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衡·卷三·本性篇》

　　情性，是治理人的根本，礼乐制度就是由此制定出来的。特意分析了情性发展到极端的后果，然后用礼来作为防范，用乐来作为节制。性有卑谦辞让，所以制礼以便适合其亲善；情有好恶喜怒哀乐，所以作乐以便得到严肃的表达。制礼作乐的根据，是人的情和性。过去的儒生，写文章，没有不论说的，却没有一个能作出正确的结论。

　　周朝人世硕认为人的本性中有善的有恶的两方面，取人的善良本性，通过培养、引导，好的品行就会滋长起来；取人的恶劣本性，加以培养、引导，那坏的品行就会发展下去。像这样，原来情性就会各有善恶，而是善是恶，在于培养的方向。所以世硕作《养性书》一篇。虙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这些人，也论述过情性，与世硕相互有出入，但都说人的情性中有善恶两个方面。

　　孟子作《性善》篇，认为人的本性都是善良的，至于他们不好的东西，是受了外界事物的不良影响。说人由天地所生，都禀受了善良的本性，长大以后与外界事物接触，放纵自己，胡作非为，恶劣品质日渐滋长。像孟子说的，人幼小的时候，没有不善良的。但微子说：“我过去评论孩子时说过，纣王没有一般孩子好。”因为纣王做孩子的时候，微子就看出了他不良的本性。其禀性恶劣，不如一般人，长大之后为非作歹，并没有改变原来的禀性，所以他这样说。羊舌食我刚生的时候，祖母叔姬去看他，刚走到堂屋，听见他啼哭的声音就往回走，说：“他啼哭的声音，像豺狼号叫。狼子野心，不认六亲，只有这个孩子，才会灭我羊舌氏族。”始终不肯去看他。等他长大以后，祁胜作乱，羊舌食我参与其中。国人杀了羊舌食我，羊舌氏因此灭亡。纣王的恶劣品质，表现在孩子的时候；羊舌食我参与作乱，显现在刚生时啼哭的声音。孩子刚生下来，还没有与外界事物接触，谁会叫他胡来？丹朱在尧的宫里出生，商均在舜屋里出生。尧、舜的时候，挨家挨户都有品德高尚可以受封的人，所被接触到的人，肯定大多是善良的百姓。尧舜二帝的身旁，肯定大多是贤能的大臣。然而丹朱傲慢，商均暴虐，都失去了帝位，历代成为人们的教训。再说孟子是根据对方的瞳人来观察人的好坏，心地清明眼珠就明亮，心地混浊眼珠就昏乱。人生下来眼睛总有昏乱与明亮，这种昏乱与明亮是从上天禀受来的，是承受了不同的气形成的，并不是幼小的时候明亮，长大之后与人接触，才变得昏乱的。生性原本自然就如此，它的善恶是由承受的气的性质决定的。孟子说的人情天性，并不符合实际情况。然而人天性善良的说法，也有一定依据。一岁的婴儿，没有你争我夺的心，长大之后，有的逐渐浸染了自私与情欲，于是放纵胡为，由此而产生。

　　告子跟孟子同一个时代，他评论人性没有善恶的区分，就像湍流着的水，挖个缺口使它向东就向东流，挖个缺口使它向西就向西流。水本来没有向东流向西流的区分，就像人性没有善恶区分一样。告子的话，是说人性与水相同。假使人性像水，可以用水来比喻人性，那就像金成为金是因为它本性是金，木成为木是由于它本性是木一样，人善是由于禀性是善的，人恶也是由于禀性是恶的。开始在娘胎中禀受天然之气形成的本性，接受的是单纯的资质，所以生下来就有征兆呈现，是善是恶可以明察。对于善恶无法区分，而可以改变的，称为平常人。他们不善不恶，要等待教育才能成为性善的人。所以孔子说：“具有中等以上智力的人，可以告诉他们高深的道理；中等以下智力的人，不能够告诉他们高深的道理。”告子用决水来比喻人性，仅仅说的是平常人，并不指最善与最恶的。孔子说：“人性本来是相近的，只因受不同习气的影响，才彼此相差很远。”这样看来，平常人的人性，在于习气了。习气好就成为好人，习气坏就成为坏人。至于最善最恶的，那就不再决定于习气。所以孔子说：“只有上等聪明的人与下等愚蠢的人才不可能改变。”人性有善与不善，即使圣贤教化，它也不会再改变。孔子是道德的鼻祖，在所有人中是最卓越的，都说“只有上等聪明的人与下等愚蠢的人才不会改变”，所以知道告子的话，不够真实。不过，告子的话，也有缘由。《诗经·鄘风·干旄》上说：“那个美好的人啊，用什么帮助他？”其注释说：“比喻像白色的丝，用青色的染料去染它就成为青色，用红色的染料去染它就成为红色。”挖个决口让水向东流或向西流，就像染丝使它成为青色或红色。丹朱，商均应该已被尧、舜浸染改变了，然而丹朱却很傲慢、商均却很暴虐，可见最恶劣的本性，是不会接受像白丝被染成青色或红色那样改变的。

　　荀子又责难孟子，作《性恶》篇，认为“人性本来是恶的，其好的品行是人为的结果。”性恶，是认为人刚生下来都具备有恶劣的本性；人为，是指长大之后，努力使自己行为善良。像荀子说的，那人幼小的时候就不会有善良行为。后稷做孩子的时候，以种植当作戏耍；孔子刚会走路的时候，以陈设俎豆当做游戏。石头一产生就坚硬，兰草刚发芽就清香。人刚生下来已禀承善良之气，长大以后就成为善人。所以种植的戏耍，使稷成了尧时掌管农业的司马；陈设俎豆的游戏，使孔子成了东周时的圣贤之师。由于禀承了石头兰草的本性，所以有坚硬清香的应验。这样看来，荀子的话，不能成为事实。然而性恶的说法，也有一定的缘由。一岁的小孩，没有推让的心。看见食物，哭叫着想吃它；看见好玩的，哭叫着想玩它。长大以后，就会克制感情，去掉私欲，努力磨炼成为善良的人。刘子政指责说：“像这样，那天就没有正常的气，而是有阴无阳，有恶无善，根本不相应，照这样，人表现出来的善良，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陆贾说：“天地给人生命，就赋予了礼义的本性。人能够明察到自己是从天地那里接受到的礼义之性，就能顺应它。能顺应它，就叫做道。”陆贾的话是说人生下来就有礼义之性，人也能明察到自己是从天地那里接受的礼义之性。性善的人，不等待明察就能自然从善；性恶的人，虽然也能明察到它，但仍然违背了礼义。礼义来自于人的善性，不是靠人为得到的。所以贪婪的人会夸夸其谈地讲廉洁，作乱的人能头头是道地说治理。盗跖会指责别人偷窃，庄跷会斥责别人贪得无厌，他们都清楚地能明察到自己从天地得到的礼义之性，嘴里会谈论圣贤的道理，却因本性不好，自己不能实行，这对于从善有什么好处呢？可见，陆贾的话，并不那么真实。

　　董仲舒看了荀子和孟子的书，兴起情性的说法，说：“天的常道，是有阴有阳；人的常道，是有情有性。人性生于阳，人情生于阴。阴气卑劣，阳气仁义。说人性善的，只看见它阳的一面；说人性恶的，又只看见它阴的一面。”照董仲舒的说法，认为孟子只见到它阳的一面，荀子只见到它阴的一面。分析他们二家各有所见，是对的；而不分析人的情性有善有恶，是不对的。人的情性同时生于阴阳，虽生于阴阳，但有厚有薄。玉产生于石，有纯的有不纯的，人情性生于阴阳，哪能都是纯的善的？董仲舒的话，并不那么真实。

　　刘子政说：“人性，生下来就是这个样子，在身体里面存在，而不表露出来。人情，是与外界事物接触而形成的，在身体外面表现出来。在外表露的则称之为阳，不表露的则称之为阴。”刘子政的话，认为人性是在身体里却不显露出来。人情与外界事物接触，在身体外表现出来，所以称之为阳；人性不表露，不与外界事物接触，所以称之为阴。照刘子政的说法，就称人情为阳，称人性为阴。这是没有依据情性产生的根源来谈论产生的起源，而只是用外露或不外露把情性说成是阴的阳的。一定要把外露叫做阳，人性也与外界事物接触，在急迫情况下离不开它，在颠沛情况下也离不开它。怜悯而不残忍，是人禀承“仁气”的表现。卑谦辞让，是人性的表露。由于有外界事物与它接触，所以怜悯、卑谦，在身体外部表现出来。说人性在身体里存在不与外界事物接触，恐怕不是事实。不论说人性的善与恶，而仅仅议论它存在于体外还是体内，叫做阳还是叫做阴，从道理上难以弄清楚。而且顺从刘子政的说法，把人性叫做阴，人情叫做阳，那么人禀承自然之气所形成的本性，究竟还有没有善恶呢？

　　从孟子以下到刘子政，都是学识渊博的大儒，听见的看见的多得很，然而论说人的情性，竟然没有判断对。只有世硕、公孙尼子这些人，讲得稍微接近于正确。由此说来，事情容易知道，但是道理却难得说清。内容丰富的文章和书籍，像盛开的花朵那样茂盛；有趣流畅的言谈，如饴糖蜂蜜那样甘甜，但不见得符合事实。事实上人性有善有恶，就像人的才能有高有低一样。高超的不能说它低下，低下的也不能说它高超。认为人性没有善恶，就是认为人的才能没有高低一样。禀受自然之气形成的命与性，实际上是一样的。命有贵与贱之分，性有善与恶之别。认为人性没有善与恶，就是认为人命没有贵与贱。

　　中国田土的性质，好坏不均匀，所以土色有黄、红、黑的区别，土质有上、中、下的差别。水源不同，所以有清的水流，有浊的水流，有流往东西南北的不同趋向。人禀受天地之性，心存仁、义、礼、智、信“五常”之气，有人仁有人义，是天生的道义不同；遇事动作机灵与呆板，有人严重有人轻微，是天生判断力不同；人脸上的颜色有人白有人黑，人的身体有人高有人矮，到人老最后死去都不会改变，这是因为天性如此。人们都只知道水、土、物、器的形状与性质不同，却不懂得人性的善恶是由于禀受的气有所不同。我因此认为孟子说人性是善的，是指中等才智以上的人；荀子说人性是恶的，是指中等才智以下的人；扬雄说人性是善恶兼有的，是指具有中等才智的平常人。如果为了让人们的行为与经书、道义相符合，那么以上关于人性的说法都可以用作施行教化的依据。但从充分阐明人性的道理来评论，那是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