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稿·列传·卷二百三十》

　　孙家鼐 张百熙 唐景崇 于式枚 沈家本

　　孙家鼐，字燮臣，安徽寿州人。咸丰九年一甲一名进士，授修撰。历侍读，入直上书房。光绪四年，命在毓庆宫行走，与尚书翁同龢授上读。累迁内阁学士，擢工部侍郎。江西学政陈宝琛疏请以先儒黄宗羲、顾炎武从祀文庙，议者多以为未可，家鼐与潘祖荫、翁同龢、孙诒经等再请，始议准。十六年，授都察院左都御史、工部尚书，兼顺天府尹。

　　二十年，中日事起，朝议主战，家鼐力言衅不可启。二十四年，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命为管学大臣。时方议变法，废科举，兴学校，设报编书，皆特交核覆，家鼐一裁以正。尝疏谓：“国家广集卿士以资议政，听言固不厌求详，然执两用中，精择审处，尤赖圣知。”其所建议，类能持大体。及议废立，家鼐独持不可。旋以病乞罢。

　　二十六年，乘舆西狩，召赴行在，起礼部尚书。还京，拜体仁阁大学士。历转东阁、文渊阁，晋武英殿。充学务大臣，裁度规章，折衷中外，严定宗旨，一以敦行实学为主，学风为之一靖。议改官制，命与庆亲王奕劻、军机大臣瞿鸿禨总司核定。御史赵启霖劾奕劻及其子贝子载振受贿纳优，命醇亲王载沣与家鼐往按，启霖坐污蔑亲贵褫职，而载振寻亦乞罢兼官。资政院立，命贝子溥伦及家鼐为总裁，一持正议不阿。时诏诸臣轮班进讲，家鼐撰尚书四子书讲义以进。三十四年二月，以乡举重逢，赏太子太傅。历蒙赐“寿”，颁赏御书及诸珍品，赐紫缰，紫禁城内坐二人暖轮，恩遇优渥。宣统元年，再疏乞病，温诏慰留。寻卒，年八十有二，赠太傅，谥文正。

　　家鼐简约敛退，生平无疾言遽色。虽贵，与诸生钧礼。闭门斋居，杂宾远迹，推避权势若怯。尝督湖北学政，典山西试，再典顺天试，总裁会试，屡充阅卷大臣，独无所私。拔一卷厕二甲，同列意不可，即屏退之，其让不喜竞类此。器量尤广，庚子，外人请惩祸首戮大臣，编修刘廷琛谓失国体，责宰辅不能争，家鼐揖而引过。其后诏举御史。家鼐独保廷琛，谓曩以大义见责，知忠鲠必不负国，世皆称之。

　　张百熙，字埜秋，长沙人。同治十三年进士，授编修。督山东学政，典试四川。命直南书房，再迁侍读。

　　光绪二十年，朝鲜衅起，朝议多主战。百熙疏劾李鸿章阳作战备，阴实主和，左宝贵、聂士成皆勇敢善战之将，以饷械不继，遂致败绩，咎在鸿章；又劾礼亲王世铎筦枢务，招权纳贿，战事起，一倚鸿章，贻误兵机：皆不报。时值太后万寿，承办典礼者犹竞尚华饰，百熙奏罢之。复偕侍讲学士陆宝忠等合弹枢臣朋比误国十大罪。未几，孙毓汶引疾归，恭亲王奕复入军机，而百熙亦出督广东学政。累迁内阁学士。二十四年，坐滥举康有为，革职留任。二十六年，授礼部侍郎，擢左都御史，充头等专使大臣。拳匪乱定，下诏求言，百熙抗疏陈大计，请改官制，理财政，变科举，建学堂，设报馆。明年，迁工部尚书，调刑部，充管学大臣。

　　京师之有大学堂也，始於中日战后。侍郎李端棻奏请立学，中旨报可，而枢府厌言新政，请缓行。迄戊戌，乃奉严旨，促拟学章，命孙家鼐为管学大臣。及政变，惟大学以萌芽早得不废。许景澄继管学，坐论义和团被诛。两宫西幸，百熙诣行在，以人望被斯任，於是海内欣然望兴学矣。百熙奏加冀州知州吴汝纶五品卿衔，总教大学。汝纶辞不应，百熙具衣冠拜之，汝纶请赴日本察视学务。大学教职员皆自聘，又薪金优厚，忌嫉者众，蜚语浸闻。汝纶返国，未至京，卒；而百熙所倚以办学者，门人沈兆祉亦受谗构。大学既负时谤，言官奏称本朝定制，部官大率满、汉相维，请更设满大臣主教事，乃增命荣庆为管学大臣。旋别设学务处，以张亨嘉为大学总监督，百熙权益分。始议分建七科大学，又选派诸生游学东西洋。荣庆意不谓可，而百熙持之坚，亲至站送诸生登车。各省之派官费生自此始。值张之洞入觐，命改定学章，及还镇，复命家鼐为管学大臣。凡三管学，百熙位第三矣。百熙拟建分科大学，以绌於赀而止，惟创医学及译学馆、实业馆，遽谢学务。赏黄马褂、紫禁城骑马。后历礼部、户部、邮传部尚书，政务、学务、编纂官制诸大臣。卒，赠太子少保，谥文达。

　　唐景崇，字春卿，广西灌阳人。父懋功，举人，有学行。景崇，同治十年进士，授编修。由侍读四迁至内阁学士。光绪二十年，典试广东。明年，主会试。历兵部、礼部侍郎，权左都御史，出督浙江学政，母忧归。拳祸起，命督办广西团练。二十九年，以工部侍郎典试浙江，督江苏学政，三十一年，诏罢科岁试，学政专司考校学务。景崇条上十事。明年，罢学政，还京供职。疏陈立宪大要四事。

　　时两广疆臣建议广西省会移治南宁，京朝官皆持异议。景崇奏陈：“迁省之议，以越南逼近龙州，法人时蓄狡谋，桂林距离远，声气难通，不若改建南宁之便。臣谓不然，今我兵力尚不能经营邕州，扼北海水陆冲要，徒虚张声势，招外人疑忌何为？且迁徙缔造之费，桂林善后之费，练兵设防之费，皆非巨款不办。方今俄居西陲，英窥南徼，蒙、藏、川、滇势均岌岌，非独一法人之可畏。以大局论，决不能竭全力事广西之一隅；以广西论，亦不能竭全力事南宁之一隅：明矣。故为今之计，诚能简重臣驻龙州，於对汛边地二千里，相度土宜，兴办树艺、屯垦、畜牧、开矿诸端，俟地利渐兴，人齿渐繁，再以兵法部勒。此上策也。至目前应变之方，莫如迅设龙州电线，移提督驻南宁，增募十营，暂停广西应解赔款，饬各省欠解广西协饷，分年摊解，用抵赔款。一转移间，饷足则兵强，可纾朝廷南顾之忧。若迁省之举，劳民费财，无益於治。”事得寝。

　　调吏部侍郎，充经筵讲官。景崇以绩学端品受主知，屡司文柄。迨科举罢，廷试游学毕业生，皆倚景崇校阅。宣统元年，戴鸿慈卒，遗疏荐景崇堪大用。二年，擢学部尚书。明年，诏设内阁，改学务大臣。是时学说纷歧，景崇力谋沟通新旧，慎择教科书。兼任弼德院顾问大臣。武昌变起，袁世凯总理内阁，仍命掌学务。引疾去。越三年，卒，谥文简。

　　景崇博览群书，通天文算术，尤喜治史。自为编修时，取新唐书为作注，大例有三：曰纠缪，曰补阙，曰疏解，甄采书逾数百种。家故贫，得秘籍精本，辄典质购之。殚精毕世，唯缺地理志内羁縻州及艺文志，馀均脱稿。

　　于式枚，字晦若，贺县人。博B闻W强Q记，善属文。光绪六年进士，以庶吉士，散馆用兵部主事。李鸿章疏调北洋差遣，历十馀年，奏牍多出其手。性不乐为外吏，又格於例不得保升京秩，久之不迁。二十二年，鸿章贺俄皇加冕，因历聘德、法、英、美诸国，式枚充随员。俄选授礼部主事，由员外郎授御史，迁给事中。赞辛丑和约，赏五品京堂。充政务处帮提调、大学堂总办、译学馆监督。三十一年，以鸿胪寺少卿督广东学政，改提学使，疏辞，命总理广西铁路。三十三年，擢邮传部侍郎。

　　当是时，政潮激烈，有诏预备立宪，举朝竞言西法，无敢持异议者。於是式枚奉命出使德国，充考察宪政大臣。濒行，疏言：“宪政必以本国为根据，采取他国以辅益之，在求其实，不徒震其名。我朝道监百王，科条详备，行政皆守部章，风闻亦许言事，刑赏予夺，曾不自私。有大政事、大兴革，内则集廷臣之议，外或待疆吏之章。勤求民隐，博采公论，与立宪之制无不符合。上有教诫无约誓，下有遵守无要求。至日久官吏失职，或有奉行之不善，海国开通，又有事例之所无，自可因时损益，并非变法更张。惟人心趣向各异，告以尧、舜、周、孔之孔，则以为不足法；告以英、德、法、美之制度，而日本所模仿者，则心悦诚服，以为当行。考日本维新之初，即宣言立宪之意。后十四年，始发布开设国会之敕谕，二十年乃颁行宪法。盖预备详密迟慎如此。今横议者自谓国民，聚众者辄云团体，数年之中，内治外交，用人行政，皆有干预之想。动以立宪为词，纷驰电函，上廑宸虑。盖以立宪为新奇可喜，不知吾国所自有。其关於学术者，固贻讥荒陋，以立宪为即可施行，不审东洋之近事。关於政术者，尤有害治安。惟在朝廷本一定之指归，齐万众之心志，循序渐进。先设京师议院以定从违，举办地方自治以植根本，尤要在广兴教育，储备人才。凡与宪政相辅而行者，均当先事绸缪者也。臣前随李鸿章至柏林，略观大概。今承特简，谨当参合中、西同异，归极於皇朝典章，庶言皆有本而事属可行。是臣区区之至原。”

　　明年，调礼部侍郎。时新党要求实行立宪，召集国会日亟。式枚上言：“臣遍考东西历史，参校同异，大抵中法皆定自上而下奉行，西法则定自下而上遵守。惟日本宪法，则纂自日臣伊藤博文，虽西国之名词，仍东洋之性质。其采取则普鲁士为多，其本原则德君臣所定，名为钦定宪法。夫国所以立曰政，政所以行曰权，权所归即利所在。定於一则无非分之想，散於众则有竞进之心。行之而善，则为日本之维新；行之不善，则为法国之革命。法国当屡世苛虐之后，民困已深，欲以立宪救亡，而適促其乱。日本当尊王倾幕之时，本由民力，故以立宪为报，而犹缓其期。中国名义最重，政治最宽，国体尊严，人情安习，既无法国之怨毒，又非日本之改造。皇上俯顺舆情，迭降谕旨，分定年期，自宜互相奋勉，静待推行。岂容欲速等於取偿，求治同於论价？至敢言监督朝廷，推倒政府，胥动浮言，几同乱党。欲图补救之策，惟在朝廷举错一秉至公，不稍予以指摘之端，自无从为煽惑之计。至东南各省疆吏，当慎择有风力、知大体者镇慑之。当十年预备之期，为大局安危所系。日皇所谓‘组织权限，为朕亲裁’，德相所谓‘法定於君，非民可解’。故必正名定分，然后措正施行。臣滥膺考察，断不敢附会时趋，贻误国家，得罪名教。”章下所司。寻调吏部侍郎。

　　上海政闻社法部主事陈景仁等电请定三年内开国会，罢式枚谢天下，严旨申饬，褫景仁职。式枚复奏言：“德皇接受国书，答言宪政纷繁，虑未必合中国用，选举法尤未易行。又昔英儒斯宾塞尔亦甚言宪法流弊，谓美国宪法本人民平等，行之久而治权握於政党，平民不胜其苦。盖欧人言宪法，其难其慎如此。今横议遍於国中，上则诋政府固权，下则骂国民失职，专以争竞相劝导。此正斯宾塞尔所云政党者流，与平民固无与也。伊藤博文论君臣相与，先道德而后科条。君民何独不然？果能诚信相接，则普与日本以钦定宪法行之至今；如其不然，则法兰西固民约宪法，何以革命者再三，改法者数十而犹未定？臣愚以为中国立宪，应以日本仿照普鲁士之例为权衡，以毕士麦由君主用人民意见制定，及伊藤博文先道德后科条之言为标准，则宪法大纲立矣。”章下所司。又以各省谘议局章程与普国地方议会制度不符，大恉谓：“改革未定之时，中央政权唯恐少统一坚强之力，而国民识政体知法意者极少。骤以此庞大政权之地方议会，横亘政府与国民之间，纵使被选者不皆营私武断，而一国政权落於最少数人之手，劫持中外大臣，后患何可胜言？”因证以普制，逐条驳议。先后译奏普鲁士宪法全文、官制位号等级，暨两议院新旧选举法。式枚以三十三年冬行，宣统元年六月返国，以疾乞假。张之洞遗疏荐式枚堪大用。转吏部侍郎，改学部侍郎，总理礼学馆事、修订法律大臣、国史馆副总裁。国变后，侨居青岛。未几，卒，年六十三，谥文和。

　　式枚生而隐宫，精力绝人，夜倚枕坐如枯僧。内介而外和易。论事謇谔，颇有声公卿间云。

　　沈家本，字子惇，浙江归安人。少读书，好深湛之思，於周官多创获。初援例以郎中分刑部，博稽掌故，多所纂述。光绪九年，成进士，仍留部。补官后，充主稿，兼秋审处。自此遂专心法律之学，为尚书潘祖荫所称赏。十九年，出知天津府，治尚宽大，奸民易之，聚众斗於市，即擒斩四人，无敢复犯者。调剧保定，甘军毁法国教堂，当路慑於外势，偿五万金，以道署旧址建新堂，侵及府署东偏。家本据府志力争得直。拳匪乱作，家本已擢通永道、山西按察使，未及行，两宫西幸。联军入保定，教士衔前隙，诬以助拳匪，卒无左验而解。因驰赴行在，授光禄寺卿，擢刑部侍郎。

　　自各国互市以来，内地许传教，而中外用律轻重悬殊，民、教日龃龉。官畏事则务抑民，民不能堪，则激而一逞，往往焚戮成巨祸。家本以谓治今日之民，当令官吏普通法律。然中律不变而欲收回领事审判权，终不可得。会变法议起，袁世凯奏设修订法律馆，命家本偕伍廷芳总其事；别设法律学堂，毕业者近千人，一时称盛。补大理寺卿，旋改法部侍郎，充修订法律大臣。宣统元年，兼资政院副总裁，仍日与馆员商订诸法草案，先后告成，未尝以事繁自解。其所著书，有读律校勘记、秋谳须知、刑案汇览、刺字集、律例偶笺、历代刑官考、历代刑法考、汉律摭遗、明大诰竣令考、明律目笺，他所著非刑律者又二十馀种，都二百馀卷。卒，年七十四。

　　论曰：自变法议兴，凡新政特设大臣领之。百熙管学务，家本修法律，并邀时誉。景崇之主教育，谋沟通新旧；式枚之论宪政，务因时损益。而大势所趋，已莫能挽救。家鼐儒厚廉谨，常以资望领新政，每参大计，独持正不阿。贤哉，不愧古大臣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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