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梁惠王章句下·第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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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宣王问曰:“交邻国有道乎?”
孟子对曰:“有。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践事吴。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诗云:‘畏天之威,于时保之。’”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对曰:“王请无好小勇。夫抚剑疾视曰,‘彼恶敢当我哉’!此匹夫之勇,敌一人者也。王请大之!诗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笃周祜,以对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于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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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 梁惠王章句下第三节译文及注释
齐宣王问道:“和邻国交往有什么讲究吗?” 孟子回答说:“有。只有有仁德的人才能够以大国的身分侍奉小国,所以商汤侍奉大国,周文王侍奉昆夷。只有有智慧的人才能够以小国的身分侍…展开译文 齐宣王问道:“和邻国交往有什么讲究吗?” 孟子回答说:“有。只有有仁德的人才能够以大国的身分侍奉小国,所以商汤侍奉大国,周文王侍奉昆夷。只有有智慧的人才能够以小国的身分侍奉大国,所以周太王侍奉獯鬻,越王勾践侍奉吴王夫差。以大国身分侍奉小国的,是以天命为乐的人;以小国身分侍奉大国的,是敬畏天命的人。以天命为乐的人安定天下,敬畏天命的人安定自己的国家。《诗经》说:‘畏惧上天的威灵,因此才能够安定。’” 宣王说:“先生的话可真高深呀!不过,我有个毛病,就是逞强好勇。” 孟子说:“那就请大王不要好小勇。有的人动辄按剑瞪眼说:‘他怎么敢抵挡我呢?’这其实只是匹夫之勇,只能与个把人较量。大王请不要喜好这样的匹夫之勇!” “《诗经》说:‘文王义愤激昂,发令调兵遣将,把侵略莒国的敌军阻挡,增添了周国的吉祥,不辜负天下百姓的期望。’这是周文王的勇。周文王一怒便使天下百姓都得到安定。” “《尚书》说:‘上天降生了老百姓,又替他们降生了君王,降生了师表,这些君王和师表的唯一责任,就是帮助上帝来爱护老百姓。所以,天下四方的有罪者和无罪者,都由我来负责,普天之下,何人敢超越上帝的意志呢?’所以,只要有一人在天下横行霸道,周武王便感到羞耻。这是周武王的勇。周武王也是一怒便使天下百姓都得到安定。如今大王如果也做到一怒便使天下百姓都得到安定,那么,老百姓就会唯恐大王不喜好勇了啊。”
注释 ⑴汤事葛:汤,商汤,商朝的创建人。葛,葛伯,葛国的国君。葛国是商紧邻的小国,故城在今河南宁陵北十五里处。⑵文王事昆夷:文王,周文王。昆夷,也写作“混夷”,周朝初年的西戎国名。⑶太王事獯(xun)鬻(yu):太王,周文王的祖父,即古公父。獯鬻又称猃狁,当时北方的少数民族。⑷勾践:春秋时越国国君(公元前497年至前465年在位)。吴:指春秋时吴国国君夫差。⑸畏天之威:,于时保之:引自《诗经。周颂。我将》。⑹《诗云》:以下诗句引自《诗经。大雅。皇矣》。⑺赫斯:发怒的样子。⑻爰:语首助词,无义。⑼遏:止;徂(cu):往,到。莒:古国名,在今山东莒县,公元前431年被楚国消灭。⑽笃:厚;祜:福。⑾《书》曰:书,《尚书》,以下引文见伪《古文尚书。周书。泰誓》。⑿厥:用法同“其”。⒀衡行:即“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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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读解
与邻国相交也就是与别人交朋友,交朋友的目的也就是为了求得和睦相处,大家都平安无事。因此,只有能爱民的国君能以大的侍奉小的,只有有智慧的人能以小的侍奉大的,安于天命的人能保护天下,敬…展开与邻国相交也就是与别人交朋友,交朋友的目的也就是为了求得和睦相处,大家都平安无事。因此,只有能爱民的国君能以大的侍奉小的,只有有智慧的人能以小的侍奉大的,安于天命的人能保护天下,敬畏天命的人能保护国家。其实这就是最佳行为方式之意。在这个问题上,老子曾经讨论过,“故大邦以下小邦,则取小邦;小邦以下大邦,则取大邦。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邦不过欲兼畜人,小邦不过欲入事人。夫两者各得所欲,大者宜为下。”这个意思是说,所以大的邦国以谦下对待小邦国,则能够取得小邦国的信任;小邦国以谦下对待大邦国,则能够取得大邦国的信任。或者是以谦下取得信任,或者是以谦下而被信任。大的邦国不过是想兼顾养育人民,小的邦国不过是想加入并侍奉大国。这样大国小国都满足了自己的愿望,但大邦国还是宜为谦下。而大的邦国之所以能成其大,是因为人民众多。之所以人民众多,是因为人民都信任其统治者的政策,因此愿意到这个大国来定居。所以,一个国家的政策好坏,常常决定着国家的前途命运。因此大国在拥有了众多的人民后,更应该以谦下的态度来对待人民,来对待小国。
所以孟子举了《诗经》所说的例子,敬畏上天的威严,于什么时候都能保护之。为什么要敬畏天命呢?天命又是什么东西呢?孟子在这里没有说明,但我曾在《论语》、《大学》、《中庸》中有过探讨,天命就是天道的规律,人生的道路是要服从上天的道路的,一年有四季,有365天,一天有十二个时辰,二十四小时,地球围绕着太阳自转、公转,这都是天道。作为地球人,非服从这个天道的规律不可,除非你跳出地球。知道了天道的规律,从而才可以知道人道的规律;知道了人道的规律,才可以“为政”,也就是才能真正懂得统治人民的规律和决窍,也才能选择到最佳行为方式。
但是齐宣王避开天命这个话题,转而谈“勇”,这与梁襄王一样,都是崇尚以武力解决问题。所以孟子只好又举了周文王、武王的例子,文、武王不勇吗?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他们俩人有过人的武功吗?有过人的勇力吗?没有!他们都是以“爱民”为中心,才取得天下的。所以孟子劝告齐宣王,如果也想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只有先“爱民”,有了“爱民”的勇气,才能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因此,老百姓惟恐君主没有“爱民”的勇气。私有制的畸形发展使得人们的正常的生存欲望变成了贪求、贪婪、贪恋之贪欲,而为了贪欲的满足,人们就会诉诸武力来进行侵略、掠夺、剥削。在孟子生活的春秋时期,拥有勇力、武力的人也就等于拥有了权势与财富。而人民受此“好勇疾贫”的影响,贪欲也逐渐增强,也就成了社会混乱的根源。既然人人都在为着满足自己的欲望而不惜诉诸武力,那么,人与人之间就会缺少相互亲爱的情感而彼此憎恨,憎恨之过份,则也会因情感问题而导致社会的混乱。社会越混乱,为了人们自己生存的需要,人与人之间也就越缺乏相互亲爱的精神。所以,孟子认为,欲望,尤其是过度的欲望的满足的需要,是导致社会混乱的根本原因。
而在“爱民”中,孟子所说的是,由一个人来衡量、评定天下的是非是不可以的,因为,个人的看法只能代表个人,不能代表全体人民。而全体人民都是反对以武力夺取天下的。只有使人民安居乐业的意愿,才能代表全体人民的心愿。
孟子在这里总结了商汤、周文、武王的“仁、智、勇”三种品德,只有“仁、智、勇”三者兼备的人当政才能杜绝匹夫之勇。所以,邦交之道,交友之道,实际上也就是“爱民”之道。用孟子的这些思想来指导我们现代工作,也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国与国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如果用仁爱以大事小,用智慧以小事大,“以笃周祜,以对于天下”,杜绝匹夫之勇,难道不能做强做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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