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公孙丑章句下·第二节》

　　孟子将朝王，王使人来曰：“寡人如就见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风。朝，将视朝，不识可使寡人得见乎？”

　　对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

　　明日，出吊于东郭氏。公孙丑曰：“昔者辞以病，今日吊，或者不可乎？”

　　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吊？”

　　王使人问疾，医来。

　　孟仲子对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忧，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趋造于朝，我不识能至否乎。”

　　使数人要于路，曰：“请必无归，而造于朝！”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

　　景子曰：“内则父子，外则君臣，人之大伦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见王之敬子也，未见所以敬王也。”

　　曰：“恶！是何言也！齐人无以仁义与王言者，岂以仁义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与言仁义也’云尔，则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于王前，故齐人莫如我敬王也。”

　　景子曰：“否，非此之谓也。礼曰：‘父召无诺；君命召不俟驾。’固将朝也，闻王命而遂不果，宜与夫礼若不相似然。”

　　曰：“岂谓是与？曾子曰：‘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夫岂不义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恶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与有为也。故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今天下地醜德齐，莫能相尚，无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汤之于伊尹，桓公之于管仲，则不敢召。管仲且犹不可召，而况不为管仲者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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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 公孙丑章句下第二节译文及注释

　　孟子准备去朝见齐王，恰巧齐王派了个人来转达说：“我本应该来看您，但是感冒了，吹不得风。明早我将上朝处理政务，不知您能否来朝廷上，让我见到您？”　　孟子回答说：“不幸得很，我…展开

译文　　孟子准备去朝见齐王，恰巧齐王派了个人来转达说：“我本应该来看您，但是感冒了，吹不得风。明早我将上朝处理政务，不知您能否来朝廷上，让我见到您？”　　孟子回答说：“不幸得很，我也有病，不能上朝廷去。”　　第二天，孟子要到东郭大夫家里去吊丧。公孙丑说：“昨天您托辞生病谢绝了齐王的召见，今天却又去东郭大夫家里吊丧，这或许不太好吧？”　　孟子说：“昨天生病，今天好了，为什么不可以去吊丧呢？”　　齐王打发人来问候孟子的病，并且带来了医生。孟仲子应付说：“昨天大王命令来时，他正生着病，不能上朝廷去。今天病刚好了一点，已经上朝廷去了，但我不知道他能否到达。”　　孟仲子又立即派人到路上去拦孟子，转告孟子说：“请您无论如何不要回家，而赶快上朝廷去！”　　孟子不得已而到景丑的家里去住宿。景丑说：“在家庭里有父子，在家庭外有君臣，这是人与人出问最重要的伦理关系。父子之间以慈恩为主，君臣之间以恭敬为主。我只看见齐王尊敬您，却没看见您尊敬齐王。”　　孟子说：“哎！这是什么话！在齐国人中，没有一个与齐王谈论仁义的。难道是他们觉得仁义不好吗？不是。他们心里想的是：‘这样的王哪里配和他谈论仁义呢？，这才是他们对齐王最大的不恭敬．至于我，不是尧舜之道就不敢拿来向齐王陈述。所以，齐国人没有谁比我更对齐王恭敬了。”　　景丑说：“不，我不是说的这个方面。礼经上说过，父亲召唤，不等到应‘诺’，‘唯’一声就起身；君王召唤，不等到车马备好就起身，可您呢，本来就谁备朝见齐王，听到齐王的召见却反而不去了，这似乎和礼经上所说的不大相合吧。”　　孟子说：“原来你说的是这个呀！曾子说过：‘晋国和楚国的财富，没有人赶得上。不过，他有他的财富，我有我的仁；他有他的爵位，我有我的义。我有什么不如他的呢？’曾子说这些话难道没有道理吗？应该是有道理的罢。天下有三样最尊贵的东西：一样是爵位，一样是年龄，一样是德行。在朝廷上最尊贵的是爵位；在乡里最尊贵的是年龄；至于辅助君王治理百姓，最尊贵的是德行．他怎么能够凭爵位就来怠慢我的年龄和德行呢？所以，大有作为的君主一定有他不能召唤的大臣，如果他有什么事情需要出谋划策，就亲自去拜访他们。这就叫尊重德行喜爱仁道，不这样，就不能够做到大有作为。因此，商汤对于伊尹，先向伊尹学习，然后才以他为臣，于是不费大力气就统一了天下；桓公对于管仲，也是先向他学习，然后才以他为臣，于是不费大力气就称霸于诸侯。现在，天下各国的土地都差不多，君主的德行也都不相上下，相互之间谁也不能高出一筹，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君王们只喜欢用听他们的话的人为臣，而不喜欢用能够教导他们的人为臣。商汤对于伊尹，桓公对于管仲就不敢召唤。管仲尚且不可以被召唤，更何况连管仲都不屑于做的人呢？”

注释(1)王：指齐王。(2)如：宜，当，应当。(3)朝，将视朝：第一个“朝”读zhao，即“清晨”的意思：第二个“朝”读Chao，意即“朝廷”，视朝即在朝廷处理政务。(4)不识：不知。(5)造；到，上。(6)东郭氏：齐国的大夫。(7)孟仲子：孟了的堂兄弟，跟随孟子学习。(8)采薪之忧：本意是说有病不能去打柴，引申为自称生病的代词。薪，柴草。(9)要(yao)：拦截。(10)景丑氏：齐国的大夫。(11)父召无诺《礼记•曲礼》：“父召无诺，先生召无诺，唯而起。”“唯”和“诺”都是表示应答，急时用“唯”，缓时用“诺”。父召无诺的意思是说，听到父亲叫，不等说“诺”就要起身。(12)不俟驾：不等到车马备好就起身。(13)宜：义同“殆”，大概，恐怕。(14)慊(qian)：憾，少。(15)醜(Chou)：类似，相近，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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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读解

爱民的具体做法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所以本书的编纂者举了一段孟子与齐王见与不见的故事，用以说明爱民的起码行为，并通过孟子与公孙丑、景丑氏的问答，指出爱民所必需具备的修养。孟子此时到齐国…展开

　　爱民的具体做法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所以本书的编纂者举了一段孟子与齐王见与不见的故事，用以说明爱民的起码行为，并通过孟子与公孙丑、景丑氏的问答，指出爱民所必需具备的修养。孟子此时到齐国，只是一个布衣百姓，他没有高官厚禄，也没有代表哪个国家，更不是齐王手下的一个臣子，他只是因为有许多学问而出名。对于这样的一个人，齐王应去拜访，以表谦虚好学之意。然而齐王却象召唤手下人一样，召唤孟子去王宫，这就是不谦虚好学，不礼贤下士，不爱民的表现。其实孟子也不是一个倨傲狂放的人，他本来是要去拜见齐王的，但恰好齐王派人来，于是孟子识破了齐王的骄奢便借口有病而不去了。但孟子并不想讨好齐王，所以第二天他就去参加了东郭氏的葬礼。按公孙丑、孟仲子和景丑氏等人的想法，既然借口有病而不去拜见齐王，那么第二天也应该装病，不能去参加东郭氏的葬礼。因为齐王假如知道孟子是装病，他就会很生气。而惹得统治者生气，则是很不明智的行为。但孟子却不是这样想，意思就是说，齐王有的只是地位，他不能因为有地位而轻视辈份次序和国家统治人民的规律。为什么呢？如果因为有地位而轻视辈份次序，则会轻视和怠慢长辈，不爱护幼辈。那么全天下的人们都会仿效齐王的行为，有了一点地位就轻视和怠慢长辈，不爱护幼辈，社会秩序还会存在吗？社会行为规范还有作用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能维持吗？如果因为有地位而轻视国家统治人民的规律，那就更糟糕了，因为规律——社会发展趋势，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如果因为自己有一点地位而轻视社会发展趋势和规律，那必然就是失败的结局。所以孟子又接着分析说，“所以，准备大有作为的君主，一定有他不敢召唤的臣子，……”这一段分析真是透入了骨髓，直到今天仍有着很好的现实意义，现在很多官员仍然是“喜欢用听从自己教导的人为臣，而不喜欢用有能力教导自己的人为臣。”这个“任人唯亲”、“任人唯贤”的问题，仍是现在各国领导们头痛的而且是无法解决的问题。许多领导人面对比自己有才干的人，往往是嫉贤妒能，害怕丢掉自己的地位和名利，而不会从大局出发，从大局着想，让更有才干的人来把企业、单位治理得更好。 折叠

第二节解析

这个连管仲都不屑于做的人就是孟子自己。因为在《公孙丑上》里，当公孙王提出管仲来和孟子相比时，孟子已经说过，自已根本不屑于与管仲相比。（参见3•1）比都不愿意比，当然就更不愿意做了。…展开

　　这个连管仲都不屑于做的人就是孟子自己。因为在《公孙丑上》里，当公孙王提出管仲来和孟子相比时，孟子已经说过，自已根本不屑于与管仲相比。（参见3•1）比都不愿意比，当然就更不愿意做了。

　　可见孟子的自视是很高的。

　　自视既然这样高，当然就不愿意被呼来唤去的了。自己主动要去朝见是一回事，被召唤去朝见又是另一回事。所以，孟子才有为景丑等人所不理解的行为。这种行为，不仅孟子有，就是孔子也是有的。我们读本章，有些地方就与《论语•阳货》记录孔子虚与委蛇对付阳货的情况相似。说穿了，是因为凡是自视甚高的人都很注意自己的立身“出处”。这种做法，在民间的看法可就不一样了，说得好听一点是“清高”，说得不好听一点是“拿架子”，再说得难听一点那可就是“迂腐”而“酸溜溜”的了。或许正是因为这样，因为他们的“清高”（或“迂腐”）而不肯苟且，所以无论是孔子还是孟子周游列国都不被重用，空有满腹经纶和济世良方。相反，像苏秦、张仪那样的纵横家却完全没有孔、孟的“清高”（或“迂腐”），“展开谈天说地口，来说名利是非人”，只管游说得君王高兴，不择一切手段，结果却大行其道，甚至能够“挂六国相印”。

　　撇开对孔、孟与苏秦、张仪的比较不论，回到对用人一方面的要求来看，孟子在这里的意思是很明确的，就是要求当政治目的君王“尊贤使能”，“尊德乐道”，礼贤下士，主动放下自己尊贵的架子而启用贤才，甚至拜贤才为老师，就像商汤王对待伊尹，齐桓公对待管仲那样。其实，这也是儒学在用人问题上的基本观点。虽然孔、孟本人一生宣扬这种观点而自身并没有受到过这种待遇，但他们的思想却对后世的用人之道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刘玄德“三顾茅庐”请诸葛亮的故事，不就是这种影响最为典型的例证吗？

　　当然，有这种典型的例证并不意味着后世都在实施着孔、孟的观点。而是恰恰相反，人们越是津津乐道于“三顾茅庐”的故事，就越是说明现实中缺乏这，种“礼贤下士”、“求贤若渴”的作风。事实上，孔、孟的思想永远都给我们以理想主义的感觉，他们所提出的一些思想观点，就是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也仍然使人感到有很多理想的成分。或许，也正是因为有这种理想的成分吧，才使他们的理论历久而常新，给人以启迪而不过时，这已经是题外的话了。

　　回到用人和被用的问题上来，既然当政者多半“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既然任人唯贤、礼贤下士是如此困难，如此遇，作为被用的人，有一点“不可召”的清高和骨气，不也是应该的吗？正如曾子所说：你有你的官位，我有我的正义，我又输与你什么呢？

　　所以，我们还不能简单地认为孟子“不能造朝”是故作姿态，是迂腐，而应该肯定他的清高和骨气。不然的话，“亚圣”之名从何得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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