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典·卷十七》

　　选举五

　　杂议论中

　　大唐贞观八年三月，诏进士读一部经史。二十二年九月，考功员外郎王师明知贡举，时冀州进士张昌龄、王公理并有俊才，声振京邑，而师明考其文策全下，举朝不知所以。及奏等第，太宗怪无昌龄等名，因召师明问之，对曰：“此辈诚有词华，然其体轻薄，文章浮艳，必不成令器。臣若擢之，恐后生相仿傚，有变陛下风雅。”帝以为名言，后并如其言。其年，马周上书曰：“自古郡守、县令，皆妙选贤德，欲有擢升，必先试以临人，或从二千石入为丞相。今朝廷独重内官，县令、刺史，颇轻其选，刺史多是武夫、勋人，或京官不能职，方始外出；而折冲、果毅之内，身材强壮者，先入为中郎将，其次始补州任。边远之处，用人更轻，其才堪宰莅，以德行见擢者，十不能一。所以百姓未安，殆由於此。”

　　高宗显庆初，黄门侍郎刘祥道以选举渐弊，陈奏。其一曰：

　　吏部比来取人，伤多且滥：每年入流数过千四百人，是伤多；（永徽五年，一千四百三十人；六年，一千十八人；显庆元年，一千四百五十人。）不简杂色人即注官，是伤滥。（杂色解文：三卫、内外行署、内外番官、亲事、帐内、品子任杂掌、伎术、直司、书手、兵部品子、兵部散官、勋官、记室及功曹、参军、检校官、屯副、驿长、校尉、牧长。）经学时务等比杂色，三分不居其一。经明行修之士犹罕有正人，多取胥徒之流，岂可皆求德行。即知天下共釐百姓之务者，善人少而恶人多。为国以来四十馀载，尚未刑措，岂不由此！且官人非材者，本因用人之源滥；滥源之所起，复由入流人失於简择。今行署等劳满，唯曹司试判，不简善恶，雷同注官。但服膺先王之道者，奏第然始付选；趋走几案之间者，不简便加禄秩。稽古之业虽信难成，斗筲之材伤於易进。其杂色应入流人，请令曹司试判讫，简为四等奏闻。（量有材用，兼有景行者为第一等；身品强壮，及第八上，并兵部所送人不沾第一等，及准例合送兵部者，为第二等；馀量简为第三、第四等。）第一等付吏部，第二等付兵部，第三等付主爵，第四等付司勋，并准例处分。其行署等私犯下第公坐下下，虽经赦降，情状可责者，亦量配三司，不经赦降者，放还本贯。冀入流不滥，官皆得人，非材不取，不至冗杂；且令胥徒之辈知有铨择，虽复素非廉谨，必将渐自饬励。

　　其二曰：

　　古之选者，为官择人，不闻择人多而官员少。今之选者亦择人，但择之无准约。官员有数，入流无限，以有数供无限，人随岁积，岂得不賸。谨准约所须人，量支年别入流数：今内外文武官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一万三千四百六十五员，略举大数，当一万四千人。人之赋命，自有修促。弱冠而从宦，悬车而致仕，五十年食禄者，罕见其人。壮室而仕，耳顺而退，取其中数，不过支三十年。此则一万四千人，三十年而略尽。若年别入流者五百人，经三十年便得一万五千人，定须者一万三千四百六十五人，足充所须之数。况三十年之外，在官者犹多，此便足有賸人，不虑其少。今每年入流者遂至一千四百馀人，应须五百数外，常賸一倍以上。又比来放还者，见停亦千馀人，更复年别新加，实非搜扬之法。

　　其三曰：

　　杂色人请与明经、进士通充入流之数，以三分论，每二分取明经、进士，一分取杂色人。

　　其四曰：

　　儒为教化之本，学者之宗，儒教不兴，风俗将替。今庠序遍於四海，儒生溢於三学，劝诱之方，理实为备，而奖进之道，事或未周。但永徽以来，於今八载，在官者以善政粗闻，论事者以一言可采，莫不光被纶旨，超升不次。而儒生未闻恩及，臣故以为奖进之道未周。

　　其五曰：

　　国家富有四海，於今已四十年，百姓官寮未有秀才之举。未知今人之不如昔，将荐贤之道未至？岂使方称多士，遂阙斯人。请六品以下，爰及山谷，特降纶言，更审搜访，仍量为条例，稍加优奖。不然，赫赫之辰，斯举遂绝，一代盛事，实为朝廷惜之。

　　其六曰：

　　唐虞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两汉用人，亦久居其职，所以因官命氏，有仓、庾之姓。魏晋以来，事无可纪。今之在任，四考即迁。官人知将秩满，岂无去就；百姓见官人迁代，必怀苟且。以去就之人，临苟且百姓，责其移风易俗，必无得理。请四考，依选法就任所加阶，至八考满，然后听选。（岭南及瘴疠之所，四考不得替者，不在此限例。若计至五品，及有中上以上私犯，中下公坐，下上以下考者，四考满，依旧置替，得替人依式听选。）还淳反朴，虽未敢期；送故迎新，实减其劳扰。

　　其七曰：

　　尚书省二十四司及门下、中书主事等，比来选补，皆取旧任流外有刀笔之人。欲参用经学时务之流，皆以俦类为耻。前后相承，遂成故事。但禁省崇峻，王言秘密，尚书政本，人物攸归，而多用胥徒之人，恐未尽铨衡之理。请降进止，稍清其选。

　　奉敕付所司，集群官详议。议者多难於改作，事竟不行。

　　三年七月，上谓宰臣曰：“四海之广，唯在得贤。卿等用人，多作形迹，护避亲知，不得尽意，甚为不取。昔祁奚举子，古人以为美谈。即使卿等儿侄有才，亦须依例进奉。”

　　乾封二年八月，上引侍臣，责以不进贤良，宰相李安期进曰：“臣闻圣帝明王，莫不劳於求贤，逸於任使。且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况天下至广，岂无英彦？但比来公卿有所荐引，即遭嚣谤，以为朋党，沉屈者未申，而在位者已损，所以人思苟免，竞为缄默。若陛下虚己招纳，务於搜访，不忌亲雠，唯能是用，谗毁不入，谁不竭诚？此皆事由陛下，非臣等所能致也。”上深然之。

　　上元元年，刘峣上疏曰：“国家以礼部为考秀之门，考文章於甲乙，故天下响应，驱驰於才艺，不务於德行。夫德行者可以化人成俗，才艺者可以约法立名，故有朝登甲科而夕陷刑辟，制法守度使之然也。陛下焉得不改而张之！至如日诵万言，何关理体；文成七步，未足化人。昔子张学干禄，仲尼曰：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又曰：行有馀力，则以学文。今舍其本而循其末。况古之作文，必谐风雅，今之末学，不近典谟，劳心於卉木之间，极笔於烟云之际，以此成俗，斯大谬也。昔之采诗，以观风俗，咏卷耳则忠臣喜，诵蓼莪而孝子悲，温良敦厚，诗教也。岂主於淫文哉！夫人之爱名，如水之务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陛下若以德行为先，才艺为末，必敦德励行，以伫甲科，丰舒俊才，没而不齿，陈寔长者，拔而用之，则多士雷奔，四方风动。风动於下，圣理於上，岂有不变者欤！”

　　武太后临朝，垂拱中，纳言魏玄同以为吏部选举未尽得人之术，上疏曰：

　　昔之列国，今之州县，士无常君，人有定主，自求臣佐，各选英贤，大臣乃命於王朝耳。秦并天下，罢侯置守。汉氏因之，有沿有革：诸侯得自置吏四百石以下，其傅相大官则汉为置之；州郡掾史、督邮、从事，悉任之於牧守。爰自魏晋，始归吏部，递相因循，以迄於今。以刀笔求才，以簿书察行，法之弊久矣。

　　盖君子重因循而惮改作，有不得已者，亦当运独见之明，定卓然之议。如今选司所行者，非上皇之令典，乃近代之权道，所宜迁革，实为至要。何以言之？夫尺丈之量，所及不永；锺庾之器，所积不多。非其所及，焉能度之；非其所受，何以容之。况天下之大，士人之众，而可委之数人之手乎？假使平如权衡，明如水鉴，力有所极，照有所穷，铨综既多，紊失斯广。况比居此任，时有非人而徇於势利者哉！使赃货交易，同乎市井，加以厚貌深衷，险如丘陵，使百行九流，折之於一面，具僚庶品，专断於一司，不亦难矣！

　　且前古以来，乱多理少。武德、贞观，与今亦异，皇运之初，庶事草创，岂唯日不暇给，亦乃人物稀少。天祚大圣，享国永年，比屋可封，异人閒出，咸以为有道耻贱，得时无怠，诸色入流，年以千计。群司列位，无复新加，官有常员，人无定限。选集之始，雾积云屯，擢叙於终，十不收一。淄渑混淆，玉石不分，用舍去留，得失相半。既即事为弊，致后来滋甚。

　　夫夏殷以前，制度多阙，周监二代，焕乎可睹。岂诸侯之臣，不皆命於天子；王朝庶官，亦不可专於一职。故穆王以伯煚为太仆正，命之曰：“慎简乃僚，无以巧言令色便僻侧媚，其唯吉士。”此则令其自择下吏之文也。太仆正，中大夫耳，尚以僚属委之，则三公九卿亦然矣。周礼，太宰、内史，并掌爵禄废置；司徒、司马，别掌兴贤诏事。当是分任於群司，而统之以数职，各自求其小者，而王命其大者也。昔区区宋朝，尚为裴子野所叹，而况於当今乎！

　　又夫从政莅官，不可以无学。书曰：“学古入官，议事以制。”传曰：“我闻学以从政，不闻以政入学。”今贵戚子弟，例早求官，或龆龀之年，已腰银艾；或童丱之岁，已袭朱紫。弘文、崇贤之生，千牛、辇脚之徒，课试既浅，艺能亦薄，而门阀有素，资荫自高。夫象贤继及，古之道也。所谓胄子，必裁诸学，修六礼以节其性，明七教以兴其德，少则受业，长而出仕，并由德进，必以才升，然后可以利用宾王，移家事国。少仕则废学，轻试则无才，於其一流，良足惜也。又勋官三卫流外之徒，不待州县之举，直取之於书判，恐非先德行而后言才之义也。

　　臣窃见制书，每令三品荐士，下至九品，亦令举人，此圣朝仄席旁求之意也。但以褒贬不甚明，得失无大隔，故人上不忧黜责，下不尽搜扬，苟以应命，莫慎所举。且惟贤知贤，圣人笃论；伊、皋既举，不仁咸远。复患阶秩虽同，人才异等，身且滥进，鉴岂知人？今欲务得实才，兼宜择其举主。流清以源洁，影端由表正，不详举主之行能，而责举人之庸滥，不可得也。

　　武太后不纳。

　　天授三年，右补阙薛谦光以其时虽有学校之设，禁防之制，而风俗流弊，皆背本而趋末，矫饰行能，以请讬奔驰为务，上疏曰：

　　自七国以来，虽杂以纵横，而汉兴求士，犹徵百行。是以礼让之士，砥才毓德，既闾里推高，然后为府寺所辟。而魏氏取人，好其放达。晋、宋之后，衹重门资，奖为人求官之风，乖授职惟贤之义。梁、陈之间，特好词赋，故其俗以诗酒为重，未尝以修身为务。降及隋室，馀风尚存，开皇中李谔奏於文帝曰：“昔魏之三祖，更好文词，忽君人大道，好雕虫小艺，连编累牍，盈箱积案，独有月露风云之状而已。代俗以之相高，朝廷以兹擢人，故文笔日烦，其政日乱。”帝纳其言，乃下制禁文笔之为浮词者。其年，泗州刺史司马幼之以表词不质书罪。於是风俗改励，政化大行。及炀帝，又变前法，置进士等科，故后生复相仿效，皆以浮虚为贵。

　　有唐纂历，渐革前弊，陛下君临，树本崇化。而今之举人，有乖事实，乡议决小人之笔，行修无长者之论，策第喧竞於州府，祈恩不胜於拜伏。或明制適下，试令搜扬，则驱驰府寺，请谒权贵，陈诗奏记，希咳唾之泽，摩顶至足，冀提携之恩。故俗号举人为“賝举”。夫賝者，自求之称，非人知我之谓也。察辞度材，则人品可见矣。故选曹授职，諠嚣於礼闱；州郡贡士，诤讼於陛闼。谤议纷纭，浸成风俗。今夫举人，询於乡闾，归於里正而已。虽迹亏名教，罪加刑典，或冒籍窃资，邀勋盗级，假其贿赂，即为无犯乡闾。

　　设如才应经邦，唯令试策；武能制敌，只验弯弧。文擅清奇，则登甲科；藻思小减，则为不第。以此收人，恐乖事实。何者？乐广假笔於安仁，灵运词高於穆之，平津文劣於长卿，子建藻丽於荀彧。若以射策为官，则潘、谢、曹、马必居孙、乐之右；协赞机猷，则安仁、灵运亦无裨附之益。由此言之，固不可一概而取也。其武艺亦然。故谋将不长於弓马，良相宁资於射策。伏愿陛下降明制，颁峻科，文则试以理官，武则令其守御，使侥名滥吹之伍，无所藏其庸谬。

　　臣谨按吴起临战，左右进剑，吴子曰：“夫临难决疑，乃将事也。一剑之任，非将事也。”又按诸葛亮临戎，不亲戎服，顿蜀兵於渭南，司马宣王持剑，劲卒不敢当，此岂弓矢之用乎？又按杨得意诵长卿之文，武帝曰：“恨不得与此人同时。”及相如至，终於文园令，不以公卿之位处之者，盖非其任故也。

　　又按汉法，所举之主，终身保任。杨雄之坐田仪，责其冒荐；成子之居魏相，酬於得贤。赏罚之令行，则请谒之心绝；退让之义著，则贪竞之路塞矣。仍请宽立年限，容其采访简汰，堪用者令试守，以观能否，参检行事，以覈是非。称职者受荐贤之赏，滥举者抵欺罔之罪，自然举得才行，而君子之道长矣。

　　圣历三年二月，武太后令宰相各举尚书郎一人，狄仁杰独荐男光嗣，由是拜地官尚书郎，莅事有声。太后谓仁杰曰：“祁奚内举，果得人也。”长安二年，武太后下求贤令，狄仁杰曰：“荆州长史张柬之，其人虽老，真宰相才也。”乃召为洛州司马。他日，又求贤，仁杰曰：“臣前言张柬之。”太后曰：”已迁之矣。”对曰：“臣荐之请为相也，今为洛州司马，非用之。”又迁秋官侍郎。四年，夏官尚书、灵武大总管姚元之将赴镇，太后令举堪为宰相者。元之对曰：“秋官侍郎张柬之沈厚有谋，能断大事，且其人年老，惟陛下急用之。”遂为相。

　　开元三年，左拾遗张九龄上书曰：

　　夫元元之众，莫不悬命於县令，宅生於刺史，此其尤亲於人者也。是以亲人之任，宜得贤才；用人之道，宜重其选。而今刺史、县令，除京辅近处之州刺史犹择其人，县令或备员而已；其馀江、淮、陇、蜀、三河诸处，除大府之外，稍稍非才。但於京官之中，出为州县者，或是缘身有累，在职无声，用於牧宰之间，以为斥逐之地；因势附会，遂忝高班，比其势衰，亦为刺史；至於武夫、流外，积资而得官，成於经久，不计有才，诸若此流，尽为刺史。其馀县令以下，固不可胜言。盖甿庶所系，国家之本。务本之职，反为好进者所轻，承弊之邑，每遭非才者所扰，而欲天下和洽，固不可得也。古者刺史入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莫不互有所重，劝其所行。臣窃怪近俗偏轻此任。今朝廷卿士入而不出，於其私情，甚自得计。何则？京华之地，衣冠所聚，子弟之间，身名所出，从容附会，不劳而成。一出外藩，有异於是。人情进取，岂忘之於私，但法制之不敢违耳，原其本意，固私是欲。今大利於京职，而不在外郡，如此则智能之士，欲利之心，日夜营营，安肯复出为刺史、县令？而国家之利，方赖智能之人，此辈既自固而不行，在外者又技痒而求入，如此，则智能之辈常无亲人之者，今又未革之以法，无乃甚不可乎！故臣以为欲理之本，莫若重刺史、县令，此官诚重，智能者可行。正宜悬以科条，定其资历：凡不历都督、刺史，虽有高第者，不得入为侍郎、列卿；不历县令，虽有善政者，亦不得入为台郎、给、舍；虽远处都督、刺史，至於县令，递次差降，以为出入，亦不十年频任京职，又不得十年尽任外官。如此设科以救其失，则内外通理，万姓获安。如积习为常，遂其私计，天下不可为理也。

　　又古之选用贤良，取其称职，或遥闻而辟召，或一见而任之，是以士修素行，不图侥倖。今天下未必理於上古，而事务日倍於前，诚为不正其本而设巧於末。所谓末者，吏部条章，动盈千万，刀笔之吏，辨析毫釐，节制抢攘，溺於文墨；胥徒之猾，又缘隙而起。臣以为始造簿书，以备用人之遗忘耳，今反求精於案牍，不急於人才，亦何异遗剑中流，而刻舟以记。去之弥远，可为伤心。凡称吏部之能者，则曰从县尉与主簿，从主簿与县丞，斯选曹执文而善知官次者也，唯据其合与不合，而多不论贤与不肖，大略如此，岂不谬哉！陛下若不以吏部尚书、侍郎为贤，必不授以职事；尚书、侍郎既以贤而受委，岂复不能知人？人之难知，虽自古所慎，而拔十得五，其道可行。今则执以格条，贵於谨守，幸其心能自觉者，每选所拔亦有三五人；若又专固者，则亦一人不拔。据资配职，自以为能，为官择人，初无此意，故使时人有”平配”之议，官曹无得贤之实。故臣以为选部之法，弊於不变。变法甚易，在陛下涣然行之。假如今之铨衡，欲自为意，亦限行之以久，动必见疑，遂用因循，益为浮薄。今若刺史、县令精覈其人，即每年当管之内，应有合选之色，且先委曲考其才行，堪入品流，然后送台，台又推择，据所用之多少，为州县之殿最，一则州县慎於所举，必取入官之才；二则吏部因其有成，无多庸人干冒。纵有不任选者，谬起怨端，且犹分谤於外台，不至諠譁於南省。今则每岁选者动以万计，京师米物为之空虚，岂多士若斯，盖渝滥至此。而欲仍旧致理，难於改制，衹益法之烦碎，贤愚混杂，就中以一诗一判定其是非，適使贤人君子从此遗逸，斯亦明代之阙政，有识之所叹息也。

　　又天下虽广，朝廷虽众，而士之名贤，诚可知也。若使毁称相乱，听受不明，事将已矣，无复可说。如知其贤能，各有品第，每一官阙，而不以次用之，则是知而不为，焉用彼相。借如诸司清要之职，当用第一之人，及其要官阙，时或以下等叨进，以故时议无高无下，唯论得与不得，自然清议不立，名节不修，上善则守志而后时，中人则躁求而易操。其故何哉？朝廷若以令名进人，士子亦以修名获利，而利之所出，众则趋焉。已而名利不出於清修，所趋多归於人事，其小者苟求取得，一变而至阿私；其大者许以分义，再变而成朋党：斯并教化渐渍，使之必然。故於用人之际，不可不第其高下；若高下有次，不可谬干。夫士必刻意修饰，思齐日众，刑政自清。此皆兴衰之大端，安可不察也。

　　十七年三月，国子祭酒杨玚上言：“伏闻承前之例，每年应举常有千数，及第两监不过一二十人。臣恐三千学徒，虚费官廪；两监博士，滥縻天禄。臣窃见入仕诸色出身，每岁向二千馀人，方於明经、进士，多十馀倍，自然服勤道业之士不及胥吏，以其效官，岂识先王之礼义。陛下设学校务以劝进之，有司为限约务以黜退之，臣之微诚，实所未晓。今监司课试，十已退其八九，考功及第，十又不收一二，长以此为限，恐儒风渐坠，小道将兴。若以出身人多，应须诸色都减，岂在独抑明经、进士也。”上然之。

　　左监门卫录事参军刘秩论曰：

　　王者官人，必视国之要，杜诸户，一其门，安平则尊经术之士，有难则贵介胄之臣。

　　夏、殷、周选士必於庠序，非其道者莫得仕进，是以诱人也无二，其应之者亦一。及周之末，诸侯异政，取人多方，故商鞅患之，说秦孝公曰：“利出一孔者王，利出二孔者强，利出三孔者弱。”於是下令：非战非农，不得爵位。秦卒以是能并吞六国。汉室干戈以定祸乱，贵尚淳质。高后举孝悌、力田，文景守而不变，故下有常业，而朝称多士。及孝武察孝廉，置五经博士弟子，虽门开二三，而未失道德也。逮至晚岁，务立功名，锐意四夷，故权谲之谋设，荆楚之士进，军旅相继，官用不足。是以聚敛计料之政生，设险兴利之臣起，番系、严熊罴等经淮造渠，以通漕运，东郭偃、孔仅建盐铁诸利策，富者冒爵射官，免刑除罪。公用弥多，而为官者徇私，上下并求，百姓不堪刓弊。故巧法惨急之臣进，而见知废格之法作，杜周、减宣之属以峻文决理贵，而王温舒之徒以鹰击敢杀彰。而法先王之术，习俎豆之容者，无所任用，由是精通秀颖之士不游於学，游於学者率章句之儒也。是以昭帝之时，霍光问人疾苦，不本之於太常诸生，徵天下贤良文学以访之，是常道不足以取人也。至於东汉，光武好学，不能施之於政，乃躬自讲经。肃宗以后，时或祖效，尊重儒术，不达其意而酌其文；三公尚书虽用经术之士，而不行经术之道。是以元、成以降，迄於东汉，慷慨通方之士寡，廉隅立节之徒众。无何，汉氏失驭，曹魏僣窃，中正取士，权归著姓，虽可以镇伏甿庶，非尚贤之术，盖尊尊之道。於时圣人不出，贤哲无位，诗道大作，怨旷之端也。洎乎晋、宋、齐、梁，递相祖习，其风弥盛。舍学问，尚文章；小仁义，大放诞。谈庄周、老聃之说，诵楚词、文选之言。六经九流，时曾阅目；百家三史，罕闻於耳。撮群钞以为学，总众诗以为资。谓善赋者廊庙之人，雕虫者台鼎之器。下以此自负，上以此选材，上下相蒙，持此为业，虽名重於当时，而不达於从政。故曰：”取人之道，可以敦化。”周书曰：“以言取人，人竭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取人之道，不可不慎也。原夫诗赋之义，所以达下情，所以讽君上。上下情通而天下乱者，未之有也。近之作者，先文后理，词冶不雅，既不关於讽刺，又不足以见情，盖失其本，又何为乎！隋氏罢中正，举选不本乡曲，故里闾无豪族，井邑无衣冠，人不土著，萃处京畿，士不饰行，人弱而愚。

　　夫古者以勋赏功，以才莅职，以才莅职，是以职与人宜；近则以职赏功，是以官与人乖。古者计人而贡士，计吏而用人，故士无不官，官无乏吏；近则官倍於古，士十於官，求官者又十於士，故士无官，（后魏羽林士，今之万骑、军功是也。）官乏禄，吏扰人。古者王畿千里，千里之外，封建诸侯，诸侯之吏，自卿以降，各自举任。当乎汉室，除保傅将相，馀尽专之。州县佐史，则皆牧守选辟。夫公卿者，主相之所任也；甸外之官吏者，又诸侯牧守之事也。然则主司之所选者，独甸内之吏，公卿府之属耳，岂不寡哉！所选既寡，则焉得不精！近则有封建而无国邑，五服之内，政决王朝；一命拜免，必归吏部。按名授职，犹不能遣，何暇采访贤良，搜覈行能耶？时皆共嗤其失，而不知失之所以，故备详之。

　　又曰：夫官有大小，材有短长，长者任之以大官，短者任之以小职，职与人相宜，而功与事并理。是以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近之任官，其选之也略，其使之也备，一人之身，职无不莅，若委游、夏以政事，责冉、季以文学也，何其谬欤！故人失其长，官失其理。

　　是以三代之制，家有代业，国有代官。孔子曰：“医不三世，不服其药。”史墨曰：“古之为官，代守其业，朝夕思之。一朝失业，死则及焉。”是知业不代习，则其事不精。此周之所以得人也。昔羲氏、和氏掌天地，刘氏代扰龙，籍氏代司人，庾氏、库氏代司出纳，制氏代司铸钟，即其事也。至后代，以代卿执柄，益私门，卑公室，齐夺於田氏，鲁弱於三桓。革代卿之失，而不复代业之制，医、工、筮、数，其道浸微，盖为此也。

　　故老子曰：“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不善用人者，譬若使骥捕鼠，令鹰守肉：骥之捕鼠，终不可获，而千里之功废矣；鹰之守肉，死有馀罪，而攫撮之效没矣。夫裁径尺之帛，刊方寸之木，不任左右，必求良工者，裁帛、刊木非左右之所能故也。径尺之帛，方寸之木，薄物也，非良工不能裁之；况帝王之佐，经国之任，可不审择其人乎？故构大厦者先择木，然后拣材；理国家者先择佐，然后守人。大匠构屋，必以大材为栋梁，小材为榱橑，苟有所中，尺寸之木无弃，此善理木者也。

　　洋州刺史赵匡举选议曰：

　　昔三代建侯，与今事异。理道损益，请自汉言之。汉朝用人，自诏举之外，其府、寺、郡国属吏，皆令自署。故天下之士，修身於家，而辟书交至，以此士务名节，风俗用修。魏氏立九品之制，中正司之，於是族大者第高，而寒门之秀屈矣。国朝举选，用隋氏之制，岁月既久，其法益讹。

　　夫才智因习就，固然之理。进士者时共贵之，主司褒贬，实在诗赋，务求巧丽，以此为贤，不唯无益於用，实亦妨其正习；不唯挠其淳和，实又长其佻思。自非识度超然，时或孤秀，其馀溺於所习，悉昧本源。欲以启导性灵，奖成后进，斯亦难矣！故士林鲜体国之论，其弊一也。又人之心智，盖有涯分，而九流七略，书籍无穷。主司徵问，不立程限，故修习之时，但务钞略，比及就试，偶中是期。业无所成，固由於此。故当代寡人师之学，其弊二也。疏以释经，盖筌蹄耳。明经读书，勤苦已甚，其口问义，又诵疏文，徒竭其精华，习不急之业。而当代礼法，无不面墙，及临人决事，取办胥吏之口而已。所谓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习者也。故当官少称职之吏，其弊三也。举人大率二十人中方收一人，故没齿而不登科者甚众，其事难，其路隘也如此。而杂色之流，广通其路也。此一彼十，此百彼千，揆其秩序，无所差降，故受官多底下之人，修业抱后时之叹，待不才者何厚，处有能者何薄！崇末抑本，启昏窒明，故士子舍学业而趋末伎，其弊四也。收人既少，则争第急切，交驰公卿，以求汲引，毁訾同类，用以争先。故业因儒雅，行成险薄，非受性如此，势使然也。浸以成俗，亏损国风，其弊五也。大抵举选人以秋末就路，春末方归，休息未定，聚粮未办，即又及秋。事业不得修习，益令艺能浅薄，其弊六也。羁旅往来，縻费实甚，非唯妨阙生业，盖亦隳其旧产，未及数举，索然以空，其弊七也。贫窭之士在远方，欲力赴京师，而所冀无际，以此揆度，遂至没身。使兹人有抱屈之恨，国家有遗才之阙，其弊八也。官司运江、淮之储，计五费其四，乃达京邑，刍薪之贵，又十倍四方。而举选之人，每年攒会，计其人畜，盖将数万，无成而归，十乃七八，徒令关中烦耗，其弊九也。为官择人，唯才是待。今选司并格之以年数，合格者，判虽下劣，一切皆收；如未合格而应科目者，才有小瑕，莫不见弃。故无能之士，禄以例臻；才俊之流，坐成白首。此非古人求贤审官之义，亦已明矣。其弊十也。选人不约本州所试，悉令聚於京师，人既浩穰，文簿繁杂，因此渝滥，其事百端。故俗閒相传云：”入试非正身十有三四，赴官非正身十有二三。”此又弊之尤者。

　　今若未能顿除举选，以从古制，且稍变易，以息弊源，则官多佳吏，风俗可变。其条例如后：

　　举人条例

　　一、立身入仕，莫先於礼，尚书明王道，论语诠百行，孝经德之本，学者所宜先习。其明经通此，谓之两经举，论语、孝经为之翼助。诸试帖一切请停，唯令策试义及口问。其试策自改问时务以来，经业之人鲜能属缀，以此少能通者。所司知其若此，亦不於此取人，故时人云：“明经问策，礼试而已。”所谓变实为虚，无益於政。今请令其精习，试策问经义及时务各五节，并以通四以上为第。但令直书事义，解释分明，不用空写疏文及务华饰。其十节，总於一道之内问之。馀科准此。其口问诸书，每卷问一节，取其心中了悟，解释分明，往来问答，无所滞碍，不用要令诵疏，亦以十通八以上为第。诸科亦准此。外更通周易、毛诗，名四经举。加左氏春秋，为五经举。不习左氏者，任以公羊、穀梁代之。其但习礼记及论语、孝经，名一经举。既立差等，随等授官，则能否区分，人知劝勉。

　　一、明法举亦请不帖，但策问义并口问，准经业科。　　　　

　　一、学春秋者能断大事，其有兼习三传，参其异同，商搉比拟，得其长者，谓之春秋举。策问经义并口问，并准前。

　　一、进士习业，亦请令习礼记、尚书、论语、孝经并一史。其杂文请试两首，共五百字以上、六百字以下，试笺、表、议、论、铭、颂、箴、檄等有资於用者，不试诗赋。其理通，其词雅，为上；理通词平，为次；馀为否。其所试策，於所习经史内徵问，经问圣人旨趣，史问成败得失，并时务，共十节。贵观理识，不用徵求隐僻、诘以名数，为无益之能。言词不至鄙陋，即为第。

　　一、其有通礼记、尚书、论语、孝经之外，更通道德诸经、通玄经、孟子、荀卿子、吕氏春秋、管子、墨子、韩子，谓之茂才举。达观之士，既知经学，兼有诸子之学，取其所长，舍其偏滞，则於理道无不该矣。试策徵问诸书义理，并时务，共二十节。仍与之言论，观其通塞。

　　一、其有学兼经史，达於政体，策略深正，其词典雅者，谓之秀才举。经通四经，或三礼，或三家春秋，兼通三史以上，即当其目。其试策，经问圣人旨趣，史问成败得失，并时务，共二十节。仍与之谈论，以究其能。

　　一、学倍秀才，而词策同之，谈论贯通，究识成败，谓之宏才举。以前三科，其策当词高理备，不可同於进士。其所徵问，每十节通八以上为第。

　　一、其史书，史记为一史，汉书为一史，后汉书并刘昭所注志为一史，三国志为一史，晋书为一史，李延寿南史为一史，北史为一史。习南史者，兼通宋、齐志；习北史者，通后魏、隋书志。自宋以后，史书烦碎冗长，请但问政理成败所因，及其人物损益关於当代者，其馀一切不问。国朝自高祖以下及睿宗实录，并贞观政要，共为一史。

　　一、天文律历，自有所司专习，且非学者卒能寻究，并请不问。唯五经所论，盖举其大体，不可不知。

　　一、每年天下举人来秋入贡者，今年九月，州府依前科目，先起试其文策，通者注等第讫，试官、本司官、录事、参军及长吏连押其后。其口问者，题策后云口问通若干。即相连印缝，并依写解为先后，不得参差。封题讫，十月中旬送观察使，观察使差人都送省司，随远近比类，须合程限。省司重考定讫，其入第者，二月内符下诸道、诸州追之，限九月内尽到，到即重试之。其文策，皆勘会书迹词理，与州试同即收之，伪者送法司推问。其国子监举人亦准前例。

　　一、诸色身名都不涉学，昧於廉耻，何以居官？其简试之时，虽云试经及判，其事苟且，与不试同。请皆令习孝经、论语。其孝经口问五道，论语口问十道，须问答精熟，知其义理，并须通八以上。如先习诸经书者，任随所习试之，不须更试孝经、论语。其判问以时事，取其理通。必在责其重保，以绝替代。其合外州申解者，依举选例处分。

　　一、一经及第人，选日请授中县尉之类；判入第三等及荫高，授上县尉之类。两经出身，授上县尉之类；判入第三等及荫高，授紧县尉之类。用荫止於此。其以上当以才进。四经出身，授紧县尉之类；判入第三等，授望县尉之类。五经，授望县尉之类；判入第二等，授畿县尉之类。明法出身，与两经同资。进士及三礼举、春秋举，与四经同资。其茂才、秀才，请授畿尉之类。其宏才，请送词策上中书、门下，请授谏官、史官等。礼经举人，若更通诸家礼论及汉已来礼仪沿革者，请便授太常博士。茂才等三科，为学既优，并准五经举人，便授官。其杂色出身人，量书判，授中县尉之类。判入第三等及荫高者，加一等。凡荫除解褐官外，不在用限。

　　一、其今举人所习既从简易，士子趋学必当数倍往时。每年诸色举人，主司简择，常以五百人为大限，此外任收杂色。　　　　　

　　选人条例　　　　

　　一、其前资官及新出身，并请不限选数任集，庶有才不滞，官得其人。

　　一、不习经史，无以立身；不习法理，无以效职。人出身以后，当宜习法。其判问，请皆问以时事、疑狱，令约律文断决。其有既依律文，又约经义，文理弘雅，超然出群，为第一等；其断以法理，参以经史，无所亏失，粲然可观，为第二等；判断依法，颇有文彩，为第三等；颇约法式，直书可否，言虽不文，其理无失，为第四等。此外不收。但如曹判及书题如此则可，不得拘以声势文律，翻失其真。故合於理者数句亦收，乖於理者词多亦舍。其倩人暗判，人閒谓之”判罗”，此最无耻，请榜示以惩之。

　　一、其授试官及员外官等，若悉不许选，恐抱才者负屈；若并令集，则侥倖者颇多。当酌事宜，取其折中。请令所在，审加勘责，但无渝滥，并准出身人例，试判送省。授官日，其九品、八品官请同黄衣选人例授官；七品、六品依前资解褐官例；五品、四品依前资第二正官例。其官好恶，约判之工拙也。

　　一、旧法，四品、五品官不复试判者，以其历任既久，经试固多，且官班已崇，人所知识，不可复为伪滥耳。自有兵难，仕进多门，侥倖超擢，不同往日，并请试判。待三五年，举选路清，然后任依旧法。其曾经登科及有清白状，并曾任台省官并诸司长官判史者，已经选择，并不试，依常例处分。

　　一、每年天下来冬选人，今秋九月，依举人召集审勘，责绝其奸滥。试时，长吏亲自监临，皆令相远，绝其口授及替代。其第四等以上，封送省，皆依举人例处置。吏部计天下阙员讫，即重考天下所送判，审定等第讫，从上等据本色人数收人，具名下本道观察使追之，限十月内到，并重试之讫，取州试判，类其书踪及文体。有伪滥者，准法处分。其合留者，依科目资绪，随稳便注拟。

　　一、其两都选人，不比外州，请令省司自试。隔年先试，一同外州。东都选人，判亦将就上都，考定等第，兼类会人数。明年，依例追集重试之，还以去秋所试，验其书踪及词理。则隔年计会替代，事亦难为。

　　一、兵兴以来，士人多去乡土，既因避难，所在寄居，必欲网罗才能，隔年先试。令归本贯，为弊更深。其诸色举选人，并请准所在寄庄寄住处投状，请试举人。既不虑伪滥，其选人但勘会符告，并责重保，知非伪滥，即准例处分。

　　一、宏词拔萃，以甄逸才；进士、明经，以长学业：并请依常年例。其平选判入第二等，亦任超资授官。

　　一、诸以荫绪优劳、准敕授官者，如判劣恶者，请授员外官。待稍习法理，试判合留，即依资授正员官。

　　一、诸合授正员官人，年未满三十者，请授无职事京官及外州府参军，不得授职事官。

　　后论：有司或诘於议者曰：“吏曹所铨者四，谓身、言、书、判。今外州送判，则身、言阙矣，如何？”对曰：“夫身、言者，岂非洪范貌、言乎？貌谓举措可观，言谓词说合理，此皆才幹之士方能及此。今所试之判，不求浮华，但令直书是非，以观理识，於此既蔽，则无貌、言，断可知矣。书者，非理人之具，但字体不至乖越，即为知书。判者，断决百事，真为吏所切，故观其判，则才可知矣。彼身、言及书，岂可同为铨序哉！”有司复诘曰：“王者之盛，莫逾尧舜，书称敷纳以言，为求才之通轨。今以言为后，亦有说乎？”对曰：“夫敷纳以言者，谓引用贤良，升於达位，方将询以庶政，非言无以知之，其唐、虞官百，咨俞无几；其下小吏，官长自求，各行敷纳，事至简易。今吏曹所习，辄数千人，三铨藻鉴，心目难溥，詶喧竞之不暇，又何敷纳之有乎？其茂才以上，学业既优，可以言政教，接以谈论，近於敷纳矣。”有司复曰：“士有言行不差而阙於文学，或颇有文学而言行未脩。但以诸科取之，无乃未备？”对曰：“吏曹所铨，必求言行，得之既审，然后授官，则外州遥试，未为通矣。今铨衡之下，奸滥所萃，纷争剧於狱讼，伪滥深於市井，法固致此，无如之何。岂若外州先试，兼察其行，苟居宅所在，则邻伍知之，官司耳目，易为采听。古之乡举里选，方斯近矣。且今之新法，以学举者，一经毕收；以判选者，直书可否：可谓易矣。修言行者，心当敦固，不能为此，馀何足观。若有志性过人，足存激劝，及躬为恶行，不当举用者，则典章已备，但举而行之耳，故无云焉。”有司复曰：“其有效官公清，且有能政，以其短於词判，不见褒昇，无乃阙於事实乎？”对曰：“苟能如此，最为公器。使司善状，国有常规，病在不行耳。但令诸道观察使，每年终必有褒贬，不得僣滥，则善不蔽矣。”问曰：“试帖经者，求其精熟，今废之，有何理乎？”对曰：“夫人之为学，帖易於诵，诵易於讲。今口问之，令其讲释，若不精熟，如何应对？此举其难者，何用帖为！且务於帖，则於义不专，非演智之术，固已明矣。夫帖者，童稚之事，今方授之以职，而待以童稚，於理非宜。”有司复曰：“旧法，口问并取通六，今令通八，无乃非就易之义乎？”答曰：“所习者少，当务其精，止於通六，失在卤莽，是以然耳。”复曰：“举人试策，例皆五通，今并为一，有何理？”对曰：“夫事尚实则有功，徇虚则益寡。试策五通，多书问目，数立头尾，徇虚多矣，岂如一策之内并问之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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