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书·志·卷十七》

宋文帝元嘉三年五月庚午，因为诛杀徐羡之等，已报仇雪耻，用币告祭太庙。元嘉三年十二月甲寅，西征谢晦，告祭太庙、太社。谢晦平定，皇帝凯旋，又告祭太庙、太社。

　　元嘉六年七月，太学博士徐道娱上奏建议说：“伏见太庙祭祀的礼仪制度，皇帝祭祀完毕，出来别坐他处，三公献祭结束，太祝送神于庙门，然后皇帝回拜，百官赞拜，便退下。谨案清庙的作用，就是肃穆清静，使神祇安宁。《礼记》说，庙就是貌。是神灵的住所。祭祀祖先事死如生，好像永在人间一样。不应有送神礼仪，开始陈列俎豆进献祭品，后来皇帝到太庙，都没有奉迎神灵。那么不迎而送，送而后辞的做法，其不合理之处，很多人还不明白。现在人们一般祭祀，确实都迎神送神，这是因为没有庙宇，希望通过迎送感动神灵降临。这些因心立意的做法，不是帝王的礼仪。《仪礼》虽然有太祝迎尸于门的记载，这实际上是延请祭祀中代表死者受祭的活人进入祖庙的仪式，哪里是敬神的典制呢。我怀疑迎神送神恐怕不合礼制。谨此上奏。”有关部门奏请交付礼部官员详细讨论。博士江邃认为：“祭礼开始不迎神，表明神衹本在庙中。祭祀完毕送神，是为了节止孝思。如果不送而辞，便是舍亲。辞而后送，便是遣神。所以孝子不忍舍亲，也不忍遣神。因此由祝史送神而成为秋祭冬祭之礼。”博士贺道期认为：“以欢乐迎来，以哀思送往。《礼记。祭统》说‘迎三牲而不迎尸，。《诗经》说：‘钟鼓送尸。，郑玄注：‘尸，就是神像。，与现在太庙祭祀礼仪制度不迎而后送，完全符合。”博士荀万秋认为：“占代事尸，与今天事神，道理是一样的。周代礼制，尸出太庙，送至庙门，祭祀者跪拜，尸不回顾。《诗经》说：‘钟鼓送尸。’可见送神的礼制，其由来已久。《礼记》说：‘迎三牲而不迎尸，是为了避免嫌疑。尸在门外，则于臣道有嫌疑；进入庙中，则成全了君礼。君在门外，则于君礼有嫌疑；进入庙中，则成全了臣道。因此不出庙门，是分别君臣名分。”’丝邃等三人都认为现行礼仪制度是正确的，祇有博士速墨赞同涂这堡的观点。经过参酌详审，拟议“迅窒等人意见虽然言犹未尽，但都是依照经典礼制，徐道娱、陈珉两人所据不确，不能听从。如今众人意见分歧，应该遵行原来的礼仪制度”。奏报皇帝得到了批准。

　　元嘉六年九月，太学博士徐道娱上奏议道：“祠部行文确定十月三日殷祠，十二日熏祀。谨按碲祭夹祭礼制，是一次棉祭之后三年夹祭，五年再一次棉祭。也就是《公羊传》所说的五年两次殷祭(一夹一椅)。在四时之间，就是《周礼》所说四时不常举行的椅、夹等大祭祀。大都间隔岁月长短不定，天子诸侯之间，朝代先后之间，各不相同。《礼记》说‘天子夹尝，诸侯熏夹。有田则祭，无田则荐’。郑玄注：‘天子先夹祭然后时(秋)祭，诸侯先时(冬)祭然后夹祭。有田地的人既时祭又献新谷请先祖品尝。时祭在一季的第一个月，献尝新谷在秋季第二个月。，因此椅、夹大祭，春夏秋冬四季时祭，其具体月份各不相同。天子在孟月殷祭，仲月冬祭，诸侯在孟月秋祭，仲月夹祭。《春秋》僖公八年秋七月，柿祭。塞公二年八月，在太庙举行大祭祀。《谷梁传》说：‘记载的是夹祭秋祭。’昭公十五年二月，‘在亘遥祭祀’。《左传》说：‘这是祭礼。’另外《周礼》记载‘仲冬进行冬祭’。《月令》记载‘季秋祭祀请先祖品尝新稻谷’。晋国春天在迪迭冬祭，变迩十月秋祭请左公尝新谷，这都是孟月仲月区分各不相同的明文。凡祭祀必先占卜，用丁巳日，如果不顺，再占往后的日期。占卜期不吉，怎么能够接连两次祭祀，应该往后推延日期，这个道理是特别清楚的。我想殷祠燕祀于祭礼为重，献祭尝新于祭礼为轻。轻礼尚且不在同一月内进行，重祭难道反而在同一个月内接连举行况且‘祭祀不要频繁，否则就轻慢了神灵’。如今隔旬而祭，恐怕按祭礼而言就是烦渎。考查经书纬书各种典籍，都没有一个月内两次献祭的记载，先儒旧说，都讲不同月份。现在的做法由晋代相承而来，没有认真考察原委。国家大事之中，没有比祭祀更重要的了。以愚臣管见，觉得有些疑惑。请详察并交付臣下讨论。”奏书被搁置没有上报。

　　元嘉七年四月乙丑，有关部门上奏说：“《礼记。丧服》注云：‘有人死于宫中，就为此三个月不举行祭祀。，如今夏祭已经斋戒，而掖庭有妃嫔亡故。此事交付太常寺依照礼制详审定夺。太学博士江邃、袁朗、徐道娱、陈珉等人议论，意见各不相同。殿中曹郎中领祠部谢元认为：‘遵循依照《礼记》传注，命有关部门具体办理，较为合宜，于是重新参酌详审。宗庙祭祀肃穆庄重，飨祀先祖神明。皇上虽然曰理万机，也必定亲自主持宗庙祭祀。然而如果考虑祭祀月日有疑惑，那么虔诚的情感就被繁琐的礼仪所抑制。不必过多详述，于情于义是有根据的。望能批准谢元所奏。”皇帝下诏批准。

　　元嘉十年十二月癸酉，太祝令徐闰投书台署：“按照礼典，宗庙社稷祭祀进献五牲，牛羊猪鸡都用公的，而另外一牲狗从市场上买，从来都是用母的。我听说周景王时，宾起看见公鸡白断其尾，说：‘这只公鸡害怕作牺牲，是不祥之兆。’现在我们祭祀为什么用母鸡，请求下转礼官讨论审正。”命太学依照礼制详细考证。博士徐道娱等人议论认为：“据《礼记》孟春之月，‘这一个月，牺牲不要用母的’。这样看来，是春季月份彳；用母的，秋季冬季不禁用。公鸡断尾，应当是在春季发生的。”太常丞司马操认为：“考《月令》孟春‘祭祀山林川泽，牺牲不要用母的’。如果按照太学所议，春祭三牲以下，便应当同时都改，以合乎《月令》规定，为何衹改鹅呢。”又命太学重新讨论作出答覆。博士徐道娱等人又议论认为：“凡宗庙祭祀用牲公母不一，前引《月令》牺牲不用母的，表明春天牺牲一定用公的，秋天冬天可以用母的，并不是把祭祀山林与祭祀宗庙等同起来。牛羊猪狗四牲不改，惟独鶸不同，历代相承由来已久，其涵义或许有来源，确实不是我等末学能够详细探求的。请求详审报告，谨此作覆。”经过参酌详审，徐闰所论比较有理有据，应当按照他的建议施行。从此之后祭祀改用公溪。

　　孝武帝孝建三年五月丁巳，诏令把第四皇子过继给江夏王太子刘敏为后嗣。有关部门上奏说：“皇子出继为王太子后嗣，经查考没有告祭祖庙的先例，可令太学国子学礼官讨论确定，是否应当告祭祖庙?如果告祭，应告祭几室?”太学博士傅休认为：“礼典无皇子出继告祭祖庙的明文。晋太康四年，封北海王司马宫过继给广汉彊王为后嗣，告祭太庙。汉朝初年各位皇帝各为一庙，故遇事告祭时不必所有帝庙都告祭。自汉旦泣以后，便共庙各室，魏、晋沿袭了这种制度。现在既然各位先帝共为一庙，如果单独告祭一室，而冷落诸室，那么从情理上来说有些不妥。”太常丞庾亮之认为：“考《礼记》载‘大事则告祭祖庙父庙，小事则单独告祭父庙，。现在皇子出继，应当告祭父庙。”祠部朱膺之认为：“有事告祭祖庙，是国家常典。现在皇子出继，不是平常小事．愚意以为应当告祭。贺循说，古时各帝异庙，遇事衹告祭一处就可以。而现在既然各帝共为一庙，告祭一帝而冷落诸帝，从情理上来说不妥。我认为贺循所言极是，太庙中各室都应当告祭。”兼右丞殿中郎徐爰认为：“国家有大事，必须告祭祖庙父庙。皇子出继，不能说是小事。从前第五皇子过继给庐陵王为后嗣，曾隆重告祭七庙。”经比较分析大家认为徐爰的意见正确。诏批准施行。

　　大明元年六月己卯初一，诏令让前太子步兵校尉型抵之子邀过继给直丰王刘越为后嗣。有关部门上奏说：“刘朗原先继承营阳王爵位，告祭太庙，皇帝亲临殿前。考查遇继为后嗣所承袭的爵位是旧有的，不应告祭太庙，皇帝也不必亲临殿前。”交付礼官讨论确定。大学博士王燮之认为：“南丰王原先是另外开辟封邑国土，来继承营阳王爵位，名义如同始封，因此有皇帝亲临殿前、告祭太庙的礼仪。现在刘歆遵奉诏命过继，是给刘朗作后嗣，南丰王爵位没有变动，事体是爵位由刘朗、刘歆相传袭，不应告祭太庙，皇帝也不必亲临殿前。”祠部郎朱膺之认为：“南丰王封爵没有子孙继承，圣恩垂怜，特诏命刘歆继承封爵，重申名义如同始封，为此应该告祭祖庙，皇帝亲临殿前。”殿中郎徐爰认为：“营阳王是皇室后嗣，身死之后没有子孙继承封爵，恩诏追封刘朗继承爵位，并赐给一个城邑。既然又开辟了茅土封邑，因此应当皇帝亲临殿前、告祭太庙。现在刘歆过继给南丰王为后嗣，彼此原本都是王国，长沙国、南丰国，自然应当各自告祭自己的祖庙，与太庙有何关系。此事并不是始封，不宜皇帝亲临殿前。我赞同博士王燮之的意见。”经过参酌详审，认为徐爰的意见允当。下诏同意。

　　大明三年六月乙丑，有关部门上奏说：“将于七月十五曰，秋祭太庙、章皇太后庙，皇帝亲临奉祀。如果皇上暂离太庙祭祀，亲自率兵征伐，太子是否可以亲自奉祀太庙?而且本月二十四日，第八皇女夭折。案《礼记》载‘宫中有亡故，三个月不举行祭祀’。皇太子住进上宫，于事理有所疑问。”交付礼官讨论考正。太学博士司马兴之认为：“我想‘国家大事，在于祭祀与军事，。皇太子有抚军的规定，却没有统兵的权力，军事方面既然如此，祭祀也应该这样。考察《祭统》，‘祭祀仪式规定，孙充当尸，代表祖父受祭’。又说，‘祭祀有昭穆庙次制度，是用以分别父子次序，。太子监国，虽然不统摄，至于宗庙礼仪，则昭穆庙次永存，奉祀不可淆乱。《祭统》又说，‘有变故则派人，。按照这几方面而言，太子没有奉祀太庙的道理。又皇女夭折，太子实有手足同胞之哀，按常理不得有异。即使宫中死了人仍然进行太庙之祭，太子仍然没有亲自奉祀的道理。”博士傅郁认为：“考察《春秋》，太子祭祀社稷供奉粢盛谷物，长子主祭器，出可以守宗庙，作为祭主，这是《易彖》明文。太子负监国重任，确实亲自奉祀太庙。皇女夭折，当时既然同宫，三个月不举行祭祀，按照礼制应当废止。”两人意见不同。尚书参酌商议，初拟应以傅郁的意见为妥当。下韶同意。

　　大明三年十一月乙丑初一，有关部门上奏说：“春夏秋冬祭祀太庙，吉日已经确定，届时遇有大雨及丧事，以往是停止皇帝亲临奉祀，由有关官员代为奉祀。先下转礼官广泛讨论，按照礼仪制度，祭祀日期是否能够改变?”博士江长认为：“《礼记．祭统》说：‘国君主持祭祀，有变故便派人代行，这样国君便不违反礼仪。，郑玄注：‘国君虽不亲自主持祭祀，在祭祀礼仪方面没有阙失，对国君德行也没有损害。，愚意以为，有变故便一定派人代行，表明没有改变日期的说法。由有关官员充当主祭人，就说明不应当改变日期。”太常丞陆澄认为：“考察《周礼》载宗伯的职责，‘如果君王不能亲临主持祭祀，就代理其位，。郑玄注：‘君王因故未来，宗伯代为主祭。’臣以为这是说临近祭祀前三日致斋期间，祭祀诸事齐备，神灵不可渎慢，致斋时间不可太久，而君王有其他事情，便派有关官员代理主祭。置叁始七年四月，置世担准备亲临太庙主持祭祀。庚戌，皇帝驾临用牲祭祀月神。辛亥曰，大雨。由有关官员代理主祭。这一件事虽然不是人为原因，却也是自然障碍。考察古代礼仪，没有违背周代制度。据《礼记》载，‘孔子回答兽工说，正当祭祀那一天，却出现日食，太庙发生火灾，如果用作祭品的牛羊猪三牲送到了还没有杀，那么祭祀可以废止’。这样看来，祭祀并不是没有可以废止的特殊情况。但要根据事情轻重不同善于变通。出现日食，太庙发生火灾，是重大灾害变故，所以竟至于三牲送到了祭祀都可以废止。以此类推，可以寻思一些道理。现在还是在致斋之前进行七天散斋的期限之内。还没有进入致斋期，如果有一般丧事、大风大雨、时曰事务变动，祭祀可以延期。不违背情理，不妨害典制，另外卜择祭祀吉曰，有什么值得疑惑的呢?愚意认为散斋期内如果有丧事或者大雨，可以改变祭祀期。衹是进入致斋期内及时日逼近的情况下，才派有关官员代行主祭。又前代司空顾和陈述，皇帝到南郊祭天，途中遇雨，应当改日再进行郊祀，他的意见被采纳施行。郊祀天地与告祭太庙，其敬重可说是相等，到了郊祀当天尚且可以改移，何况散斋期间呢。”殿中郎殷淡认为：“《曾子问》篇载‘出现食，太庙发生火灾，三牲还没有杀，那么祭祀可以废止’。如果有变故就派人代理主祭。告祭祖庙敬重，郊祀天地礼大，所以太庙火灾，出现日食。容许改变日期；如果是一般丧葬小事，从事理上说不应变更时间。所以《春秋》载备郊祀之牛被鼷鼠咬伤，便改用它牛卜其吉凶，这是不合礼制的。晋世祖让有关官员代行主祭，顾司空改移郊祀日期，看不出当时有什么合适的理由，这两件事不足为准。愚意以为出现食，太庙火灾，上天责罚的变异，才可以改祭祀日期。至于一般丧葬小事，不应当变更时间。”众人意见各不相同。参酌合议认为，既然有理论依据，而且晋朝改变郊祀期，宋初变更祭庙时间，都有成例为准。故孟月散斋期间，遇有大雨及一般丧事，应改移时间另择吉曰，不作一定限制。衹有在进入致斋期间及逼近仲月节的情况下，如果皇帝不能亲临主祭，不改移祭祀日期，才派有关官员代理主祭。下诏同意。

　　大明五年十月甲寅，有关部门上奏说：“本月八日冬祭二庙，公卿大臣代理主祭。此时为皇太子麸蛆服丧。”前太常丞庾蔚之认为：“礼制规定有丧事停止祭祀，原因是祭祀必定有鼓乐。因为皇太子是元嫡所生，所以皇上也为献妃服丧，不因至尊而减省。既然正在大功丧服期间，愚意以为不应当举行祭祀。有变故，三公代理主祭，是指祭祀时间合宜不必改动，不是今天这种情况。卿亡故尚且小复祭，何况太子妃呢?”博士司马兴之认为：“服最轻丧服鳃麻就不举行祭祀，是《礼记》的大法。卿亡故不复祭，是《春秋》的明确规定。又考逊曲平原公主去世，直堂堕认为不应三个月停止祭祖祭天地等活动，但是仍提出殓而待葬期间，暂且停止这类祭祀，改为吉祭，祭奠亡灵。寻思这段话的意思，并不是派有关官员代祭祖庙。平原公主这种不入丧服制度的丧事，尚且因为未下葬而停止祭祀祖庙天地，何况现在是皇太子妃去世，正在大功丧服期间而未拊庙呢?上考礼制文典，下依前代成例，不能举行冬祭。”领军长史周景远认为：“考察《礼记》载‘服鳃麻之丧不举行祭祀’。那么服大功之丧停止祭祀，按理自不待言。现在皇太子故妃既未下葬，也未按变通礼仪，那么就应当依照礼制停止冬祭。皇上也在大功丧服期间，按礼不能亲临主持祭祀。不是《礼记》所谓有变故一类情况，也不应派三公九卿代理主祭。”右丞徐爰认为：“《礼记》，‘服总麻之丧不举行祭祀’，是普遍要求。大夫因为尊贵绝丧，及其有丧服，不能有什么不同。《祭统》说‘君王遇有变故派人代祭是可以的，，意谓按照礼制应当祭祀，君王不能够斋戒奉祀，祭祀又不可缺省，所以派大臣代理主祭。不是说君王不应当祭祀，而是由有关官员代理主祭。晋咸宁四年，景献皇后驾崩，是晋武帝伯母，宗庙停止丁三个月祭祀，虽皇后名号比太子妃尊崇，但事例大略可以作为依准。现在太子妃去世皇上正服大功之丧，不是遇有变故一类情况。既然还未下葬，就是说冬祭应当停止。考察庾蔚之等人议论，意旨没有不同，不进行冬祭为妥。太子妃丧事卒哭之后拊庙，完全按照丧礼常典。”下诏同意。

　　大明七年二月丙辰，有关部门上奏说：“皇上巡视逗左，练武围猎，获得野兽先献祭太庙、章太后庙，并供设肉酱美酒，三公九卿主祭，献祭麸妃阴室，室长主祭。”太学博士虞稣认为：“查考《周礼》，四季练武田猎，献祭牺牲，各有具体礼仪。春季田猎演练军队，进献所猎得的禽兽祭社；夏季田猎演习野战宿营，进献所猎得的禽兽夏祭宗庙；秋季田猎作战演习，进献所猎得的禽兽祭祀四方之神；冬季田猎举行大检阅，进献所猎得的禽兽冬祭宗庙。据《汉祭祀志》：‘立秋那天，在西郊举行迎秋气之礼完毕，开始弘扬武威，名叫“躯刘”。圣驾驰入苑囿之中，亲执弓弩射箭，获取大鹿小鹿作牺牲。太宰令、谒者各一人，装载猎获的牺牲驱车送往陵庙。，这样看来，春季田猎献祭祖庙，没有先例可以依准．”兼太常丞庾蔚之认为：“虞鲧所说的田猎不同季节各有相应礼仪，这些礼仪制度久已废行。现在政通人和，边境安宁，田猎习武，训练兵众，又供奉牺牲，敬献太庙、章太后庙，合情合理。社主是土神，司空是土官，所以祭社派司空主祭，祭祀太庙应派上公主祭。参酌讨论田猎礼仪制度，四季各有不同规定，而礼仪制度随时代不同也有增减变更。现在早已不再祭祀四方之神，三杀的礼仪，旷废很久，猎获的禽兽，破了头面伤了皮毛，不是生擒的不献祭。太宰令谒者挑选上杀奉送，先献祭太庙、太社、章太后庙，依旧派太尉主祭。”下诏同意。

　　明帝泰豫元年七月庚申，有关部门上奏说：“七月秋祭，皇上在居丧期间，是否亲临主祭请转发礼官详细讨论。考察为父母服丧三年的制度，规定从天子到平民都遵行。汉文帝痛感秦政流弊，于是制定了变通原则。从魏、晋以来，卒哭之后拊祭于祖庙，随即穿吉服。考《礼记。王制》载，‘居丧三年不祭祀宗庙，衹祭祀天地社稷，称为越绋行事’。郑玄注：‘不敢因为人世丧葬废弃对最尊贵的天地社稷的祭祀。’范宣责难挂题、壁鳄说，居丧期间之所以不祭祀宗庙，是因为从情理上讲，此时先祖也哀痛悲伤，与生者相同。迭固《祭志》中说：‘礼制规定，有丧服在身，便不举行吉祭。服最轻的总麻之丧，如果对祖考有丧服，那么也不祭祀，因为神灵不会受祭。’寻思宫中发生变故，即使不是居丧期间，也停止祭祀三个月，居丧不举行祭祀。如果不是像三年居丧期间一定要亲临主祭那种情况，那么应按昭穆庙次柿祭宗庙。而今必须三年丧毕，然后谛祭夹祭，所以知道不举行祭祀的用意，必有值得深思之处。《起居注》载，晋武帝有父母之丧，两年之中，并不亲自主持祭祀。这也是近代前事。臣等考虑皇上孝亲超过周文王，情深意切，丧服即使脱去，哀思萦绕心中。寻考礼典成例，似不应亲临主祭。有关官员奉命代行，祭祀礼仪不为旷缺。仰思孝亲，虔敬居丧，似较为妥当。臣等参酌详议，都有明证，宜如所奏。”诏同意。

　　后废帝元徽二年十月丙寅，有关部门上奏说：“皇上亲临主祭太庙奉祀文皇帝太后的时候，孝武皇帝及昭皇太后，虽然亲缘并非正统，然而曾经北面为臣，不知是否应当亲自执爵奉祀?”下转礼官讨论。入学博士周山文认为：“考礼制规定，尊贵者尊重血统从上，卑贱者尊重血统从下。孝武皇帝对于皇上来说虽然亲缘并非正统，而祖宗庙号，已列入七庙。愚意以为皇上亲临主祭太庙的时候，应当亲执觞爵奉祀．昭皇太后既然从亲属关系宗法礼制方面而言不是正嫡，应当派三公奉祀。”博士颜燮等四人的意见与周山文相同。兼太常丞韩贲认为：“晋景帝对于世祖来说，肃祖对于孝武帝来说，都是旁系尊长，晚辈亲执觞杓奉祀。现在孝武皇帝对于皇上来说，是亲伯父，神主列于祖宗庙祠，皇上祭祀太庙的时候，我认为应当亲执觞爵奉祀。而昭皇太后对于皇上来说，亲缘上没有名分，情感上则很疏远，比如自身对庶母，作为子要祭祀，而到下一代孙就停止祭祀，何况她是伯父的庶母呢。愚意以为对昭皇太后执爵奉祀，可以交付有关官员进行。”前左丞逐面认为：“置世祖宗坚塞、至遗、蕴担庙祠，都是晋帝的伯父，本朝明确规定，并没有让有关官员代为执爵奉祀的礼仪。愚意以为皇上亲执觞爵奉祀孝武皇帝，更允满虔敬深情。昭皇左卮贵为皇帝之母，尊崇一时，在神庙之中与童、宣二庙一同享受祭祀，皇上不但不应亲自奉祀，而且应当商议迁庙。目前请暂且依旧，由三公奉祀诏认为孙缅的意见妥当。

　　宋孝武帝孝建元年十月戊辰，有关官员奏言毁置章皇太后庙的礼仪。二品官参与讨论的有六百六十三人。太傅江夏王刘义恭认为：“经典文献残缺不齐，真伪难辨，训诂传注各家异说，没有人完全信从，探求者也很少能弄清楚。所以辩论六宗，两个儒者的观点各不相同；论述宗庙迭毁，学者中造成混乱。章皇太后生育文帝，佑助中兴大业，庆流后世子孙，德义光照远方。应当千秋万世奉祀，一代又一代垂范。怎能反而按照一般礼仪，迁庙降抑等同于凡庶。提出迁庙之议者怀疑不应当奉祀，实际上附会纪传，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并没有弄清楚典籍文意。考《礼记》讲不代祭，而对于慈母，则另有不同。《谷梁传》讲祭祀庶母，至孙而止，别立神主奉祀。可见亲执觞爵奉祀，事情与以往记载不同。由大君奉祀，其职司更加郑重，贵为人主，其运数特别合于神灵。况且汉代仪制，太后配祭拊庙，晋朝规定，太后庙祠保留奉祀。远考史书记载，近按臣下愚见，章皇太后庙不应迁置，比较符合礼义。所依据《公羊传》的说法，恰好为固执之见。太后与帝王同样尊崇高贵，怎能按平民百姓那样祭祀，从情理上分析，从礼制上考求，这样做就是抛弃礼法，不恭不敬到了极点。我认为章皇太后庙应与天子七庙相同，六代以后迁置。”参与讨论者当中六百三十六人赞同刘义恭的意见不毁。散骑侍郎王法施等二十七人发表意见主张应当迁庙。领曹郎中周景远重新发表意见，认为刘义恭等人不迁庙的议案较为妥当。下诏同意。

　　大明二年二月庚寅，有关部门上奏说：“本朝殷祭，没有祭祀章后庙。高堂隆所议魏文思后依照周朝姜螈庙柿祭夹祭，以及徐邈答称晋朝宣太后殷祭旧事，请交付礼官讨论议决。”博士逊武认为：“考《礼记。祭法》载，‘建立都邑，设置庙祧坛婵举行祭祀，数量多少按亲疏远近确定。因此君王设立七庙，远祖之庙称为祧，。郑玄注：‘天子对庙中世次疏远之祖，迁去神主，一昭一穆合藏于二祧之中，夹祭时集合远近祖先神主于太庙合祭。，《王制》载：‘夹祭棉祭。’郑玄注：‘夹，意思是合。集合先君神主于祖庙而祭祀，称为夹祭。自三年丧毕之后于夏季桥祭，五年于秋季夹祭，称为五年之中两次殷祭。’又注，‘柿，就是大祭’。《春秋》文公二年记载，‘在太庙大祭，。《传》说：‘毁庙的神主，陈列于太祖庙中；没有迁庙的神主，都升享祀之位，同太祖享受大合祭。，《传》说：‘集合同族远近祖先神主举行大合祭，以昭穆庙次为序。，《祭统》载：‘在太庙举行大合祭，则群昭群穆远近祖先神主都在，不失伦序。，现在殷祭是合祭太祖庙，远近祖先神主以昭穆庙次为序。章太后神主已屈居在外，没有列入正庙。如果奉迎其神主进入太庙，既不敢配列于正常庙次，又没有听说在昭穆之外另立享祀之位。如果按照徐邈说的那样，现在殷祭在另外的庙中奉祀，则违背了梢夹大祭集合远近祖先神主大合祭，以昭穆庙为序的礼仪。塑垄说：‘阴室四个未成年而死者，不一同夹祭而就其庙祭祀。’这是他所说的同一个意思。《丧服小记》载，‘未成年而死者与没有后嗣者，其神主附属于祖父庙享受合祭，。《祭法》载，‘王下祭未成年而死者，。郑玄注：‘在祖庙西南角祭祀未成年而死的嫡子，称为阴厌。，既然在祖庙西南角附属于祖父受祭，那么未成年而死者的神主在祖庙西南角就有享祀之位，并不是在别宫受祭。现在章太后庙，春夏秋冬奉祀，虽然没有至孙而止，如果太庙举行棉夹大祭，而在别宫单独祭祀童立后，与按季节秋祭冬祭等相同，则违背褚就是大祭的含义，也不符合夹就是合祭的记载。我认为不宜与太庙同样具有举行殷祭的礼仪。产堂坠答称魏文思后依照且塑差姬庙梢祭夹祭，又不分辨夹的含义，而改夹的意思为大享祀，这种情况由来已久啊。株守文籍，皮毛浅学，令人担忧根本违背了礼仪制度的主旨。”博士王燮之认为：“按柿为小祭夹为大祭，礼典中没有正式文句，而据情理事例探求，似乎有可以作为依据的。寻思夹作为祭名，意思虽然指合祭，然而在祭典之中，夹祭是最重大的。以虔诚孝思奉祀亡亲，尊崇敬爱的深情无边无际，既然殷祭太祖庙，也自然盛祀小庙。譬如祭祀尊者，可以推及卑者。所以套堂隆谈到就是以夹的名义而言也应祭祀。因此魏文思后，晋宣后，虽然神主并没有列于太庙，却仍然都依照周朝姜螈庙谛祭，其用意就是如此。另外，徐邈所引述四个未成年而死者不夹祭，就其庙而祭祀，作为别宫享祀的事例，造就是实证。愚意以为，章皇太后庙也应当殷祭。”太常丞孙缅发表意见认为：“夹祭作为祭名，其含义就是合祭，遵循经典，依据古代礼仪，逊迭的论述很详尽。我考虑小庙礼制。始自魏朝，晋朝具体施行，可作为前例依准。高堂隆谈到以夹的名义而言也应祭祀，以表达虔诚的情感。徐邈引述就其庙祭祀四个未成年而死者，作为别宫享祀的例证。孙武根据未成年而死者的神主附属于祖父庙，认为庙中有未成年而死者享祀之位。考未成年而死者舆祖父事实上虽然同庙，但就祭礼而言并不是一同合祭。从东汉开始，七庙同在一宫之中，祭礼规定，未成年而死者的神主，附属于各自祖父庙受祭。既然是参与合祭，则必定是集合众庙而祭。愚意以为章太后庙殷祭，礼仪可以此类推。”祠部朱膺之认为：“祭祀闳宫神庙，高堂隆、趟怡都说周朝人夹祭，每年都夹祭阖宫。魏、晋两代，依照周朝礼制，奉祀太后神庙，名儒通晓礼仪制度，没有人批评非议，不犯过错不忘根本，遵循旧有典章制度。愚意赞同王燮之、孙缅的意见。”下诏说：“章皇左丘已追尊皇太后封号，祭祀礼仪应与天子七庙相同，怎么能够惟独不殷祭章皇太后庙，隔绝于这样的盛大祭祀之外呢。古时候周朝夹祭闳宫神庙，魏、置两代都依照皱礼制奉祀太后神庙，历代垂范没有废弃。现在应当继承前代典制，以表达虔诚的敬意。”

　　明帝泰始二年正月，孝武昭太后驾崩。五月甲寅，有关部门上奏说：“晋太元年间，开始确定太后尊号，徐邈论述宗庙祭祀礼仪制度，从此以后，确立为通常典制。现昭皇太后对于皇上来说，没有亲缘关系，皇上特制了义服。关于太后神主拊庙的礼仪，应当下转礼官详细讨论。”博士型篷、太常丞虞厘发表意见：“正名分而存礼仪，是国家的善典；君臣如同父子，史传有明文论述。今昭皇太后正位皇帝之母，受封皇太后尊号，其神主拊庙礼仪，应按典制隆重完备。母亲因儿子而尊贵，经典史传都有明确记载。奉祀孝武帝，既然百代不毁，那么昭太后神主拊庙的礼仪，就没有道理有所减损。愚意以为神主应当入拊章太后庙．另外，应当依照晋朝元皇帝对于愍童，室查对于丞妄丘那样，祭祀的时候，皇上不亲执觞爵奉祀，而派有关官员祭祀。”当时去塞宣太后神主已入拊童左后庙，长兼仪曹郎虞蛊发表意见认为：“按《春秋》义理，庶母即使名义上同样封有尊号，而实际上仍然与正嫡有别。因此神主仍居别宫，而由公子主持祭祀。现昭皇太后既然不是皇上生母，皇上更没有亲自奉祀的道理。《周礼》宗伯之职规定：‘如果君王不亲临奉祀，就由宗伯代理主祭。’因此应当派有关官员代行祭祀礼仪。另外，妇人没有通常的秩位，各自按丈夫名位确定，丈夫亡故便按儿子名位为次。昭皇太后就正位在前，宣太后追尊名号在后，按名位的顺序而言，应当将昭皇太后新神主之位升于宣太后神主之前。”经过参酌详审，虞稣的意见最为妥当。下诏同意。

　　泰始二年六月丁丑，有关官员上奏说：“将于七月秋祭二庙，依旧皇上亲临奉祀。孝武皇帝庙室，皇上亲执觞爵奉祀，并拜伏。又昭皇太后庙室也应拜祭，祝文称皇帝名讳。另外，皇后本月二十五日虔诚庙见，拜祭孝武皇帝、昭皇太后，礼制上并没有明文依据，请下转礼官讨论确定。”太学博士刘绲认为：“考晋元帝曾为愍帝之臣，秋祭冬祭奉祀，也派有关官员代为主祭。况且兄弟不互相作为后嗣，鲁史《春秋》有明确记载。以此类推，孝武皇帝庙室，皇上不能亲执觞爵奉祀，不能拜伏。祭祀那天皇上亲临章皇太后庙，经过昭皇太后庙室，前议已确定派有关官员奉祀，皇上不应进拜。昭皇太后正号久已确定，神主登列祖庙享祀，反复考虑，祝文应称皇帝名讳。考察礼仪制度，没有弟妇拜见伯兄的规矩，又昭皇太后位居旁尊，所以皇后拜祭孝武皇帝、昭皇太后，按理没有必要。孝武皇帝庙室、昭皇左后庙室，也不要进献牺牲。”太常丞虞愿认为：“按秋祭冬祭礼仪，应由继位嗣君主祭，所以旁尊神位即使很近，弟侄也不奉祀；虽然有君臣名分，但宗法礼制没有奉祀的规定。考晋景帝是武壶伯父，远童祭祀的时候，还是进奉觞爵。当今皇上既然是塞皇童的继嗣，对茎造应当衹进拜就可以了，而派有关官员执觞爵奉祀。考《礼记》载‘经过陵墓便扶着轼致敬，经过祀庙便下车，。对于神衹，尚或肃穆致敬；何况昭太后为天下国母，皇上曾北面为臣，对于兄长的母亲应当恭敬，所以说皇上应当进拜昭皇太后庙室，祝文应当称皇帝名讳。寻思皇后庙见的礼仪，本义是虔诚致敬，现在对于孝武帝而言，论其叔嫂关系，便没有相见拜问的规矩，按其尊卑等次，也没有相见的道理。另外，皇后进宫之初，昭后还在后宫正位，很久以前，已备尽拜谒之礼。愚意以为，孝武帝、昭太后二庙室，都不要再献牲告祭。”经过参酌详审，认为虞愿的意见为合宜。下诏同意。

　　后废帝元徽二年十月壬寅，有关部门上奏昭太后庙迁置事宜。下转礼官详细讨论。太常丞韩贲发表意见：“按《春秋》义理，君母无上尊贵，希望以后永远享祀。周代制度天子七庙传承帝统，尚且五代以上就要迁庙。何况对于伯父的母亲，没有丧服关系而要举行祭祀，考察前代，没有这样的成例可作依准。”都令史殷匪子发表意见：“昭皇太后神主不附属于祖宗，反正应当迁庙。有人说，‘妾拊庙于妾的祖姑，，拊庙既然必须告祭，迁庙也不应当不同。应当告祭章皇太后庙室。按《礼记》说：‘妾拊庙于妾的祖姑，没有妾的祖姑，那么可以另外献牲拊庙于女君。’当初章太后对于昭太后，按照昭穆次序而言，则并不是妾祖姑，也不是女君，不符合《礼记》中规定范围。我想坚立后名位确实极高，从前开始拊庙之初，自然上拊于赵后庙室，神主奉安于西庙，并且都用币告祭所有庙室。古代制度，大事一定要告祭祖庙，又说每件事都要告祭。祭祀礼仪，用牲也用币。考查魏、晋以来，各有不同情况。元台十六年，交礼官论定。大学博士殷灵祚提出建议说：‘吉事告祭用牲，凶事告祭用币。，从此以后，按吉凶分别，已经是一代成典。现在拊庙告祭，虽然不完全是凶事，但也谈不上是吉事，所以应当依然按以往礼仪，用币遍告二庙。又考虑昭太后迁庙，神主便不能再陈列于太祖庙，博士提出附属虞祭所立神主埋于庙两阶之间。按两阶之间本来是用以埋告币埋虞祭神主的地方。从前虞台说过，按照五经典制，将迁庙神主附属于虞祭神主，埋在庙的北墙，很可以作为依据。昭太后神主迁出埋好之后，宣太后上室不可不虚置，太后便应升位。升位之后，又应供设肉脯肉酱以安神。现在礼官所提出的意见，错误疏略很不周全。迁庙事体重大，请广泛讨论考察。”左仆射刘秉等七人赞同殷匪子的意见。左丞王谌又附议，说：“用币遍告二庙，将迁庙神主埋在庙的北墙。宣太后上室，又供设肉脯肉酱以安神，壁匿王的意见为合宜。”下诏同意。

　　魏明帝左和三年，下诏说：“按照宗法礼制，国君没有后嗣，便选择支子中贤者入继大宗为后嗣，入继者则应当继承正统而奉行公义，怎能衹顾私亲呢。漠宣帝入继旦谴为后嗣，后来给悼考追加皇号；选基查由诸侯王援立为皇太子而嗣成壶即帝位，不久董塞等人举亡童为例，排斥朝议，于是追尊塞童生父为茎皇，在京师立恭皇庙，塞壶又尊崇生母定陶王丁姬为帝太后，称中塞宣，与盛壹母垦值宣并列，僭越无礼，天怒人怨，不降福保佑，又拒绝师丹忠正的劝谏，以致祖母尽立后所居挂宣正殿失火，生母丁姬死后棺椁被焚。自此以后，这种追尊本生父母的作法不断有人相沿仿行。谨命三公九卿各部门官员，深深以前代为鉴戒．后嗣之中万一有人是由诸侯支子入继大统，那么就应当深明为人后嗣的大义。如果有人胆敢巧言谄媚，胡作非为，引诱奉承君上，滥建尊号，称生父为皇，称生母为后，即使是股肱大臣，也一概诛杀，毫不宽赦。将此诏书用金策书写，珍藏于宗庙之中，编著为法典。”此后高贵乡公直鬓、常道乡公苴蹙援立，都没有追尊本生父母。

　　晋愍帝垂塑四年，司徒梁芬议论追尊礼仪，皇帝没有同意，同时左仆射索辫等人也引述魏制为例，认为不可以。所以祇追赠吴王为太保。元查左兴二年，有关官员上奏提出琅邪恭王应当尊称皇考。贺循发表意见认为：“礼典明确规定，儿子不能因为自己爵位提高，便追尊其父名号。”皇帝又同意了他的意见。漠代追尊本生父母的成例以后就废弃了。

　　魏明帝有个爱女名叫淑涉，三个月就夭折了，皇帝悲痛到了极点，追封谧号为平原懿公圭，葬在南陵，在京师建了庙宇。这些作法是没有前例的，是违背礼制的。

　　宋孝武帝孝建元年七月辛酉，有关官员上奏说：“束平冲王年幼也没有后嗣，未成年而亡衹服丧五个月。虽然君夭折臣不服丧，但应当有入主祭，然而束乎国国号是追赠的，又没有王臣。不知是否应当迁移灵位、立庙、拊庙?即转礼官详细讨论。”太学博士徐宏发表意见：“束平冲王既然没有后嗣，封国足追赠的，实际上没有王臣，五个月殇服结束之后，便应迁移灵位。《礼甜说：‘未成年而亡与没有后嗣者，附属于祖父庙亨祀．’又说：‘士大夫不应当衬庙于诸侯，而应拊庙于祖父辈中的士大夫。’同样诸侯不应当拊庙于天子。东平冲王则应拊庙于祖父辈中封王的人，因此应附属于长沙景王庙。”下诏同意。

　　大明四年某月丁巳，有关官员上奏说：“安陆塱虽然划定了封土，但还没有营建宗庙，四季献祭奉祀，其神主附属于江夏国宗庙。江夏宣王生母，是否应当祭祀?”太学博士傅郁认为：“不应当祭祀。”右丞徐爰认为：“考《礼记》载，‘对慈母妾母不世代祭祀，。郑玄注：‘因为慈母妾母都不是正嫡，所以传云为其子者祭祀，至孙而止。《礼记》又载：‘妾子无母者，受父命以妾之无子者作慈母而为其后，同样也有为祖庶母之后的情况。，郑玄注云：‘按为慈母后之例类推，父妾没有儿子，也可以命自己的庶子作为她的后代。，思考这段文义，对于父妾的祭祀，不一定衹是于这一代。江夏宣王太子身任都督郢州诸军事，是第四皇子，安陆宣王遇害，圣上痛惜哀悼，以皇帝爱子出继，为宣王后嗣，改封江夏王，开启了一个新的封国，成为江夏国始祖。当初王夫人养育宣王，国行正道，虽宣王遇害，皇上无所厌弃，又深表哀敬之情，命皇子出继安坠，改封江夏。然而王夫人既没有能够拊庙江夏，又不从祭塞堕，就此事按情理分析，愚意以为应当依照祖庶母也有人作为她的后代的礼制，将王夫人、江夏宣王太子神主合列于宗庙奉祀。”仅郁、途爰两人的意见不同，经参酌详审，认为徐爰的意见正确。下诏同意。

　　左明六年十月丙寅，有关官员上奏说：“故晋陵孝王刘子云没有后嗣，神主入庙后三日，国臣按照临时制订的办法除释，每月初一、十五，周年忌日，是否还应当临哭?祭祀的时候，谁担任主祭?”太常丞庾蔚之发表意见：“故王安葬后三日，国臣按照临时制订的办法已除释，但灵位前献祭供案仍在，每月初一、十五及周年忌日，国臣还是应当临哭，改换素服，戴白蛤帽，由上卿主祭。王既然没有后嗣，又没有服三年之丧的人，周年时亲属除服，而封国仍然存在，便应当设立宗庙，为封国始祖。除服的那天，神主暂时附属于祖父庙受祭。诸王不能附属于作为天子的祖父庙，应当附属于从祖父封国庙，待晋陵国新庙建成后回到新庙室。晋陵孝王没有择立后嗣之前，四季祭祀，通常由上卿主祭。”左丞徐爰也发表看法，认为庾蔚之的意见允当。下韶同意。

　　大明七年正月庚子，有关官员上奏说：“故宣贵妃特加殊礼安葬，不知是否应当立庙?”太学博士虞稣发表意见：“》说：‘天子有后。有夫人。’《檀弓》说：‘舜葬在苍梧之野，三妃没有随葬。，《昏义》说：‘后设立六宫，有三夫人。，因此三妃也就是三夫人。后有三妃，好比天子有三公。据《周礼》，周代官爵自一命至九命凡九等，三公官爵是八命，诸侯官爵是七命。三公官秩既然高于列国诸侯，三妃也自然比庶邦夫人尊贵。据《春秋传》，仲子不是鲁惠公元配嫡妻，但隐公尚且代桓公尊异其母，为别立一庙而祭祀。现贵妃是天子册封，理应建立新庙．”左丞涂爱发表意见：“宣岂蛆已获殊礼安葬，礼仪高于其他妃嫔之上，按古代典制考察，有具体依据。庙堂建造，应当选置将作大匠掌理。”经过参酌详审，认为虞稣、徐爰的意见允当。下诏同意。

　　大明七年三月戊戌，有关官员上奏说：“新岂王为宣贵妃服丧，齐衰一年；忌日之后十一个月，戴练冠，举行小祥祭礼；十三个月，着白色丧服；十五个月，举行大祥祭礼，此后不着丧服，在心中悼念三年。不清楚宣贵妃神主拊庙，应当在什么时候?神主入庙的时候，是应当先附属于别的庙室，还是直接奉入新庙呢?如果在大祥祭礼至除服祭礼一个月期间奉神主入庙的话，时逢四时之祭是否能够举行?新安王在心丧期间，能不能亲临奉祭?”太学博士虞稣发表意见：“《春秋传》说：‘把死者的神主附祭于祖庙要制作神主，遇熏祭、尝祭、樯祭就在祖庙中连同其他祖先一起祭祀。’尝祭是吉祭，大祥祭礼至除服祭礼期间，神主不能入庙，入庙应在除服祭礼完毕除去丧服之后。新安王心丧三年期间，若逢四时节令，便应当在庙中举行吉祭，新安王亲自奉祭也无妨。拊的意思，就是把后死者神主附于先死者庙十。《丧服小记》说：‘诸侯不应当拊庙于天子。’现贵妃爵位与诸侯相等，自然不应当柑庙于先后。另外，既然为贵妃别立新庙而祭祀，就无所谓拊庙主事。况且卒哭之后，更加没有拊庙之理。”左丞徐爰发表意见认为：“礼仪制度有增减变化，古今不完全相同，虽然说卒哭祭之后拊庙，拊庙要制作神主，一时诸侯，都是除服祭礼完毕之后神主入庙。大祥祭礼之后服麻衣丧服，边缘用布，本来不用彩饰，元嘉年间改革服制用浅红色；居丧时睡草垫，头上和腰间缠麻带，以及改变除服制度，皇宋都重新作了具体规定。况且宣贵妃养育新安王，特加殊礼安葬，在灵位前供奉祭品，在中门外倚木为庐居丧，都是新安王作丧主，为宣贵蛆别立新庙开始祭祀，不应当由朝廷经办。我认为在除服祭礼完毕除去丧服之后，新安王可以亲执觞爵主持四时祭祀。如果有特殊事故，由三卿代理主祭。宣贵妃上高于皇姑，下超过列国夫人，不能拊庙他处。”经过参酌比较，虞堑的意见大体上与盐爰没有不同，应以徐爰的意见为合宜。下诏同意。

　　大明七年十一月癸未，有关官员上奏说：“置医画报送请示公文：耋王庙依照庐陵等国现行礼制，一年五次祭祀。二国因为王有衡阳王丧服，今年内不举行祭祀。国没有继位嗣王，由三卿主祭。是否与有丧服之例相同?”博士颜僧道发表意见：“《礼记》说：‘祭祀者于死者无丧服，因为祭品已陈列，便也祭祀。，现在晋陵王有衡区王小功丧服，应当同意二国今年都不举行祭祀。”太常丞座蓝之发表意见：“鳃麻丧服不祭祀，是据丧主而言的。晋陵国虽然现在没有嗣王，应当依照有嗣王的情况确定丧服，依循不举行祭祀的规定。衡阳王是族伯服鳃麻丧服，那应当三个月祭祀。”兼左丞徐爰发表意见：“晋陵国嗣王未立，将来继承王统者还不知亲疏远近。怎么可以凭空估计亲疏远近丧服等级，而损害祭祀礼仪的肃穆虔敬呢。”经过参酌比较，认为徐爰的意见允当。下韶同意。

　　大明八年正月壬辰，有关官员上奏说：“已故齐敬王刘子羽将来选立后嗣，不知是应当现在就制作神土设立庙堂，还足等待有了后嗣的时候?如果现在不设立庙堂，又在哪裹举行祭祀呢?”游击将军徐爰发表意见认为：“封国没有后嗣继王位，按照制度规定应当废除。始封国应当有嗣王继承王位。皇子追蹭封王，则为一国始祖。君未成年而死臣不服丧，自古以来作为丧礼准则，怎么能够没有神主庙堂，不举行祭祀。而等待有了后嗣的时候呢。我认为应当制作神主设立庙堂，依旧由三卿主祭。”各部门广泛讨论，认为途爰的意见允当。命令开始修建庙堂。庙堂建成之后，制作神主，依照晋陵王近例，先暂时拊于庐陵孝献王庙中。祭祀完毕，神主便回新庙。还没有选立后嗣之前，通常由国上卿主祭。

　　《礼记》载：“共工氏统治九州的时候，他的儿子句龙掌管土地，称为后土，能平治九州水土，所以被祭祀为社神。”周于甲曰祭社，这是选用日期开始的一天。“筑社坛是用来立地神的方法。地载育万物，天垂示星象。人从上地取得财富，根据天象制定法则，因此尊崇天而亲近地。所以要教导民众赞美天地之德而加以报答。家中以中霤之神为主，而国家以社神为主，这是向民众显示立家立国的根本。”所以说以立社祭祀土地之神来报答土地而追思万物的初始。烈山区统治天下的时候，他的儿子叫农，能播种各种谷物。他的后裔叫柱，辅佐颛顼担任稷官，掌管农事，后来周族的弃继续他的事业，把方法传布给人们，因此被祭为稷神。《礼记》载：“天子为万民百官立社，叫做太社；天子为自己立社，叫做王社。”所以国家有两个社，而稷也有两个。汉朝、魏朝则有官社，而没有稷，所以通常是两个社一个稷。晋初沿袭魏制，没有改变。到太康九年时，改建宗庙，于是社稷坛同宗庙都迁移了地方。便下韶说：“社神实际上衹有一个，就把两个社合并祭祀。”于是车骑司马傅咸上表说：“按《祭法》太社王社各有其义。天子尊崇郊祀天地，所以亲耕籍田。天子躬耕是为了得到祭祀的谷物，以敬奉上帝。《谷梁传》说：‘天子亲耕籍田，以供给奉祭的谷物。’亲耕籍田，是表示自己报答天地，天子为自己立社，就是用亲耕籍田来报答。国家以人为根本，人以谷物为命根，所以又为百官万民立社，以祈求丰年报答天地。报答者的范围和事项有所不同，所以分别有太社和王社。王景侯论述王社，也说是春天亲耕籍田祈求丰年，秋天收获后报答。而论述太社，却说‘王者在治下方千里以内，为天下各族姓的人立社，称为太社，不在京师为自己立社’。王景侯这个论点，是依据《祭法》‘大夫以下的人。聚成百家以上就立一社，叫做置社，。王景侯解释说：‘就是今天的里社。’王景侯解释《祭法》，则认为置社是民间的社。但是又另外论述认为太社是民间的社，没有通晓《祭法》意旨。太社是天子为民祈福而设，故称天子社。《郊特牲》说：‘天子的太社，必须接受霜露风雨。，因为天下各族姓的人众多，天子为他们共同立社，所以称为太社。至于大夫以下的人，聚成百家以上就立一社，其数量多少不一，就以里所命名。《左氏传》记载在清丘之社会盟，就是这样的例证。可见民间的社已不能称为太社。那么太社如果不设立在京都，又应当设立在何处呢?《祭法》又说：‘天于为天下各族姓的人设立对七种神的祭祀。天子为自己也设立对七种神的祭祀。’说为自己，指为自己祭祀。说为天下各族姓的人，指为天下各族姓的人祭祀。太社与七种神的祭祀，其文正相等。论者详考于此，便说典籍所载衹有对五种神的祭祀而没有对七种神的祭祀。按祭祀五种神，是国人的大祀；祭祀七种神，是天下的小祀。《周礼》所说祭祀凡是小祀，便是穿墨冕礼服的祭祀。王量堡解释大厉说：‘比如周代杜伯，鬼有所归宿，便不做恶鬼。’现在说没有两个社，指王景侯解释《祭法》不是说没有两个社，而是说口传没有这样的文字。像王景侯这样精明，先拟定论点而后解释典籍记载，便依据自己的论述废弃明文。如此看来，不但是关于两个社的问题，就是想想王景侯所作的一些解释，也很不容易消除。以前受敕书，《尚书．召诰》载：‘在新邑立社祭土地之神，用一头牛、一只羊、一头猪作祭品，，不立两个社的意思明明白白。考《郊特牲》载：‘祭社神和稷神用牛、羊、猪作为祭品。’如果一定要援引《召诰》用一头牛、一只羊、一头猪的文字，以证明没有两个社，那么《郊特牲》祭稷神就没有牲用作祭品了。论者便说，举社为例，可以明了稷。如果举社可以明稷之说成立的话，为什么不可以举一以明二呢。‘国家的大事在于祭祀与军事，。若因故取消不如保存。况且保存则有理，取消则没有根据。《周礼》封人之职‘掌管设立社谴’。没有稷字。现在帝社没有稷，当是出于此。然而国家主要祭祀社稷，所以经传经常称社稷。《周礼》载，王祭稷则穿绋冕礼服。这是王社有稷的记载。封人掌管设立社谴，其文中没有稷字，论者认为是略文，从文意可以知道有稷。我认为应当仍旧立太社、帝社，而且帝社增设稷坛。”这时成粲发表意见认为：“王景侯论述太社不立在京都，这是要破坏郑氏礼学。”傅咸又上表认为：“像成粲如此议论，土景侯的注文便会由此遭破坏。《大雅》说：‘于是设立冢土。’毛公注解道：‘冢土，就是太社。’王景侯注解《诗经》，就是采用毛公此说。《禹贡》(J睢土五色，。王景侯注解道：‘天子取五色土建成太社，分封四方诸侯。分别取某方某色土，以代表天下四方。’这样看来，太社仍然还是建立在京都。不知成粲此论从何而出，与注解相背离。上违背了经典明文记载，下破坏了王景侯的注解。臣虽然愚顽狭隘，学问浅薄，但有所愚见，不能沉默无语，谨此再次上表。”刘宣发表意见与傅越相同。下诏说：“社神实际上衹有一个，但世代沿袭有太社、帝社两个社坛，众人意见不相一致，不必改作，应仍然照旧，如同魏朝制度。”

　　到晋元帝建武元年，又依照束汉制度设立太社、帝社和一个稷坛。太社的祝文写道：“地德普施天下，恩泽万里无疆。恭敬建立太社，祈求保佑万邦。悠悠四海之内，百姓安泰吉祥。”帝社的祝文写道：“坤德厚载万物，皇土王畿永存。恭敬建立帝社，供奉土地之神。四时祭祀神明，喜迎万福临门。”据《周礼．考工记》，王宫布局左边是宗庙，右边是社稷。历代遵循这个制度，所以束汉洛阳宫殿布局，社稷在宗庙之右，到东置又是这样。三国吴时宫城的东门是雩门，疑吴国社坛也在宫殿东边，与宗庙同在一处。宋沿袭旧制，没有改动。

　　魏朝三位皇帝都亲耕籍田，因此没有停止祭祀先农。其礼仪没有听说有特殊的方面，应当是遵从还垡仪制。执事告祭用牛、羊、猪三牲为祭品。晋元帝、晋哀帝都打算亲耕籍田，但没有实行，礼仪制度也没有记载。

　　宋文帝五塞二十一年春天，皇上亲耕籍田，在籍田中间南北向道路之西、东西向道路之南建立先农坛。坛高四尺，四周各两丈。底座四面都修建台阶。台阶宽度是五尺，另外加筑矮围墙。先农坛与南北向道路东西向道路的距离都是二十丈。皇上未到之前，司空、大司农率领太祝令以及众执事在天刚亮时用一头牛、一只羊、一头猪作祭品，告祭先农坛。祭祀礼器用祭祀社稷的礼器。祭祀完毕，把祭祀用的肉分送给参与祭祀的人。旧有典制，祭祀先农又常常列入郊祀天地的活动之中。

　　连毯礼仪制度，皇后到东郊御苑中亲自采桑。蚕室祭祀的蚕神是苑窳妇人、寓氏公主。祭祀蚕神用少牢羊、猪二牲作祭品。晋武帝太康九年，杨皇后在西郊亲自采桑，祭祀教民育蚕之神先蚕。先蚕坛高一丈，四周各两丈，四面都有台阶，台阶宽五尺。先蚕坛位于采桑坛东南帷宫以外，距帷宫有十丈远。皇后未到之前，太祝令在天刚亮时用一太牢牛、羊、猪三牲作祭品，告祭先蚕坛。谒者一人监祭。祭祀完毕，撤去供祭食物，把祭祀用的肉分送给随从采桑以及参加祭祀的人。

　　魏文帝黄初二年六月庚子，初次祭祀五岳四渎，一一秩祭，遍于群神，将珪璋玉器痉埋于地下、沉入河底作为祭品。六年七月，皇帝率领水军进入淮河。九月壬戌日，派遣使者将玉璧沉入淮河，这是祭河神的礼仪。

　　魏明帝太和四年八月，皇帝到东方巡视，派遣使者用特牲一头牛作祭品祭祀中岳，这是祭山神的礼仪。

　　魏元帝咸熙元年，皇帝前往长安，派遣使者用玉璧币帛作祭品祭祀华山，这是祭山神的礼仪。

　　晋穆帝升平年间，何琦论述修建五岳祠的必要，说：“唐尧、虞舜时制度，天子五年巡察一次，按所至五方相应的五色用牲，加柴焚烧祭祀五岳，望祭山和群神。所以称为‘通过名山向上天表示虔敬’。是为了敬告天地神祇，请它们受祭，以报答它们的功德。因此不发生灾害瘟疫，而风调雨顺，气候宜人。后来到了夏、商、周三代，各朝代年数长短虽然不同，但是祭祀山川I的礼仪没有改变。五岳之神秩位如同三公，四渎之神秩位如同诸侯，在经典传记中都有记载，所谓有事就要举行祭祀，没有人能够废弃。及至台、选定都垩直，、周丞虽然原本不在应祭祀的大川之内，但是因为两条河水靠近咸阳，所以都得以比照大川一样进行祭祀。那么原本确立祭祀的名山大川，怎么可以不进行祭祀呢!自从丞墓内乱外患，盗隆被攻破，置擅童被俘，名山大川的祭祀就废止了．衹有浦岳天柱山，在疆域之内，仍旧由尚书台选任百石吏卒，担任奉祀职务。亘壶中兴之际，没有专门负责祭祀的职官，厘红郡时常派遣大吏兼摄祭祀事务，四季祭祀天主灿，祈祷酬神，春天由寒转暖，冬天迎来冰雪。从庐和以来直到现在，祭祀天柱山也废止了。估计现在非正规的祭祀，可以说是种类不少。考察祭祀的对象，则是淫昏小鬼；而祭祀浪费钱财，成了民众的祸害。但是对山川大神的祭祀，则更加疏略阙失，礼制紊乱，风俗败坏，入神混杂，官场趋炎附势，小人争权夺利，逐渐滋生蔓延。主要是由于近来国家多难，每天都忙不过来，礼仪制度的恢复建立荒废停滞了，很多事情没有来得及安排。现在首恶大奸已被消灭，应当恢复旧有的典章制度。五岳地区、四渎流域，受风俗教化浸润，从困苦中获得重生的人，都蒙受山川大神德泽恩惠，但是，对各种神祇的祭祀却未分轻重，皇帝巡察天下，焚柴燎祭山川大神的礼仪也废置很长时间了。尊崇明扬前代典制，将使皇上圣驾胜利北还，再考察古代典章律法，全面整理修订各项制度。其中祭祀五岳、四渎应当遵行的方面，主要是陈设俎豆祭器，奉献牛羊牺牲等，以及祭祀祝祷和神灵祝福的文辞，以往的典籍没有记载。可以敕令礼官撰写，主要要求是心意虔诚，言简意赅，以表达至治美政感动神明，完美的德行馨香远闻，像这样就可以了。那些邪神妖孽，大多可以依照法令，先去除特别突出的不正当祭祀。以使邪不害正。”何琦的文章皇上没有阅览。

　　宋孝武帝大明七年六月丙辰，有关官员上奏说：“诏令祭祀霍山，不知应派什么官员奉祀?用哪些牺牲食物作祭品?进行祭祀的时候，用什么样的祭器?”殿中郎丘景先发表意见说：“祭祀名山大Jl[，盛典一代一代传扬；五岳、四渎之神的秩位比照三公和诸侯，依照等级依次用玉献牲奉祭，具体规定在典籍中写得明明白白。但祭祀之事中世以来旷废日久，祭祀礼仪在典籍中也遗漏不全．考周代制度，祭祀名山大川由宗伯负责，选娃记载是使持节奉祀，至于血祭杀牲，把牲帛玉币埋于地下、沉入河底作祭品，经典流传有明确的规范，供设美酒肉脯，献祭牲牢的祭器等等，也都有详细的事例。另外祭祀名山用玉用币各有不同，祭祀大冢还要以新谷供祭。山海祭祀霍山，用太牢牛、羊、猪三牲作祭品，埋玉告祭，这都是依准参酌传注记载，可以一一说清楚的。现在皇风速扬，隆重祭祀霍山通岳，愚意以为应当特派太常持节，用太牢牛、羊、猪三牲作祭品，供设美酒肉脯新谷作食物，痉埋红玉浅红色币帛于地下作为祭祀礼仪。又据《周礼》载鬯人的职掌，‘凡祭祀山川I四方用绘有大蛤图案的漆尊，，那么祭霍山盛酒当用螺形杯，其余器物用品，没有具体记载可以用作参考。按郊祀望祭名山大川，以质朴的形式表达虔诚的心意，器具最好用土陶匏实制成，陈列在茅席垫子上，大致可以作为依准。应当在山川I的界域之内，修筑祀神祭坛。”经过共同讨论商议，认为丘景先的意见允当。敕令派兼太常持节为使者奉祀霍山，用太牢牛、羊、猪三牲为祭品，加上玉器币帛。用土陶匏实器具，现时已不再用画有大蛤的漆尊，可以仿照郊祀天地的礼仪，用觞爵献祭。凡是供祭食物的种类数量，完全依照社祭规模为宜。下诏同意。

　　晋武帝咸宁二年春天，久旱小雨。四月丁巳，下诏说：“所有干旱的地方普遍祭神求雨。”五月庚午，开始祭祀社稷、山川大神求雨。六月戊子，天降及时雨。这是雩祭求雨的旧典。

　　太康三年四月、十年二月，又久旱雩祭求雨。从此以后实行雩祭一直到现在。

　　魏文壶黄初二年正月，下诏说：“从前仲尼凭藉大圣才干，怀有帝王器度，时值周王室衰微，没有秉受天命的机运，便退而考求五代礼制，成就素王之业，据鲁国旧史而作《春秋》，同乐官太师讨论音乐，并进行整理，《雅》、《颂》乐正而各得其所，致使千载之后，没有人不以他的文论为宗来写作，没有人不仰承他的圣才而思考立论。因此可以说是著名于当世的大圣，千秋万载的师表。因为遭逢天下大乱，各种祭祀都荒废停止了，壬迂旧居的丛瘤，毁坏了而没有修整，自汉平帝封王迂后裔孔均为蛮盛堡，奉祀孔王，并追谧丛王为褒成宣尼公之后，王迂后裔再没有封侯奉祀，故乡阙里听不见讲习歌颂的声音，一年四季看不到黑祭尝祭的神位，这难道就是所谓尊崇教化，知恩报功，盛德之人千秋万世也一定要祭祀吗!谨特封议郎孔羡为宗圣侯，食邑一百产，奉祀孔王。敕令叠郡修复旧庙，安置一百户吏卒，守卫孔庙。”

　　晋武帝奎始三年十一月，改封宗圣侯孔震为奉圣亭侯。又诏令太学和鲁国四时节令备齐牛、羊、猪三牲祭祀孔子。

　　明帝太宁三年，韶令给事奉圣亭侯孔亭四时节令祭祀孔子，祭祀礼仪应如同泰始旧例。孔亭的五世孙孔继之贪玩六博格五等博戏，常常把祭品所值返作己用，怠慢废弃对祖宗孑L子的祭祀。宋文帝元嘉八年，有关部门奏请削除了孔继之的爵位。到十九年，又把奉圣亭侯爵位授给孔隐之。因为其哥哥的儿子孔熙先谋反，又失去了爵位。二十八年，重新韶封孔惠云为奉圣侯。后来孔惠云有重病，失去了爵位。孝武帝大明二年，又诏封孔迈为奉圣侯。孔迈去世，儿子孔巷承袭爵位，后来犯罪，削除了爵位。

　　魏齐王正始二年三月，皇帝讲解《论语》一篇，五年五月，讲解《尚书》一篇，七年十二月，讲解《礼记》一篇，并派太常释奠，用太牢牛、羊、猪三牲为祭品，在辟雍祭祀孔子，以颜遄配享。

　　晋武帝泰始七年，皇太子讲解《孝经》一篇，咸宁三年，讲解《诗经》一篇，太康三年，讲解《礼记》一篇，惠帝元康三年，皇太子讲解《论语》一篇，元帝太兴三年，皇太子讲解《论语》一篇，太子并且亲临释奠，用太牢牛、羊、猪三牲祭祀孑L子，以颜渊配享。成帝咸康元年，皇帝讲解《诗经》一篇，穆帝升平元年三月，皇帝讲解《孝经》一篇，孝武帝宁康三年七月，皇帝讲解《孝经》一篇，并释奠先师孔子如同旧例。

　　穆帝、孝武帝时都暂且以中堂作为太学。

　　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四月，皇太子讲解《孝经》一篇，在国子学释奠先师孔子，如同晋朝旧例。

　　漠束海恭王逝世，明帝出宫到津门亭发丧。魏朝当时参加丧礼的人，以及前来吊唁的使者，采用博士杜希的建议，都取下玄冠，头上围布巾。

　　魏武帝年少的时候，漠太尉桥玄最早给予他特殊礼遇。所以建安年间，派遣使者用太牢牛、羊、猪三牲作祭品祭祀桥玄。

　　宋文帝黄初六年十二月，经过梁郡，又用人牢牛、羊、猪三牲祭祀桥玄。

　　黄初二年正月，皇帝到原陵围猎，派遣使者用太牢牛、羊、猪三牲作祭品祭祀漠世祖。

　　宋文帝元嘉二十五年四月丙辰，皇帝前往江宁巡察，经过司徒刘穆之墓，派遣使者致送祭品祭奠。

　　孝武帝大明三年二月戊申，皇帝前往籍田，经过左光禄大夫袁湛墓，派遣使者致送祭品祭奠。

　　大明五年九月庚午，皇帝巡视，经过司空殷景仁墓，派遣使者致送祭品祭奠。

　　大明七年十一月，皇帝前往南方巡察．乙酉，派遣使者到晋大司马桓温、征西将军毛璩墓前祭奠。

　　刘惮景耀六年，诏令为丞相诸葛亮在沔阳建立祠堂。在此之前，丞相所有故居都请求建立祠堂，没有准许，百姓便私下祭祀。于是有人上书言事，认为可以在京师为丞相建立祠堂，以顺从民意，意见没有被采纳。步兵校尉习隆、中书侍郎向充等向刘惮进言说：“从前周人怀念邵伯的美德，他生前歇息遇的甘棠树不修剪不砍伐；越王思念范盏的功劳，为他铸造了铜像。自汉兴起以来，有小善小德的一些人，有很多都画了像建立了祠堂；何况诸葛亮美德为天下楷模，功勋盖世，复兴王室，挽救危亡，完全依靠的是他。然而对他的祭祀衹限于民间，没有塑像，没有建立祠堂，百姓衹能在里巷祭祀他，戎夷衹能在荒野祭祀他，这不是缅怀美德，纪念功勋，追思前人的办法。现在如果完全顺从人们的心愿，那么就有些轻慢而不合于常典；把祠堂建在京师，则又逼近宗庙。这也是圣上犹疑不决的原因。愚意以为应当就其陵墓附近，在沔阳建立祠堂，让所在地有关官员按四时节令致送祭品祭奠。凡是他的故臣要奉祭的，都规定衹到祠堂。禁止民间私下祭祀，以奠崇正规的祭祀礼仪。”于是听从了习坠、包直等人的意见。何承天认为：“《周礼》记载：‘凡是建立功勋的人，冬天祭享先王的时候，也祭他们。，所以后代遵行，以元勋配享先王。直立等人不遵循这种制度，刘惮又听从了他们，都是不符合礼制的。”

　　汉代城阳国人认为刘章对漠室有功，为他建立了祠堂。青州等许多郡互相仿效，济南特别突出。到魏武帝任济南相时，都废除禁止了。及至主持朝政，又在全国普遍加以铲除，社会上不正规的祭祀便废除了。到文帝黄初五年十一月，下诏说：“先王制定礼仪制度，是为了昭示孝道，奉祀祖先，重大的是祭祀天地社稷，其次是祭祀宗庙祖先，至于月星辰五行，不与族类相关，便不在祭祀的范围之内。末世衰败，人，迷信巫祝，以至于在皇城宫殿之内，在民间门窗之间，无不酹酒祭祀鬼神，人们受的迷惑太深了。从今以后，若有人胆敢进行不合礼制的祭祀，或是巫祝妖言惑众，都以执左道论罪，此规定编著于法令。”明帝青龙元年，又下韶说：“郡国山川I不在正规祭祀范围之内的，不要祭祀。”

　　晋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诏说：“从前圣帝明王，祭祀五岳、四渎，名山川泽，分别有一定的礼仪制度。为的是报答天地阴阳变化赐福人间的功德，而顺应四时节令阴晴水旱的规律。然而以正道统治天下的人，他那个时代鬼不神奇不灵验，神不伤人害人。所以祝史献祭而没有羞愧言词，因此这个时代的人对幽冥神灵之事很慎重，不正规的祭祀便不会进行。末世之人不笃信正道，僭越礼制，渎慢神灵，所求所请为所欲为，一点也不敬而远之，一味苟且以求侥幸，妖法鬼道互相煽惑，舍正为邪，因此魏朝对此非常痛恨。现诏令按照旧有礼仪，制订制度，使建立了功勋的人，必定进行祭祀报答他的功德，而妖魔鬼怪之类，不要混杂其问受祭。”二年正月。有关官员上奏说：“春分祭祀厉鬼使消除灾祸的禳祭遭殃受损。”下诏说：“春分祭祀厉鬼不在正常的祭祀规定之内，废除它。”

　　宋武帝永初二年，普遍禁止不正规的祭祀。因此蒋子文祠堂以下，普遍都拆毁了祠堂庙宇，禁止祭祀。耋武童叁建初年，重新修建蒋山庙，山川大神庙宇，也都逐渐修复。明帝在鸡笼山修建九州庙，把众神都聚集在庙中祭祀。蒋侯宋代爵位逐渐加高，位至相国、大都督、中外诸军事，加殊礼，钟山王。苏侯位至骠骑大将军。四方各路神祇，都加封了爵位秩级。

　　汉安帝元初四年，下诏说：“据《礼记．月令》，秋八月，要注意赡养衰老的人，授给他们几和杖，赐粥给他们’。方今八月清查户口的时候，郡县大多没有遵照执行。即使有粥，也是用秕谷糠皮和泥土相拌和，不能吃。”据此韶令，汉代仍然依照《月令》施政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