。

　　现在的边防部队锐气消失，战斗力弱。

　　像这样建设军队，可说是军力分散在于将帅太多了。这是第四个失误。

　　管理军队的关键，在于一视同仁而已。所以执行军法没有贵贱的分别、多少的差异，靠这来统一军队意志，使之全力以赴。受命在边疆长期镇守的士兵，都身经百战，满身创伤，比较他们的作战技能则十分熟练，思量他们的处境则极其危险，考查他们的服役则非常繁重，观察他们的作战则异常勇敢，然而只发给每人本人的给养，又被家里的人分享，经常受冻挨饿。而函谷关以东的士兵，按期换防，打仗怕死，劳动懒惰，然而他们衣食供给优厚，还供给茶水、医药、蔬菜、酱品。丰厚和刻薄悬殊很大。又有的边防军要求向朝廷申请隶属于神策军，这样物资供应就优厚，比原来多出三倍。

　　这就是士兵们恨忿，钱粮物资供应不足的原因。担负的任务没有差别，给养立显悬殊，这是人心不甘的事。不投顺敌方，已经是不错的了，何况要他们同心协力抵御敌人的侵犯，我知道这是做不到的。像这样供养士兵，可说是怨恨产生于不一视同仁。这是第五个失误。

　　凡是任命将帅，一定要先考核他的品德修养和才能。然后指示他守卫的地区和任务的关键，让他独自揣摩哪些策略可行，哪些策略不行，体察要领，诸如需要多少衣甲武器，聘用哪些僚属，用多少步兵、骑兵，计划要多少粮草物资，在什么地方扎营、什么时候完成作战任务，再审察他的见解，检验他的实绩。如果不堪任用，应当让他开初经历困苦，不宜因其失职之后留下痛悔。如果可以任用，就应当始终如一信任他，不应当在内部牵制妨碍他。所以疑人不用，用人不疑。选拔时花气力费精神，任命时严肃不苟。然后考核好坏，赏罚切实，受赏的人不认为随意，应当责罚的不敢推卸罪责。授权委任专一，那得过且过的念头就会消失。所以古代拜帅命将，国君虔诚如鄃助成般任命他，又赐给代表朝廷的斧钺仪仗，所以军队的礼节不进入朝堂，朝廷的礼节不进入军营，将领依据战机所采取的适宜的决策不能由遥远的朝廷来裁定。军队不能既听将帅的命令又听朝廷的命令。现在陛下任命统帅，首先寻求的是容易控制的人，又把他统帅的军队分成几个部分来分散他的力量，削弱他的职权，使他责任心不强。因此，出守一地的统帅完成使命的责任感没有了，承担临阵退却的死罪的思想消失了。

　　一是听从君命，二还是听从君命，只要采取驯顺的态度就可以了，如果要留心平定战难就不行了。两个强敌相斗，两军对垒、军情紧急、刻不容缓，何况京都千里远、皇帝宫殿深、军情难陈述清楚，皇帝听取见解难一致，想计策处处没有失误，即使是圣贤也办不到。边防守卫部队借口兵少不抵抗，镇军将领借口没有皇帝命令不救援，逗留的瞬间，敌人已经奔袭逼近。牧场的战马、栏里的耕牛，早抢杀干净，男女百姓，已俘捉一空。如果皇帝发来出兵命令才互相观望，就没有人敢去阻止。打了败仗的将领，就可把损失一百人减为一人，打了胜仗的将领就可把战果一百扩成一千。统帅认为总指挥权在朝廷，不担心治他的罪；陛下认为权从己出，也不追究败将的罪责。像这样任用统帅，可说失去战机在于皇帝遥控前线的统帅。这是第六个失误。

　　我愚笨地认为，边疆应取消入秋后四面八方地设防军队，将其分为三部分：一部分：责令本道节度使，招募愿意屯垦边疆的壮士迁移到那里；一部分，仅拿出本道的衣物供给责成关内、河东两郡招募来的少数民族和中原愿依附军队的子弟；一部分，把缴纳国库的粮食物资发给他们，让他们安排生业。命令度支买牛、召集工匠在各屯田营地修整好器具。到边疆的家庭，发给一头牛，农具、家具全备好，每人每年发双份粮草，赐给种子，劝勉耕作待到一年时间，就让他们自给自足；有多余的粮食，县官用双倍的价钱收购。既免除了征调运输的麻烦，又没有要朝廷减免的弊病。出征人人可独立作战，在家人人可耕种庄稼。与那暂时屯田、轮流换防相比，哪可同日而语呢？

　　然后设立一位文武双全的大臣担任陇右元帅，从泾原、陇右、凤翔接近长武城，直到山南西道的边界，凡是节度府的兵都归他指挥；再下诏书任命一人担任朔方元帅，从..坊、..宁到灵夏边界，凡是节度府的兵都归他指挥；另下诏任命一人担任河东元帅，全河东到振武县的边缘，凡是节度府的兵都归他指挥。各元帅在靠近边境的州治或府治设立元帅府，从所管辖的州府中选拔清廉贤能的官吏任刺史，对军外征集财物供给军用，对军内督促耕织。严格地保持我方的长处，谨慎实行现在容易实行的策略，那就能得到八种利益，避免那六种失误。

　　德宗皇帝喜欢这些谋略，但不实行。

　　班宏兼任度支，死在任所，陆贽推荐李巽，皇帝随口答应，但自己任用裴延龄。陆贽说“：延龄性情怪僻，暴虐浮躁，任意胡为，不能重用。”德宗皇帝不听。

　　不久，裴延龄靠奸滑献媚、花言巧语得到宠信，天下的人都怨恨他，憎恶他，但敢怒不敢言。陆贽上奏章苦苦地劝谏，皇帝不高兴，竟然以陆贽是太子的宾客为借口，罢免了他。陆贽本来谨慎小心，一向不与宾客交往。延龄猜到德宗皇帝对陆贽薄情，趁机进谗言，百般污蔑他，德宗皇帝发了火，想杀掉陆贽，多亏阳城等人一同上奏章替陆贽分辩，才免死降为忠州别驾。后来德宗又渐渐思念他，恰逢薛延任忠州刺史，传达皇帝慰劳的旨意。韦皋多次上奏章请求让陆贽代领剑南节度使，皇帝还记恨他，不肯给。顺宗即位后，召他回京，诏书还没有到达任所，就去世了。享年五十二岁，追赠兵部尚书，谥号“宣”。

　　当初，陆贽进翰林院，年纪还轻，凭才学得到皇帝的信任，天子常用辈分称呼而不叫他的名字。在奉天县，虽然早晚都能进见皇帝，但谨慎精诚廉洁，不曾有过失，因此德宗皇帝亲信倚重，甚至脱下自己的衣服给他穿，同列官员没有人敢怨恨他。虽然朝廷外有宰相主持朝政，但陆贽常在皇宫中参与谋划决策，当时号称“内相”。他曾经对德宗皇帝说：“现在强盗遍天下，应当自己深刻反省，来感化人心。古代成汤自己检讨错误而兴国，楚昭王出逃，靠一句好话恢复了国家。陛下如果真心不惜改正错误，向天下的人认错道歉，让我持笔写诏无顾虑，那么反叛的人就有可能洗心革面。”德宗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所以从奉天县颁布的制书，即使是武夫和凶悍的士兵听了也没有不感动得流泪的。后来李抱真回朝进见，向皇帝说：“陛下在奉天、山南时，赦免的命令传到华山以东，听到赦令的士兵都感动流泪，精神振奋，这时我就知道了叛贼不难平定。”议谏官说兴元年间平定战祸的功劳，虽然靠军队努力作战，但陆贽有辅佐的功劳。德宗皇帝流亡山南时，道路艰险难行，与跟随的官员失散，夜晚召见，不见陆贽，德宗皇帝又惊又急，流下泪来，下令军中，找到陆贽的赏给千两黄金。过了好长时间，陆贽才回到驻地参见皇帝，皇帝喜笑颜开，从太子以下的人都向皇帝祝贺。辅佐朝政时，不顾惜自身，政事的正确或错误，一定发表意见，所说的意见都恳切深刻，都切实地矫正皇帝的过失。有的人规劝他太过分了，陆贽回答说：“我上不辜负天子，下不辜负自己的学识，还顾虑什么呢？”流放到边远荒州后，经常关着门户，人们都看不见他，又避免诽谤不著书。

　　流放地区的居民被瘴气和恶性疟疾等传染病困扰，陆贽搜集整理了《古今集验方》五十篇传给当地百姓。

　　赞说：德宗不亡国，岂不是幸运吗？

　　患难危急时，听从陆贽的计谋；叛乱平息后，记恨他言无不尽。因偏信奸臣的谗言愤怒地驱逐有道之士、刚正之臣。对延龄等人，长期宠爱信任，像山岳一样不动摇，这真是昏君和奸臣臭味相投呀！

　　世间传说陆贽被罢免翰林学士，是因为与吴通玄兄弟争宠，窦参的死，是陆贽泄漏了他说的话，事实上不是这样。有道是君子和小人在朝廷势不两立。奸邪的小人被宠信，忠诚正直的人士就危险，这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呢？读陆贽数十上百篇论述朝政、劝谏皇帝的奏章，批评陈述时弊，都从仁义出发，足可被后人效法，耿耿丹心，光彩照人，德宗皇帝才采用十分之一。唐朝福运不昌，可惜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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