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衡·卷九·问孔篇》

　　世儒学者，好信师而是古，以为贤圣所言皆无非，专精讲习，不知难问。夫贤圣下笔造文，用意详审，尚未可谓尽得实，况仓卒吐言，安能皆是？不能皆是，时人不知难；或是，而意沉难见，时人不知问。案贤圣之言，上下多相违；其文，前後多相伐者。世之学者，不能知也。

　　论者皆云：“孔门之徒，七十子之才，胜今之儒。”此言妄也。彼见孔子为师，圣人传道，必授异才，故谓之殊。夫古人之才，今人之才也。今谓之英杰，古以为圣神，故谓七十子历世希有。使当今有孔子之师，则斯世学者，皆颜、闵之徒也；使无孔子，则七十子之徒，今之儒生也。何以验之？以学於孔子，不能极问也。圣人之言，不能尽解；说道陈义，不能辄形。不能辄形，宜问以发之；不能尽解，宜难以极之。皋陶陈道帝舜之前，浅略未极。禹问难之，浅言复深，略指复分。盖起问难此说激而深切、触而著明也。

　　孔子笑子游之弦歌，子游引前言以距孔子。自今案《论语》之文，孔子之言多若笑弦歌之辞，弟子寡若子游之难，故孔子之言遂结不解。以七十子不能难，世之儒生，不能实道是非也。

　　凡学问之法，不为无才，难於距师，核道实义，证定是非也。问难之道，非必对圣人及生时也。世之解说说人者，非必须圣人教告，乃敢言也。苟有不晓解之问，〔追〕难孔子，何伤於义？诚有传圣业之知，伐孔子之说，何逆於理？谓问孔子之言，难其不解之文，世间弘才大知生，能答问、解难之人，必将贤吾世间难问之言是非。

　　孟懿子问孝。子曰：“毋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於我，我对曰‘毋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 问曰：孔子之言毋违，毋违者，礼也。孝子亦当先意承志，不当违亲之欲。孔子言毋违，不言违礼。懿子听孔子之言，独不为嫌於毋违志乎。樊迟问何谓，孔子乃言“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使樊迟不问，毋违之说，遂不可知也。懿子之才，不过樊迟，故《论语》篇中不见言行。樊迟不晓，懿子必能晓哉？

　　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武伯善忧父母，故曰“唯其疾之忧”。武伯忧亲，懿子违礼。攻其短，答武伯云“父母，唯其疾之忧”，对懿子亦宜言唯水火之变乃违礼。周公告小才敕，大材略。子游之大材也，孔子告之敕；懿子小才也，告之反略。违周公之志，攻懿子之短，失道理之宜。弟子不难，何哉？如以懿子权尊，不敢极言，则其对武伯亦宜但言毋忧而已。俱孟氏子也，权尊钧同，敕武伯而略懿子，未晓其故也。使孔子对懿子极言毋违礼，何害之有？专鲁莫过季氏，讥八佾之舞庭，刺太山之旅祭，不惧季氏增邑不隐讳之害，独畏答懿子极言之罪，何哉？且问孝者非一，皆有御者，对懿子言，不但心服臆肯，故告樊迟。

　　孔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此言人当由道义得，不当苟取也；当守节安贫，不当妄去也。

　　夫言不以其道，得富贵不居，可也；不以其道，得贫贱如何？富贵顾可去，去贫贱何之？去贫贱，得富贵也。不得富贵，不去贫贱。如谓得富贵不以其道，则不去贫贱邪？则所得富贵，不得贫贱也。贫贱何故当言得之？顾当言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去之，则不去也。当言去，不当言得。得者，施於得之也。今去之，安得言得乎？独富贵当言得耳。何者？得富贵，乃去贫贱也。是则以道去贫贱如何？修身行道，仕得爵禄、富贵。得爵禄、富贵，则去贫贱矣。不以其道去贫贱如何？毒苦贫贱，起为奸盗，积聚货财，擅相官秩，是为不以其道。七十子既不问，世之学者亦不知难。使此言意不解而文不分，是谓孔子不能吐辞也；使此言意结文又不解，是孔子相示未形悉也。弟子不问，世俗不难，何哉？

　　孔子曰：“公冶长可妻也，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问曰：孔子妻公冶长者，何据见哉？据年三十可妻邪，见其行贤可妻也？如据其年三十，不宜称在缧绁；如见其行贤，亦不宜称在缧绁。何则？诸入孔子门者，皆有善行，故称备徒役。徒役之中无妻，则妻之耳，不须称也。如徒役之中多无妻，公冶长尤贤，故独妻之，则其称之宜列其行，不宜言其在缧绁也。何则？世间强受非辜者多，未必尽贤人也。恆人见枉，众多非一，必以非辜为孔子所妻，则是孔子不妻贤，妻冤也。案孔子之称公冶长，有非辜之言，无行能之文。实不贤，孔子妻之，非也；实贤，孔子称之不具，亦非也。诚似妻南容云，国有道不废，国无道免於刑戮，具称之矣。

　　子谓子贡曰：“汝与回也，孰愈？”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汝俱不如也。”是贤颜渊试以问子贡也。

　　问曰：孔子所以教者，礼让也。子路，为国以礼，其言不让，孔子非之。使子贡实愈颜渊，孔子问之，犹曰不如，使实不及，亦曰不如，非失对欺师，礼让之言宜谦卑也。今孔子出言，欲何趣哉？使孔子知颜渊愈子贡，则不须问子贡。使孔子实不知，以问子贡，子贡谦让亦不能知。使孔子徒欲表善颜渊，称颜渊贤，门人莫及，於名多矣，何须问於子贡？子曰：“贤哉，回也！”又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又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三章皆直称，不以他人激。至是一章，独以子贡激之，何哉？

　　或曰：欲抑子贡也。当此之时，子贡之名凌颜渊之上，孔子恐子贡志骄意溢，故抑之也。夫名在颜渊之上，当时所为，非子贡求胜之也。实子贡之知何如哉？使颜渊才在己上，己自服之，不须抑也。使子贡不能自知，孔子虽言，将谓孔子徒欲抑已。由此言之，问与不问，无能抑扬。

　　宰我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於予予何诛。”是恶宰予之昼寝。

　　问曰：昼寝之恶也，小恶也；朽木粪土，败毁不可复成之物，大恶也。责小过以大恶，安能服人？使宰我性不善，如朽木粪土，不宜得入孔子之门，序在四科之列。使性善，孔子恶之，恶之太甚，过也；人之不仁，疾之已甚，乱也。孔子疾宰予，可谓甚矣。使下愚之人涉耐罪，狱吏令以大辟之罪，必冤而怨邪？将服而自咎也？使宰我愚，则与涉耐罪之人同志；使宰我贤，知孔子责人，几微自改矣。明文以识之，流言以过之，以其言示端而已自改。自改不在言之轻重，在宰予能更与否。

　　《春秋》之义，采毫毛之善，贬纤介之恶，褒毫毛以巨大，以巨大贬纤介。观《春秋》之义，肯是之乎？不是，则宰我不受；不受，则孔子之言弃矣。圣人之言与文相副，言出於口，文立於策，俱发於心，其实一也。孔子作《春秋》，不贬小以大。其非宰予也，以大恶细，文语相违，服人如何？

　　子曰：“始吾於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於予予改是。”盖起宰予昼寝，更知人之术也。

　　问曰：人之昼寝，安足以毁行？毁行之人，昼夜不卧，安足以成善？以昼寝而观人善恶，能得其实乎？案宰予在孔子之门，序於四科，列在赐上。如性情怠，不可雕琢，何以致此？使宰我以昼寝自致此，才复过人远矣。如未成就，自谓已足，不能自知，知不明耳，非行恶也。晓敕而已，无为改术也。如自知未足，倦极昼寝，是精神索也。精神索至於死亡，岂徒寝哉？且论人之法，取其行则弃其言，取其言则弃其行。今宰予虽无力行，有言语。用言，令行缺，有一概矣。今孔子起宰予昼寝，听其言，观其行，言行相应，则谓之贤。是孔子备取人也。毋求备於一人之义，何所施？

　　子张问：“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子文曾举楚子玉代己位而伐宋，以百乘败而丧其众，不知如此，安得为仁？

　　问曰：子文举子玉，不知人也。智与仁，不相干也。有不知之性，何妨为仁之行？五常之道，仁、义、礼、智、信也。五者各别，不相须而成。故有智人、有仁人者，有礼人、有义人者。人有信者未必智，智者未必仁，仁者未必礼，礼者未必义。子文智蔽於子玉，其仁何毁？谓仁，焉得不可？且忠者，厚也。厚人，仁矣。孔子曰：“观过，斯知仁矣。”子文有仁之实矣。孔子谓忠非仁，是谓父母非二亲，配匹非夫妇也。

　　哀公问：“弟子孰谓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

　　夫颜渊所以死者，审何用哉？令自以短命，犹伯牛之有疾也。人生受命，皆全当洁。今有恶疾，故曰无命。人生皆当受天长命，今得短命，亦宜曰无命。如〔命〕有短长，则亦有善恶矣。言颜渊短命，则宜言伯牛恶命；言伯牛无命，则宜言颜渊无命。一死一病，皆痛云命。所禀不异，文语不同。未晓其故也。

　　哀公问孔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今也则亡。不迁怒，不贰过。”何也？曰：并攻哀公之性，迁怒、贰过故也。因其问则并以对之，兼以攻上之短，不犯其罚。

　　问曰：康子亦问好学，孔子亦对之以颜渊。康子亦有短，何不并对以攻康子？康子，非圣人也，操行犹有所失。成事，康子患盗，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由此言之，康子以欲为短也。不攻，何哉？

　　孔子见南子，子路不悦。子曰：“予所鄙者，天厌之！天厌之！”南子，卫灵公夫人也，聘孔子，子路不说，谓孔子淫乱也。孔子解之曰：我所为鄙陋者，天厌杀我。至诚自誓，不负子路也。

　　问曰：孔子自解，安能解乎？使世人有鄙陋之行，天曾厌杀之，可引以誓；子路闻之，可信以解；今未曾有为天所厌者也，曰天厌之，子路肯信之乎？行事，雷击杀人，水火烧溺人，墙屋压填人。如曰雷击杀我，水火烧溺我，墙屋压填我，子路颇信之；今引未曾有之祸，以自誓於子路，子路安肯晓解而信之？行事，适有卧厌不悟者，谓此为天所厌邪？案诸卧厌不悟者，未皆为鄙陋也。子路入道虽浅，犹知事之实。事非实，孔子以誓，子路必不解矣。

　　孔子称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若此者，人之死生自有长短，不在操行善恶也。成事，颜渊蚤死，孔子谓之短命。由此知短命夭死之人，必有邪行也。子路入道虽浅，闻孔子之言，知死生之实。孔子誓以“予所鄙者，天厌之”！独不为子路言：夫子惟命未当死，天安得厌杀之乎？若此，誓子路以天厌之，终不见信。不见信，则孔子自解，终不解也。《尚书》曰：“毋若丹硃敖，惟慢游是好。”谓帝舜敕禹毋子不肖子也。重天命，恐禹私其子，故引丹硃以敕戒之。禹曰：“予娶若时，辛壬癸甲，开呱呱而泣，予弗子。”陈已行事以往推来，以见卜隐，效己不敢私不肖子也。不曰天厌之者，知俗人誓，好引天也。孔子为子路所疑，不引行事，效己不鄙，而云天厌之，是与俗人解嫌引天祝诅，何以异乎？

　　孔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夫子自伤不王也。己王，致太平；太平则凤鸟至，河出图矣。今不得王，故瑞应不至，悲心自伤，故曰“吾已矣夫”。

　　问曰：凤鸟、河图，审何据始起？始起之时，鸟、图未至；如据太平，太平之帝，未必常致凤鸟与河图也。五帝、三王，皆致太平。案其瑞应，不皆凤皇为必然之瑞；於太平，凤皇为未必然之应。孔子，圣人也，思未必然以自伤，终不应矣。

　　或曰：孔子不自伤不得王也，伤时无明王，故己不用也。凤鸟、河图，明王之瑞也。瑞应不至，时无明王；明王不存，己遂不用矣。

　　夫致瑞应，何以致之？任贤使能，治定功成；治定功成，则瑞应至矣。瑞应至後，亦不须孔子。孔子所望，何其末也！不思其本而望其末也。不相其主而名其物，治有未定，物有不至，以至而效明王，必失之矣。孝文皇帝可谓明矣，案其《本纪》，不见凤鸟与河图。使孔子在孝文之世，犹曰“吾已矣夫”。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孔子疾道不行於中国，志恨失意，故欲之九夷也。或人难之曰：“夷狄之鄙陋无礼义，如之何？”孔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言以君子之道，居而教之，何为陋乎？

　　问之曰：孔子欲之九夷者，何起乎？起道不行於中国，故欲之九夷。夫中国且不行，安能行於夷狄？“夷狄之有君，不若诸夏之亡”。言夷狄之难，诸夏之易也。不能行於易，能行於难乎？且孔子云：“以君子居之者，何谓陋邪？”谓修君子之道自容乎？谓以君子之道教之也？如修君子之道苟自容，中国亦可，何必之夷狄？如以君子之道教之，夷狄安可教乎？禹入裸国，裸入衣出，衣服之制不通於夷狄也。禹不能教裸国衣服，孔子何能使九夷为君子？或：“孔子实不欲往，患道不行，动发此言。或人难之，孔子知其陋，然而犹曰‘何陋之有’者，欲遂已然，距或人之谏也。”

　　实不欲往，志动发言，是伪言也。君子於言无所苟矣。如知其陋，苟欲自遂，此子路对孔子以子羔也。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 “有社稷焉，有民人焉，何必读书，然後为学？”子曰：“是故恶夫佞者。”子路知其不可，苟欲自遂，孔子恶之，比夫佞者。孔子亦知其不可，苟应或人。孔子、子路皆以佞也。

　　孔子曰：“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何谓不受命乎？说曰：受当富之命，自以术知数亿中时也。

　　夫人富贵，在天命乎？在人知也？如在天命，知术求之不能得；如在人，孔子何为言“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夫谓富不受命，而自知术得之，贵亦可不受命，而自以努力求之。世无不受贵命而自得贵，亦知无不受富命而自得富得者。成事，孔子不得富贵矣，周流应聘，行说诸侯，智穷策困，还定《诗》、《书》，望绝无翼，称“已矣夫”自知无贵命，周流无补益也。孔子知己不受贵命，周流求之不能得，而谓赐不受富命，而以术知得富，言行相违，未晓其故。

　　或曰：“欲攻子贡之短也。子贡不好道德而徒好货殖，故攻其短，欲令穷服而更其行节。”夫攻子贡之短，可言赐不好道德而货殖焉，何必立不受命，与前言富贵在天相违反也？

　　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此言人将起，天与之辅；人将废，天夺其佑。孔子有四友，欲因而起，颜渊早夭，故曰“天丧予”。

　　问曰：颜渊之死，孔子不王，天夺之邪？不幸短命自为死也？如短命不幸，不得不死，孔子虽王，犹不得生。辅之於人，犹杖之扶疾也。人有病，须杖而行；如斩杖本得短，可谓天使病人不得行乎？如能起行，杖短能使之长乎？夫颜渊之短命，犹杖之短度也。且孔子言“天丧予”者，以颜渊贤也。案贤者在世，未必为辅也。夫贤者未必为辅，犹圣人未必受命也。为帝有不圣，为辅有不贤。何则？禄命骨法，与才异也。由此言之，颜渊生未必为辅，其死未必有丧。孔子云“天丧予”，何据见哉？且天不使孔子王者，本意如何？本禀性命之时，不使之王邪，将使之王，复中悔之也？如本不使之王，颜渊死，何丧？如本使之王，复中悔之，此王无骨法，便宜自在天也。且本何善所见，而使之王？後何恶所闻，中悔不命？天神论议，误不谛也？

　　孔子之卫，遇旧馆人之丧，入而哭之。出使子贡脱骖而赙之。子贡曰：“於门人之丧，未有所脱骖。脱骖於旧馆，毋乃已重乎？”孔子曰：“予乡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予恶夫涕之无从也，小子行之。”

　　孔子脱骖以赙旧馆者，恶情不副礼也。副情而行礼，情起而恩动，礼情相应，君子行之。颜渊死，子哭之恸。门人曰：“子恸矣。”“吾非斯人之恸而为？” 夫恸，哀之至也。哭颜渊恸者，殊之众徒，哀痛之甚也。死有棺无椁，颜路请车以为之椁，孔子不予，为大夫不可以徒行也。吊旧馆，脱骖以赙，恶涕无从；哭颜渊恸，请车不与，使恸无副。岂涕与恸殊，马与车异邪？於彼则礼情相副，於此则恩义不称，未晓孔子为礼之意。

　　孔子曰：“鲤也死，有棺无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鲤之恩深於颜渊，鲤死无椁，大夫之仪，不可徒行也。鲤，子也；颜渊，他姓也。子死且不礼，况其礼他姓之人乎？

　　曰：是盖孔子实恩之效也。副情於旧馆，不称恩於子，岂以前为士，後为大夫哉？如前为士，士乘二马；如为大夫，大夫乘三马。大夫不可去车徒行，何不截卖两马以为椁，乘其一乎？为士时乘二马，截一以赙旧馆，今亦何不截其二以副恩，乘一以解不徒行乎？不脱马以赙旧馆，未必乱制。葬子有棺无椁，废礼伤法。孔子重赙旧人之恩，轻废葬子之礼。此礼得於他人，制失〔於〕亲子也。然则孔子不粥车以为鲤椁，何以解於贪官好仕恐无车？而自云“君子杀身以成仁”，何难退位以成礼？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信最重也。

　　问：使治国无食，民饿，弃礼义礼义弃，信安所立？传曰：“仓禀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让生於有余，争生於不足。今言去食，信安得成？春秋之时，战国饥饿，易子而食析，骸而炊，口饥不食，不暇顾恩义也。夫父子之恩，信矣。饥饿弃信，以子为食。孔子教子贡去食存信，如何？夫去信存食，虽不欲信，信自生矣；去食存信，虽欲为信，信不立矣。

　　子适卫，冉子仆，子曰：“庶矣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 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语冉子先富而後教之，教子贡去食而存信。食与富何别？信与教何异？二子殊教，所尚不同，孔子为国，意何定哉？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曰：“夫子何为乎？”对曰：“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使者出，孔子曰：“使乎！使乎！”非之也。说《论语》者，曰：“非之者，非其代人谦也。”

　　夫孔子之问使者曰：“夫子何为”，问所治为，非问操行也。如孔子之问也，使者宜对曰“夫子为某事，治某政”，今反言“欲寡其过而未能也”，何以知其对失指，孔子非之也？且实孔子何以非使者？非其代人谦之乎？其非乎对失指也？所非犹有一实，不明其过，而徒云“使乎使乎！”後世疑惑，不知使者所以为过。韩子曰：“书约则弟子辨。”孔子之言“使乎”，何其约也？

　　或曰：“《春秋》之义也，为贤者讳。蘧伯玉贤，故讳其使者。”夫欲知其子视其友，欲知其君，视其所使。伯玉不贤，故所使过也。《春秋》之义，为贤者讳，亦贬纤介之恶。今不非而讳，贬纤介安所施哉？使孔子为伯玉讳，宜默而已。扬言曰“使乎！使乎！”，时人皆知孔子之非也。出言如此，何益於讳？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於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也？”

　　子路引孔子往时所言以非孔子也。往前孔子出此言，欲令弟子法而行之，子路引之以谏，孔子晓之，不曰“前言戏”，若非而不可行，而曰“有是言”者，审有当行之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孔子言此言者，能解子路难乎？“亲於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解之，宜〔曰〕：佛肸未为不善，尚犹可入。而曰“坚磨而不磷，白涅而不淄”。如孔子之言，有坚白之行者可以入之，君子之行软而易污邪，何以独不入也？孔子不饮盗泉之水，曾子不入胜母之闾，避恶去污，不以义耻辱名也。盗泉、胜母有空名，而孔、曾耻之；佛肸有恶实，而子欲往。不饮盗泉是，则欲对佛肸非矣。“不义而富且贵，於我如浮云”，枉道食篡畔之禄，所谓“浮云”者非也？或：“权时欲行道也即权时行道，子路难之，当云“行道”，不〔当〕言食。有权时以行道，无权时以求食。 “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自比以匏瓜者，言人当仕而食禄。我非匏瓜系而不食，非子路也。孔子之言，不解子路之难。子路难孔子，岂孔子不当仕也哉？当择善国而入之也。孔子自比匏瓜，孔子欲安食也。且孔之言，何其鄙也！何彼仕为食哉？君子不宜言也。匏瓜系而不食，亦系而不仕等也。距子路可云： “吾岂匏瓜也哉，系而不仕也”？今吾“系而不食”，孔子之仕，不为行道，徒求食也。人之仕也，主贪禄也。礼义之言，为行道也。犹人之娶也，主为欲也，礼义之言，为供亲也。仕而直言食，娶可直言欲乎？孔子之言，解情而无依违之意，不假义理之名，是则俗人，非君子也。儒者说孔子周流应聘不济，闵道不行，失孔子情矣。

　　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曰：“未如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 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用我，吾其为东周乎。”

　　为东周，欲行道也。公山、佛肸俱畔者，行道於公山，求食於佛肸，孔子之言无定趋也。言无定趋，则行无常务矣。周流不用，岂独有以乎？阳货欲见之，不见；呼之仕，不仕，何其清也？公山、佛肸召之欲往，何其浊也？公山不扰与阳虎俱畔，执季桓子，二人同恶，呼召礼等。独对公山，不见阳虎，岂公山尚可，阳虎不可乎？子路难公山之〔召〕，孔子宜解以尚及佛肸未甚恶之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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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衡 卷九问孔篇译文

社会上的儒生学者，喜欢迷信老师，崇拜古人，认为圣贤说的都没有错，专心致志地讲述和学习，不知道进行反驳和质问。圣贤下笔写文章，尽管构思周密，还不能说完全正确，何况是匆忙中说的话，怎么…展开

　　社会上的儒生学者，喜欢迷信老师，崇拜古人，认为圣贤说的都没有错，专心致志地讲述和学习，不知道进行反驳和质问。圣贤下笔写文章，尽管构思周密，还不能说完全正确，何况是匆忙中说的话，怎么能都对呢？不能全对，当时的人却不懂得反驳；有的虽正确，但意思隐晦，难得明白，当时的人也不晓得去追问。考察起来，圣贤的说法，前后有很多自相违背：他们的文章，上下有很多互相矛盾，当今的学者，却不知道这一点。

　　一般评论者都说：“孔子门下的学生，七十个弟子的才能，都胜过今天的儒生。”这个说法很荒谬。他们看见孔子当这些人的老师，就认为圣人传授学说一定要授给有特殊才能的人，所以说这些人与众不同。其实，古人的才能，跟今人的才能一样，今天称为“英杰”的，古人认为是“圣神”，所以说七十弟子是历代少有的。假使现在有孔子这样的老师，那么当代的学者都是颜回、闵损之类人物；假使当时没有孔子，那么七十弟子这些人，也跟今天的儒生一样。拿什么来证明呢？用他们向孔子学习，不能追根问底这一点就可以证明。圣人的话，不能完全理解；陈述的道理，不能立即领会透彻。不能立即领会透彻。就应该追问下去搞清楚；不能完全理解，就应该提出疑问来彻底弄通它。当年皋陶在舜的面前陈述治国的道理，说得肤浅粗略而不透彻。经过禹的追问和责难，原来肤浅的话又深入了一步，粗略的意思才又更清楚了。大概由于这样追问和责难，才使皋陶的话因受激发而说得更深刻，被触动而讲得更明白了。

　　孔子讥笑子游弹琴唱歌，子游引用孔子以前说过的话来反驳他。直到现在考察《论语》的原文，孔子的言论中还有很多类似讥笑弹琴唱歌的文句，但他的弟子中却很少有像子游那样敢辩驳的，所以孔子的话，始终有些像死结一样无法解开。由于七十弟子不敢辩驳，现在的儒生，就不能切实讲清孔子言论的是非了。

　　凡做学问的方法，不在于有无才能，难就难在敢于反问老师核实道理，确定是非。问难的方法，不一定对面对圣人，赶在他活着的时候。现在解说圣人的道理来教人的人，不一定要圣人教过的话才敢说。如果有不理解的问题，追问责难孔子，对道理有什么损害呢？果真有传授圣人学业的才智，反驳孔子的说法，又有什么不合理呢？追问孔子的言论，反问不理解的词句，世上如果有才高智深的人出现，而他们又是能回答问题解释疑难的人，一定会肯定我通过责难追问讲清是非的做法。

　　孟懿子向孔子问孝，孔子说：“不要违背。”樊迟驾着车，孔子告诉他说：“孟懿子向我问孝，我对他说：‘不要违背’。”樊迟问：“这话怎么说呢？”孔子说：“父母活着的时候，要按照周礼的规定侍奉他们；死了，要按周礼的规定埋葬他们，要按周礼的规定祭祀他们。”

　　请问：孔子说“不要违背”，是指不要违背周礼。那么孝子应当事先体会父母的心意，顺从他们的愿望，而不该违背他们的愿望。孔子说“不要违背”，而不说“不要违背周礼”，孟懿子听孔子的话，难道不会误解为不要违背父母的愿望吗？樊迟问这话怎么说，孔子才说“父母活着的时候，要按照周礼的规定侍奉他们；死了，要按照周礼的规定埋葬他们，要按照周礼的规定祭祀他们”。如果樊迟不追问，“不要违背”说法的含义，始终不可能知道。孟懿子的才干，不会超过樊迟，所以《论语》中看不到有关他的言行记录，樊迟都不理解，孟懿子就一定能理解吗？

　　孟武伯向孔子问孝，孔子说：“对父母，只在他们病的时候才忧虑。”

　　因为孟武伯总爱为他父母担忧，所以孔子说“只在父母生病时才担忧”。孟武伯处处为双亲担忧，而孟懿子侍奉父母却违背周礼。如果是针对他们的短处，那么应该回答武伯说：“对父母，只在他们生病时才担忧”，对懿子也应该说“只有遇到水灾火灾时才能违背周礼”。周公告诫才能小的人说得详尽，对才能大的人说得简略。樊迟是大才，孔子告诉得详尽；孟懿子是小才，告诫得反而简略，这违背了周公的用意。想针对懿子的短处，却不符合道理，而弟子又不责难，这是为什么呢？如果因为孟懿子有权势地位尊贵，不敢说透彻，那么孔子对孟武伯也只能说“不要担忧”就行了。他们都是孟孙氏家的后代，权力和地位都一样，对武伯说得详尽而对懿子说得简略，不知道其中是什么缘故。即使孔子对懿子说穿“不要违背周礼”，又有什么危害呢？垄断鲁国大权莫过于季孙氏，孔子讥刺他在家中庭院里以“八佾”表演舞蹈，讥刺他在泰山举行旅祭，而不惧怕季孙氏憎恶不为他隐瞒过错带来的祸害，却偏偏害怕回答孟懿子时把话说穿的罪过，这是为什么呢？况且向孔子问孝的不止一个人，每次都有赶车的人在场，不把回答的话都对他们讲一篇，而对懿子的回答，不但心满意足，而且还要故意告诉樊迟。

　　孔子说：“发财与做官，是人人想往的，不以正当途径得到它，君子是不接受的；贫穷与卑贱，是人人厌恶的，但是富贵不从正当途径得到它，君子宁可不摆脱它。”这是说人们应当通过正道取得富贵，不应该用不正当手段得到它；应当保持节操，安于贫贱，不应该不择手段地摆脱它。

　　说“不以正道取得富贵就不接受”，可以；富贵不以正道取得宁可不摆脱贫困和卑贱，这是什么意思？富贵固然可以摆脱，摆脱贫困和卑贱又到哪里去呢？摆脱了贫贱，就得到了富贵，没有得到富贵，就没有摆脱贫贱。如果说取得富贵不用正道，就宁可不摆脱贫贱？那么所谓“得”是指得到富贵，不是指得到贫贱了。这样，贫贱为什么能说“得到”呢？本来该说“贫困和卑贱，是人人厌恶的，不以正道摆脱它，就宁可不摆脱它”。应当说“摆脱”，不应该说“得到”。“得”字是用在得到什么东西上的。现在说摆脱贫贱，怎么能说得到呢？只有富贵才该说得到。为什么呢？因为得到富贵，才能摆脱贫贱。那么怎么才能以正道摆脱贫贱呢？要修身行道，通过做官才能得到爵位、俸禄、荣华富贵。得到爵位、俸禄、荣华富贵，就摆脱贫困和卑贱。不以正道摆脱贫贱会怎样呢？由于痛恨贫贱，就会起来做盗贼，积累钱财，擅自互相封官许愿，这就是不按正道摆脱贫贱。（这话）七十弟子当时既然不向孔子提问，今天的学者也不知道提出质疑。如果这话的意思无法理解而文字又不分明，这说明孔子不会说话；如果这话的含意纠缠不清而文字又不好理解，这是孔子向人表示得不明白不详尽。学生不提问，世人不提出质疑，这是为什么呢？

　　孔子说：“公冶长这个人，可以把女儿嫁给他，虽然还在监狱中，但不是他的罪过。”于是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

　　请问：孔子把女儿嫁给公冶长，是根据什么，见到了什么呢？是根据他年三十可以把女儿嫁给他呢？还是看见品行好可以把女儿嫁给他呢？如果是根据年三十了，不该说他“在监狱”；如果是看见他品行好，也不该说他“在监狱”。为什么呢？因为凡在孔子门下的，都有好的德行，所以才称得上具备了当学生的条件。在学生中公冶长没有妻子，那把女儿嫁给他好了，不必要称赞他。如果学生中有很多人没有妻子，而公冶长特别好，所以只把女儿嫁给他，那么称赞他就应该列出他的好品行，而不该说他监狱里。为什么呢？因为社会上无辜被强迫受惩罚的人很多，他们未必都是贤人。一般人被冤枉的多得很不只一个，如果一定要因为他无辜被拘禁，孔子就把女儿嫁给他，那么就是孔子不把女儿嫁给贤人，而是嫁给受冤枉的人。认真考查一下，孔子称赞公冶长，有无辜的说法，却没有关于他品行才能方面的言词。如果公冶长确实不好，孔子把女儿嫁给他，就不对；要是确实很好，孔子称赞他不全面，也不对。如果孔子像把侄女嫁给南容时说的那样：“国家有道的时候，他能做官；国家无道的时候，能免遭刑罚。”这就是全面称赞了。

　　孔子对子贡说：“你跟颜回哪个强些？”子贡回答说：“我怎么敢和颜回比呢？颜回听到一件事就能推知十件事，我听到一件事只能推知二件事。”孔子说：“不如他，我和你都不如他。”这是孔子认为颜渊贤能，以此来试探子贡的。

　　请问：孔子用来教导学生的是礼让。子路有志于“用礼让来治理国家，由于他说话不谦虚”，孔子就认为不对。假使子贡确实强过颜渊，孔子问他，他还得说不如；假使实在不及颜渊，也要说不如。这并不是胡乱回答来欺骗老师，而是按礼让的说法应该谦虚。如今孔子说那番话，想达到什么目的呢？假使孔子知道颜渊强过子贡，那就不必问子贡。假使孔子确实不知道而问子贡，子贡一谦虚，也不可能知道。假使孔子只是想表扬赞美一下颜渊，称赞颜渊贤能，没有学生赶得上他，那名目多得很，何必去问子贡呢？孔子就说过：“贤能啊，颜回！”又说过：“我整天跟颜回讲学，他从来不反问，好像很笨。”还说过：“颜回这个人，他的思想能长期不违反仁。”这三章中都是直接称赞，没有通过旁人来抬高他，但到这一章，偏偏要用子贡来抬高他，是为什么呢？

　　有人说：“是想压抑子贡。因为当时，子贡的名声在颜渊之上，孔子担心子贡骄傲自满，故意压压他的。”名声在颜渊之上，是当时的人造成的，并不是子贡自己要胜过他。实际上子贡自知得怎么样呢？假使颜渊才能在自己之上，自己自然佩服他，就用不着压抑；假使子贡不能自知，孔子即使说了，他将会认为孔子只想压抑自己。由此说来，问与不问，都不能起到压抑或表扬的作用。

　　宰我白天睡觉。孔子说：“腐朽的木头是不能雕刻的，粪土样的墙壁是无法粉刷的，对于宰予这样的人，我还责备他干什么呢？”这是在厌恶宰予白天睡觉。

　　请问：白天睡觉的过错，是小缺点；朽木和粪土，是腐败毁坏得不能再恢复的东西，是大罪恶。用指责大罪恶的话来责备小过错，怎么能服人呢？假使宰予本性不好，像朽木粪土一样，就不该入到孔子的门下，排在四科之列；假使他本性是好的，而孔子厌恶他，也太厌恶得过分了。“对人的不仁行为，痛恨得过分，就会出乱子。”孔子痛恨宰予，可以说过分了！即使是一个很蠢的人犯了轻罪，而司法官吏下令处死他，他一定会感到冤枉、怨恨，怎肯服罪而自责呢？即使宰予很愚蠢，那跟犯轻罪的人想法相同。假使宰予贤明，知道孔子责备他，只要稍微暗示就会自己改正。或是用明白的话使他知道，或是传话责备他，只要用话给点启示他本人就会自觉改正。自觉改正不在话轻话重，而在宰予能改不能改。

　　《春秋》的原则，是对细小的好事都要称赞，对细微的坏事都要指责。

　　现在是用分量很重的话来表扬毫毛大的好事，用分量极重的话来指责纤介小的过错，按照《春秋》的原则，能认为这是对的吗？要是不对，那么宰予就会不接受；不接受，那么孔子的话就白费。圣人说的跟写的应该互相一致，话从口中说出，文章在简策上写着，都发自内心，实质是一样的。孔子写《春秋》，不用重话来指责小过，但他指责宰予时，却用指责罪大恶极的话来指责小过，写的与说的互相矛盾，怎么能服人呢？

　　孔子说：“起初我对于人，是听了他的话，就相信他做的事；今天我对于人，是听了他的话，还要观察他做的事。从宰予身上，我改变了原先对人的态度。”这是孔子从宰予白天睡觉开始，改变了了解人的方法。

　　请问：人白天睡觉，怎么能够就败坏品行呢？品行败坏的人，白天晚上都不睡觉，怎么又能够成为好人呢？凭白天睡觉来观察人的好坏，能符合他的实际情况吗？据考查，宰予在孔子门徒中，在“四科”顺序里，列在子贡之上。如果性情懒惰，不能造就，怎么能达到这地步呢？假使宰我由于白天睡觉能自然达到这地步，那么他的才能更是远远超过其他人！如果他没有成就，就自认为已经满足了，不能自知，只是没有自知之明罢了，并不是品行恶劣。这样，向他说明告诫就行了，用不着为此改变了解人的方法。如果是他自己知道不足，只因疲倦到极点才在白天睡觉，这是由于精神耗尽的缘故。精神耗尽会导致死亡，那岂只是白天睡觉的问题呢！

　　况且评定人的方法，要是他行为可取就不必管他的言语，要是他的言语可取就不必管他的行为。如今宰予虽然没有努力去行动，但有言语方面的成就。凭他言语的成就，即使行为有缺陷，也算有一方面长处。现在孔子从宰予白天睡觉这事开始，不仅要听人说的，还要看人做的，要说的与做的互相一致，才认为是贤人，这是孔子求全责备选择人。那么周公“对人不要求全责备”的道理又运用到哪儿去了呢？

　　子张问孔子：“令尹子文多次做楚国的令尹，没有高兴的样子；多次被罢官，也没有怨恨的样子。每次交接时，总要把自己原来做令尹时的政务，都告诉给新的令尹。这人怎么样？”孔子说：“忠臣！”子张又问：“算得上仁吗？”孔子说：“没有智，怎么算得上仁呢？”这是指子文曾举荐楚子玉接替自己的职位去讨伐宋国，结果用一百辆战车的兵力被打败，而且丧了他的全部人马，不智到这种地步，怎么算得上是仁呢？

　　请问：子文举荐子玉，是不了解人的问题。智与仁，是不相干的。人有不了解人的缺点，怎么会妨害他具有仁的品行呢？五种道德规范，是仁、义、礼、智、信。这五种道德各不相同，不必相互依赖才能具备某种道德，所以有的人智，有的人仁，有的人礼，有的人义。有信的未必智，有智的未必仁，有仁的未必礼，有礼的未必义。子文的智慧在识别子玉上有所不足，这对他的仁有什么损害呢？说他仁，怎么不可以呢？况且，忠就是厚。待人厚道，就是仁。孔子说过：“考察一个人犯的过错，就知道他仁不仁了。”可见，子文是有仁的事实。孔子说忠不是仁，这等于说父母不是双亲，配偶不是夫妻一样。

　　鲁哀公问孔子：“你弟子中谁是最好学的？”孔子回答说：“有个颜回好学，他从不把怒气发泄到别人身上，从不犯同样的过错，不幸短命死了。现在没有这样的人了，再也没有听说有像他这样好学的人了。”

　　颜渊早死的原因，到底是由于什么呢？假使由于生来就短命，就像伯牛得恶疾一样。要是人生下来禀受的命，都该健全美好，现在伯牛得了恶疾，所以说他“没有这样的命”。人生下来都应该承受天赋予的长命，现在颜渊得了短命，也应该说他“没有这样的命”。如果命有长命有短命，那么也该有善命有恶命。说颜渊“短命”，也该说伯牛“恶命”；说伯牛“无命”，也该说颜渊“无命”。一个死了，一个病了，都沉痛地谈到“命”，其实他们禀受的命没有什么差异，而孔子用的言辞却不同，不知道这是什么缘故。

　　鲁哀公问孔子他的弟子中谁最好学，孔子回答：“有颜回最好学，现在则没有了。他不迁怒于人，不犯相同的过错。”为什么要这样回答呢？有人说：“这样可以一并指责鲁哀公性情爱迁怒于人、爱犯相同错误的缘故。这样一来，顺着他的发问就一并给予回答，既顺便指责了鲁哀公的缺点，而又不冒犯他受到他的责罚。

　　请问：季康子也问过孔子他弟子中谁最好学，孔子也以颜渊回答他。季康子也有短处，为什么又不一并以回答来指责季康子呢？季康子不是圣人，操行还有不够的地方。如已有的事例：季康子担忧鲁国盗贼多，孔子回答说：“假使你不贪财，即使奖励盗窃也不会有人来偷。”由此说来，季康子的短处是贪财，那么，孔子不乘机一起指责他，是为什么呢？

　　孔子去见南子，子路不高兴。孔子说：“我如果有卑鄙行为，天塌下来压死我！天塌下来压死我！”南子，就是卫灵公夫人，她聘请孔子，子路不高兴，认为孔子有淫乱行为。孔子辩解说：“我如果干了卑鄙的事，天塌下来压死我！”以极真诚的态度自己发誓，不欺骗子路。

　　请问：孔子自己辩解，怎么能辩解得了呢？假使社会上有人有卑鄙行为，天曾经塌下来压死过他，那才可以引用来发誓，子路听了，才会相信而解除怀疑。直到现在还未曾有过被天塌下来压死的人，就说“天塌下来压死我”，子路肯相信吗？已有的事例是：“雷打死人，水淹死人，火烧死人，墙壁和房屋倒塌压死人。如果说“雷打死我”，“水淹死我，火烧死我”，“墙壁和房屋倒下来压死我”，子路还可能相信。如今引用未曾有过的灾祸，用它来为自己对子路发誓，子路怎么会消除怀疑而相信孔子呢？已有的事例是：碰巧有睡觉做恶梦惊叫死去的人，能说这是被天塌下来压死的吗？考察起来，凡是睡觉做恶梦死去的人，未必都干了卑鄙的事。子路学问即使浅薄，还能知道事情的实际情况。事情不符合实际情况，孔子用它来发誓，子路肯定不会消除怀疑的。

　　孔子称说：“生死有命安排，富贵由天决定。”像这样，人的生死本来有长命的有短命的，而不由操行的好坏来决定。已有的事例是：颜渊早死，孔子说他“短命”。由此知道短命早死的人，未必有邪恶的品行。子路学问即使浅薄，听了孔子的教导，还是晓得生死的真实道理。孔子用“我如果有卑鄙行为，天塌下来压死我”来发誓，难道不怕被子路反问：“夫子你的命不该死，天怎么会塌下来压死你呢？”像这样，用“天塌下来压死我”来对子路发誓，始终是不会被子路相信的。不被子路相信，那么孔子自我辩解，也始终不能消除子路的怀疑。

　　《尚书·益稷》说：“不要像丹朱那样傲慢，只喜欢游手好闲。”这是说舜告诫禹不要溺爱没出息的儿子。舜尊重天命，担心禹偏爱自己的儿子，所以引用丹朱的事来告诫他。禹说：“我娶妻的那个时候，才过了辛、壬、癸、甲四天就离开了，从启呱呱落地起，我就没有溺爱过他。”这是禹陈述自己做过的事，想根据过去推论将来，用现在出现的事来推断尚未发生的事，以此来证明自己不敢偏爱没出息的儿子，但他不说：“如果我偏爱儿子天就塌下来压死我”，因为他知道一般人喜欢用天来发誓，孔子被子路怀疑，他不用过去的事来证明自己不会干卑鄙的事，而说：“天塌下来压死我”，这跟庸俗的人为解脱嫌疑，而指天发誓、赌咒，有什么两样呢？

　　孔子说：“凤凰不飞来，黄河中没有图出现，我的一生已经完了！”这是孔子自己悲伤没有当王。他认为自己当了王，能使天下太平；天下太平，那么凤凰就会飞来，黄河中就会有图出现。如今没有能当上王，所以吉祥的征兆不出现，自己感到悲痛伤感，因此说“我的一生已经完了”！

　　请问：凤凰飞来、河图出现，究竟根据什么来的呢？如果根据帝王开始兴起的时候，那么凤鸟、河图都未必出现；如果根据天下太平，使天下太平的帝王，又未必总能招来凤凰和河图。五帝三王都曾使得天下太平，但考察他们的吉兆，并不都以凤凰作为必然的祥瑞。既然对于天下太平，凤凰不是必然的吉兆，孔子是圣人，总想着不是必然出现的事情而自我感伤，这终究不会应验的。

　　有人说：“孔子不是自己感伤没有能当帝王，而是感伤当时没有圣明的帝王，所以自己不被重用。凤凰、河图是圣明帝王的祥瑞。祥瑞不出现，说明当时没有圣明帝王；圣明帝王不存在，自己就不能被重用。”说到招致瑞应，它是用什么招来的呢？如果是靠任用贤能的人，使统治稳定，功业告成。那么统治稳定，功业告成，瑞应就该出现了。瑞应出现之后，也就不再需要孔子了。孔子盼望的，怎么本末倒置呢！不考虑根本问题，而盼望那些旁枝末节，不看那些君主英不英明，却去说那些凤凰、河图出不出现。即使出现了圣明帝王，由于国家统治有不稳定的时候，凤凰、河图也有可能不出现，因此以祥瑞的出现来证明圣明帝王的出现，必然会出错。汉文帝可以说是圣明了，但察看一下《史记·孝文本纪》，也没有出现过凤鸟跟河图的记载。假使孔子生在汉文帝的时代，大概还会说：“我的一生已经完了！”

　　孔子想到九夷地方去居住，有人说：“那儿太落后，怎么办？”孔子说：“君子住在那儿，怎么会落后呢？”孔子恨他的政治主张在中原各国行不通，感到怨恨不得志，所以想去九夷地方。有人责难他说：“少数民族地区落后，没有礼义，怎么办？”孔子说：“君子住在那儿，怎么会落后呢？”这是说住在那儿用“君子之道”教导他们，怎么会落后呢？

　　请问：孔子想去九夷地方，是怎样引起来的？是他的政治主张在中原各国行不通引起的，所以他想去九夷地方。试想在中原各国尚且行不通，怎么能在少数民族地区行得通呢？”少数民族有君主，还不如中原地区还没有君主。”这是说少数民族难得治理，中原地区容易治理。在容易治理的地方尚且行不通，在难得治理的地方能行得通吗？况且孔子说“作为君子住在那儿，怎么会落后呢？”这话，是在说以“君子之道”进行修养使自己能安身呢？还是在说用“君子之道”去教化他们呢？如果是以“君子之道”进行修养随便使自己能安下身来，那么在中原各国也可以，何必要去少数民族地区呢？如果用“君子之道”去教化他们，而少数民族怎么能教化得了呢？禹到裸国去，要脱掉衣服进去，出来后再穿衣服，这是因为要穿衣服的规定在少数民族地区行不通。禹尚且不能教化裸国人穿衣服，孔子又怎么能让东部少数民族成为君子呢？或许孔子本来不想去，是恨他的政治主张行不通，一时激动说出这样的话。或许是有人责难孔子，孔子也知道那儿落后，然而还要说“怎么会落后”，是想坚持已经说过的话，拒绝别人的劝告。

　　孔子实际不想去，一时心情激动说出来的，是句假话。“君子说话不该这样随便。”如果明知那儿落后，还要勉强想自己坚持已说过的话，这就正和子路回答孔子关于子羔的事一样。“子路让子羔做郈的地方长官，孔子说：‘简直是在害别人的子弟。’子路说：‘那里有政权机构，有老百姓，（可以练习政事）为什么一定要读书，然后才算学习呢？’孔子说：‘所以我讨厌那些强词夺理的人！’”这是子路知道自己不对，勉强回答以自圆其说，所以孔子讨厌他，把他比做那些强词夺理的人。孔子也明知自己不对，还勉强回答别人的责难。这样孔子和子路都成了强词夺理的人了。

　　孔子说：“端木赐没有禀受天命而做买卖，猜测行情却往往猜中。”什么叫：“没有禀受天命”呢？有人解释说：“就是没有禀受应该发财致富的命，而自己靠本领和智慧，多次猜中了物价涨落的时机。”

　　人富贵在于天命呢？还是在于人的智慧呢？如果在于天命，那么靠本领和智慧寻求它是得不到的；如果在人的智慧，那么孔子为什么要说“生死有命安排，富贵由天决定”呢？说发财致富不禀受天命而是凭自己用本领和智慧得到它，那么做官发达也可以不禀受天命而凭自己努力奋斗得到了。世上没有不禀受贵命而靠自己努力能当官发达的，因而也可以知道世上没有不禀受富命而靠自己本领和智慧能发财致富的。已有的事例是：孔子没有做官发达，就周游列国接受聘请，到处游说诸侯，智慧用尽，计谋不行，只得返回鲁国删定《诗经》、《尚书》，由于感到绝望，所以说“一辈子已经完了”。孔子自己知道没有贵命，而去周游列国也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孔子知道自己没有禀受贵命，于是周游列国寻求当官却得不到，但是说瑞木赐没有禀受富命却凭自己本领和智慧能发财致富，孔子说的和做的互相违背，不晓得是什么缘故。

　　“有人说：“孔子是想指责子贡的短处，因为子贡不喜欢道德修养，而只喜欢做买卖，所以指责他的短处，想叫他辞穷信服而改变他的行为。”其实，孔子每日指责子贡的短处，可以直说“端木赐不喜欢道德修养而喜欢做买卖”，为什么一定要提出“不禀受天命”的话，来跟他以前说过的“富贵由天来决定”的话相矛盾呢？

　　颜渊死了，孔子说：“唉！老天要我的命啊！”这是说人要兴起，天会给他得力的辅佐；人要衰败，天会夺去他亲近的人。孔子有四个得力的学生，想靠他们兴起作一番事业。颜渊早死，所以孔子说“天要我的命啊！”

　　请问：颜渊的死，是孔子命定不能当帝王，天夺去了他的命呢，还是他不幸短命自己死去的呢？如果是不幸短命，那不得不死，孔子即是当了帝王，还是不得活。辅佐对于君主，就像拐杖扶持病人一样。人有了疾病，必须扶拐杖才能走路；如果砍的拐杖本来就短，能说是天让病人不能走路吗？要是病人能起来走路，本来短的拐杖能使它变长吗？看来，颜渊的短命，就像拐杖短了尺寸一样。

　　孔子说：“天要我的命”，是因为颜渊特别贤能。考查一下，贤能的人在世上，不一定是帝王的辅佐。贤能的人不一定成为帝王的辅佐，就像圣人不一定禀受天命成为帝王一样。当帝王有不是贤圣的，作辅佐有不是贤能的。为什么呢？因为人的禄命、骨相，跟人的才能不是一回事。由此说来，颜渊活着未必是孔子很得力的助手，他死了也未必对孔子有损失，孔子却说：“天要我的命”，这话的根据又是什么呢？

　　况且，上天不让孔子作帝王，它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呢？是在最初禀受生命和禄命的时候就不让他当帝王呢，还是决定让他当帝王而又中途翻悔了呢？如果原来就不让他当帝王，颜渊死了，有什么损失呢？如果原来让他当帝王，又中途翻悔，这是说当帝王没有骨相，本来可以由天来随便更改的。再说，天原来见到他什么长处而决定让他当帝王呢？以后又听到了他什么短处而中途翻悔不授命于他了呢？看来，孔子关于天很神灵的议论，是荒谬而无法弄清楚的。

　　孔子去卫国，遇见从前住过的旅馆为办事的人办丧事，就进去哭他。出来后，让子贡解下一匹骖马来给他作丧礼。子贡说：“在弟子的丧事中，你从没有解下骖马作丧礼的，而在为从前住过的旅馆中的办事人举丧中却解下骖马来作丧礼，不是太重了吗？”孔子说：“我刚才进去哭他，刚好心理难过就流出了眼泪。我埋怨自己只流眼泪而没有相应的表示，小子你就这样办吧。”孔子所以卸骖马用来作过去旅馆办事人的丧礼，是因为埋怨自己只流露感情而不配合送礼。配合感情要赠送礼物，动了感情，礼物就要随着送去。礼物与感情要相称，君子都是这样做的。

　　颜渊死了，孔子哭得非常悲痛。弟子们说：“老师太悲伤了。”孔子说：“我不为这样的人悲痛还为谁悲痛呢？”恸，是悲痛到极点的意思。孔子哭颜渊非常悲痛，与一般弟子有区别，显得哀痛极深。颜渊死了，有棺无椁，颜路请孔子卖掉车来为颜渊买椁，孔子不给，认为当大夫的出门不可步行。吊唁以前旅馆的办事人，要卸下骖马作丧礼，不然会埋怨自己光流泪而没有相应的表示；哭颜渊如此悲痛，请求卖掉车给颜渊买椁却不给，这样即使很悲痛也没有丧礼相配合。难道流泪和悲痛有区别，用马与车作丧礼有不同吗？对于那从前旅馆的办事人就要丧礼与感情相称，而对于这颜渊就可以丧礼与感情不符，真不知道孔子对丧礼的做法是什么意思。

　　孔子说：“鲤死了，也有棺无椁，我不能卖掉车步行出门来为他买椁。”孔子对鲤的恩情比颜渊深厚，鲤死了没有椁，是因为当大夫的礼仪不能步行出门。鲤，是孔子的儿子；颜渊，是异姓的人。儿子死了尚且不按丧礼行事，何况他姓的人能按丧礼行事吗？

　　有人说：“这大概是孔子按实际情况施恩的证明。”孔子对从前旅馆的办事人丧礼与感情相称，对自己的儿子丧葬与感情不相称，这难道因为从前是士，后来做了大夫吗？如果从前是士，士坐二匹马的车；如果做了大夫，大夫坐三匹马的车。大夫不能弃车步行，为什么不卖掉两匹马来买椁，改坐那一匹马的车呢？为士的时候坐二匹马的车，可以解下一匹马来作从前旅馆办事人的丧礼，如今也何不卖掉二匹马买椁来以便跟感情相称，而坐一匹马的车解决步行问题呢？孔子不解下一匹马来作从前旅馆办事人的丧礼，不一定违反礼制；埋葬自己儿子有棺无椁，却破坏了礼制。孔子看重要与从前旅馆办事人的恩情相称，但却随便破坏埋葬自己儿子的礼制，这是对外人符合礼制，而对亲生儿子违背礼制。那么孔子不肯卖车来为鲤买椁，又怎么能解释自己贪恋官位害怕出门没有车子呢？孔子自己说过：“君子宁可牺牲生命来成全仁义”，怎么会难于放弃大夫地位来成全礼制呢？

　　子贡问治理国家的办法。孔子说：“使粮食充足，使军备充足，取得老百姓的信任。”子贡说：“如果迫不得已要去掉一个，在这三者中该先去掉谁呢？”孔子说：“去掉军备。”子贡说：“要是迫不得已还要去掉一个，在这二者中该先去掉谁呢？”孔子说：“去掉粮食。自古以来人都要死，而没有老百姓的信任，国家就站不住脚。”可见，取得老百姓的信任是最重要的。

　　请问：假使治理国家没有粮食，老百姓饥饿，就会抛弃礼义。礼义被抛弃，信任怎么建立呢？传书上说：“粮仓充实了，老百姓才知道礼节；衣食丰足了，老百姓才懂得荣辱。”礼让从富裕产生，争夺从贫因而来。如今说“去掉粮食”，那么信任怎么建立呢？春秋的时候，交战各国发生饥荒，人们相互交换孩子来吃，劈开死人骨头来烧火，这是由于肚子饥饿没有吃的，无空来顾及什么恩义。父子的恩情，是最可靠的，由于饥饿这种信任被迫抛弃，用孩子来作为粮食。孔子教子贡放弃粮食保存信任，怎么行呢？放弃信任保存粮食，虽然不想得到信任，但信任会自然建立；放弃粮食保全信任，虽然想取得信任，但信任却无法建立。

　　孔子去卫国，冉求给他赶车。孔子说：“卫国人真多啊！”冉求问：“人已经很多了，还该做些什么呢？”孔子回答：“让他们富裕起来。”冉求又问：“他们已经富裕了，还该做些什么呢？”孔子回答：“教育他们”。孔子告诉冉求先富裕起来而后教育老百姓，教导子贡是先抛弃粮食来保全信任。粮食和富裕有什么分别？信任与教育有什么不同？对两个学生的教导不一样，所倡导的内容也不同，孔子治理国家，其政治主张是根据什么来定的呢？

　　蘧伯玉派人去问候孔子。孔子说：“他老先生在干什么？”使者回答说：“他老先生想减少自己的过错但还没有做到。”使者告辞出去，孔子说：“有这样的使者！有这样的使者！”这是在责备使者。解释《论语》的人说：“孔子责备他，是责备使者代替主人表示谦虚。”

　　孔子问使者说“他老先生在干什么”，问的是在政治上的所作所为，不是问他的操行。按照孔子的问话，使者应该回答说“他老先生在干某件事，治理某项政务”，如今使者反而说“他想减少自己过错还没有做到”。那么，人们是凭什么知道使者回答得不符合孔子问话的原意，而孔子在责备他呢？再说，究竟孔子凭什么要责备使者呢？是责备他代替主人表示谦虚呢，还是责备他的回答不符合问话的原意呢？孔子所责备的总还要有一个具体的东西，不说清楚他的过错，而只说“有这样的的使者，有这样的的使者”，这就使后人疑惑不解，不知道使者犯错误的原因。韩非子说：“书写得太简略就会使学生们发生争辩。”孔子说“使乎”，是何等的简略啊！

　　有人说：“按照《春秋》的原则，要替贤者隐瞒缺点。蘧伯玉是个贤者，所以孔子要替他的使者隐瞒缺点。”要想了解那个人的儿子，就看他所交的朋友；要想了解那个君主，就看他所派的使者。蘧伯玉不贤，所以派的使者会有过错。《春秋》的原则，要替贤者隐瞒缺点，也批评其极细微的过失。现在不责备而采取隐瞒的态度，那么“要批评极细微的过失”的原则应用在哪里呢？假使孔子要替伯玉隐瞒缺点，应该沉默，但却高声说“有这样的使者，有这样的使者”。这样当时的人就都知道孔子在责备他了。像这样说话，对替别人隐瞒缺点有什么好处呢？

　　佛肸招聘孔子，孔子想去。子路不高兴，说：“过去我听老师说：‘亲身做过坏事的人，君子是不去他那里的。’佛肸占据中牟反叛赵简子，你还要去，这是为什么呢？”孔子说：“不错，我说过这话！但不是也说过坚硬的东西磨也磨不薄，洁白的东西染也染不黑吗？我难道是个匏瓜吗？怎么能挂着不吃东西呢？”

　　子路引用孔子过去说过的话来责怪孔子。从前孔子说这话，是想让学生效法实行。子路引用它来规劝，孔子是懂得的，但不说以前的话是开玩笑，或者说它不对不能实行，而是说“有这话”，确实有，应当实行。“不是说过坚硬的东西磨也磨不薄，洁白的东西染也染不黑吗？”孔子说这话，能解答子路的责难吗？要为“亲身做坏事的人，君子不去他那里”这句话辩解，就应该说“佛肸没有做坏事，还是能去的”，而却说“坚硬的东西，磨也磨不薄；洁白的东西，染也染不黑”。按照孔子的说法，有“坚硬”、“洁白”操行的人是可以去的，那么“君子”的操行是软弱而容易受污染的吗？不然，凭什么唯独“君子”不能去呢！

　　孔子不喝盗泉水，曾子不进胜母巷，是为了避开邪恶，远离污秽，由于这两个名字取得不合礼义，怕因此玷污了自己的名声。盗泉、胜母只有空名，孔子、曾子就以它为耻；佛肸有罪恶事实，而孔子却想去他那里。不喝盗泉水是对的，那么想见佛肸就不对了。孔子说过“不合道义得来的富贵，对于我像浮云一样。”现在却要违背道义去享受篡权叛乱者的俸禄，难道是所谓：“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句话说错了吗？或许是孔子随机应变想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呢？即使是随机应变想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子路责难他，就应该说“为了推行政治主张”，而不该说“为了食俸禄”。只有随机应变来推行政治主张，而没有随机应变来找饭吃的。“我难道是匏瓜！怎么能挂着不吃饭呢？”孔子用匏瓜自比，是说人应当做官食俸禄。说“我不是匏瓜，不能挂着不吃饭”，这是反驳子路的。其实，孔子这话，并不能解答子路的责难。子路责难孔子，哪里是说孔子不该做官呢？是说应该选择好的国家去做官。孔子自比匏瓜，是想到哪里找饭吃呢？再说，孔子这话，是何等卑鄙！怎么能说他自己做官是为了找饭吃呢？君子是不该说这种话的。匏瓜挂着不吃饭，也跟人闲着不做官一样。反驳子路可以说：“我难道是匏瓜，要挂着不做官？”现在却说“挂着不吃饭”，那么孔子做官，不是为了推行政治主张，而只是为了找饭吃。人做官，主要是贪图俸禄，按礼义的话来说，是为了推行政治主张。就像人娶妻，主要是为了情欲，照礼义的说法，是为了供养双亲。做官直说是为了吃饭，娶妻能直说是为了情欲吗？孔子的话，说出了实情，没有模棱两可的意思，不借用礼义的名义来掩饰，这是个庸俗的人，而不个君子。儒者说孔子周游列国想接受聘请没有成功，担心自己的政治主张不能推行，这违背了孔子的真情实意。

　　公山弗扰在费邑反叛季氏，招聘孔子，孔子想去。子路说：“没有去的地方算了，何必去公山氏那里。”孔子说：“招聘我去，难道是平白无故的吗？如果用我，我要在东方推行周朝的政治！”在东方推行周朝的政治，就是想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公山、佛肸都是叛乱的人，在公山那里想推行政治主张，在佛肸那里只想找饭吃，孔子的话没有一定准则。说话没有一定准则，那么行为就会没有固定的目标。孔子周游列国不被重用，难道不是有原因的吗？

　　阳货想见孔子，孔子不见；想喊孔子做官，孔子不做，何等清高啊！公山、佛肸招聘孔子，孔子却想去，又何等污浊啊！公山弗扰和阳虎一起背叛季孙氏，囚禁了季桓子，两人罪恶一样，召请孔子的礼节相同，孔子只见公山，不见阳虎，难道公山还能合作，阳虎不能吗？那么子路反对公山的招聘，孔子就应该用公山比佛肸强，不太坏，来作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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